英文标题：Academic Investigation of China’s Model

[内容提要]本文系统梳理了2008年以来围绕“中国模式”而展开的学术讨论，以“中国模式”是否存在、“中国模式”如何定义如何评估、“中国模式”是否值得宣扬和推广三个问题为核心，在归纳总结学界不同观点的基础上，指出以“政府主导”、“贤人政治”、“举国体制”、“运动式管理”、“GDP锦标主义”为构成要素的“中国模式”在实现经济增长方面确实显现了一定的优势，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极化效应、短期行为、贫富悬殊、公共服务滞后、社会保障不足、社会抗议运动等)，而且，在目前的发展水平下，也面临多重困境(民生不昌、民力不强、内需不足、环境不支、创新乏力、司法不力、公权滥用等)，其可持续性值得怀疑，认为冷静的态度和持久的政策倾向还应该是积极变革，调整发展战略，谋求新的发展方式。

[关键词] 中国模式 政府主导 北京共识

2008年以来，中国政府在汶川抗震减灾、主办奥运会、抗击国际金融危机、经济保增长等一系列事件上的明显表现，向世人展现了“中国奇迹”的效应，使“中国模式”成了国际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伴随着新中国60年的辉煌成就展示、经济总量世界排位的持续攀升，这个话题的热度还在不断升温。近百年的赶超梦想和30年的经济成就使许多中国人更乐于接受“中国模式”这一概念，但是，一些冷静的学者不断警告：对于“中国模式”的过度沉溺和解读，可能会消解人们的批判和反思能力，麻痹人们的改革意识。

中国学界对于“中国模式”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评价。了解学界的不同观点，有助于对中国的发展做出更加全面的认识和判断。本文旨在梳理学界围绕“中国模式”所形成的各种观点，以便读者形成自己的判断。

围绕“中国模式”的争议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中国影响力在全球的日益增长，“中国模式”的概念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议论。在议论过程中产生了三个方面的争论：

首先，围绕“中国模式”是否真的存在产生了分歧。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的发展成就表明中国既有的“党的领导”、“政府主导”、“举国体制”、“绩优选拔”(或贤人政治)这样的体制及管理方式总体上是成功的，它应该成为一种经典的发展范例[②]。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还在发展当中，许多方面面临着改革，甚至是那些被认定为“中国模式”之构成要素的东西也还是改革的对象，因此，“中国模式”的提法将一个“进行时态”当成了“完成时态”，有“固化”中国改革经验之嫌[③]。而且，所谓的“中国模式”不过是全球化形势下后发国家的阶段性体现——充其量不过是当初“东亚模式”(或“亚洲奇迹”)的翻版，构不成自由市场体系(所谓“华盛顿共识”)之外的另一种发展版本。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不管是成功经验也好，阶段性发展也罢，排除价值评判的因素，把“中国模式”视为一种既存事实，不妨对其利弊得失进行客观分析[④]。

其次，在“中国模式”存在论中，围绕“中国模式”是什么和如何定性的问题又分化为不同的学术版本。较早的版本认为，前所未有的好领导(集体领导)，改革开放的好政策(经济建设)，举国体制的好制度(集权体制)是中国成就的根本原因，而(1)政府主导，(2)解放思想实事求是，(3)试验区方式，(4)渐进与增量改革，(5)从微观领域入手，(6)利用资源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合作，(7)保持独立自主，韬光养晦等被看作是“中国模式”的构成要素。在这种版本中，有人将30年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归功于中国“平等与中性的政府”[⑤]。稍后的版本认为，“中国模式”不过是“政府主导”的“威权主义”模式的再现。在这种版本中，较为典型的观点认为，所谓“中国模式”其实就是“全球化”+“低人权优势”;所谓“中国奇迹”的主要奥秘在于铁腕之下谁也不能讨价还价，减少了中国经济学家所谓的“交易成本”，避免了“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征地客”这种“民主困境”[⑥]。

最后，在所认定的“中国模式”之下，围绕“中国模式”的可持续性形成了不同的判断。虽然没有明示，但有观点暗含了这样的结论：“中国模式”代表了一种成功的发展经验——集中领导、政府主导、国家工程等，中国今后还可凭借这一模式谋求继续发展。2008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被认为所受影响较小，而且出手救市及时且有效，经济恢复似乎最快。这一事实强化了“中国模式”的成就感，促成了这样的认识：在这场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的经济发展可谓一枝独秀，风景这边独好;中国之所以能够从容应对危机，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绝非偶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经济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为克服危机和抵御各种经济风险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和雄厚的物质基础;国际金融危机“用事实驳斥了种种盲目推崇资本主义、迷信新自由主义、否定社会主义的论调”，为“中国模式”的推广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但是，更为普遍的观察坚持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即使促成了以往的经济奇迹，但也付出了高昂的成本和代价，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它并不具有可持续性，需要抓紧时机及时调整和诊治。

对“中国模式”的评估

面对“中国模式”，有人认为它是个好模式，有人认为它不是个好模式(甚至说它是个坏模式)。而在肯定“中国模式”的人中，有人说它可以推广，有人说它只适合中国的特殊条件，不宜到处鼓吹。无论如何，这些争论涉及了一个核心问题，即，所谓“中国模式”如何定义、如何评估?

有研究指出，中国的发展不同于苏联时期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之后的“休克疗法”，中国发展所遵循的是“政策主导型的渐进式改革”路线。这种“政策主导型的渐进式改革”模式区别于“民意主导型”的、由体制外力量所推动的权利驱动或利益集团驱动的民主变革模式，其改革政策主要由来自执政党和官僚精英等体制内的力量所推动，以改善治理效果为目的。依照这种观察，中国的发展取决于“决策模式的变革”。因此，有人关注中国决策模式的变化，指出在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过程中，专家、传媒、利益相关群体和人民大众发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关门模式”和“动员模式”逐渐式微，“内参模式”成为常态，“上书模式”和“借力模式”时有所闻，“外压模式”频繁出现，这表明中国党政决策方式开始走向多样化[⑦]。类似的观察和评论也支持了上述观点，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在决策结构上已经从个人专断转向多元参与，在决策能力上已经从经验决策转向科学决策，在决策机制上已经从非制度化决策转向制度化决策，这些变化不仅表明中国政治运行机制的重要发展，而且产生了许多有利于中国发展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结果[⑧]。

“治理模式的变革”通常也被当作30年中国发展根源的理论解释。有研究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是一个包括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内的整体性社会变迁过程，中国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治理改革”;中国的改革并非许多西方学者所理解的政治改革，这种改革不涉及基本政治框架的变动，而是一种以政府治理或政府管理体制为重点内容的改革，即“以治理为中心的改革”;纵观从1978年到2008年30年中国治理变革的轨迹，可以看到这样一条清晰的路线图：从一元治理到多元治理，从集权到分权，从人治到法治，从管制政府到服务政府，从党内民主到社会民主。“治理改革的重点内容，是生态平衡、社会公正、公共服务、社会和谐、官员廉洁、政府创新、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决定性地影响中国治理状况的主要变量，是社会经济的变化、政治发展的逻辑、新型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全球化的冲击。经过改革开放以来近30年的探索，中国正在形成一种特殊的治理模式，其治理改革的目标已经十分清楚，这就是：民主、法治、公平、责任、透明、廉洁、高效、和谐”[⑨]。

不过，理论分析和研究者旨在向自己所期待的方向引导而采取的善意解释并不能替代客观事实。过去，人们曾经较多地使用“全能主义”(totalism)这一概念来概括中国政府治理的特点。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力引入市场机制，力求实现管理社会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党政体系的决策方式和治理模式，但一些冷静的观察坚持认为，政府主导的全能主义依然是目前中国社会管理模式最为恰当的概括。

“政府主导”被看成是“中国模式”的重要特色，而中国制度的特点更有助于推行“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最新的讨论注意到，近十多年来，政府所拥有的物质资源、组织资源日见增强，其控制社会的能力也越来越大。经济发展是政府主导的，基层和社区建设是政府主导的，文化体育事业是政府主导的，即使诸如民间组织的发展、地方文化宗教事务兴起之类的事情，也是政府主导的。事实表明，中国的发展变化已经形成了对政府的高度依赖，而社会处于被动员、被导演、被整治的状态始终未有改变。“政府主导”不断强化的势头，一方面造成政府能力越来越大，形成一种惯性和循环——“政府主导”越是促成经济繁荣，社会资源便越是掌控在政府手中;社会资源越是掌控在政府手中，经济繁荣便愈加依赖“政府主导”;另一方面，伴随着政府吸附资源的能力越来越强，涉入社会事务越来越深，管理的事务越来越广，全能主义倾向越来越严重，相应地，社会自理和自治的能力便越来越弱，社会和民众依赖政府的程度也越来越大，进一步而言，政府成为社会矛盾焦点的风险也会更大[⑩]。

不言而喻，“政府主导”意味着政府扮演社会发展“领跑者”的角色。事实上，政府通过制定和执行各种规划、组织调动各种资源、设计和实施各种“工程”，引领社会不断地打破记录创设新高，这或许是创造经济奇迹的“中国模式”的秘诀之一。但是，政府领跑也留下了许多隐患，而且，很多时候，政府作为“领跑者”跑得太快，以至于社会大众难以追赶;政府的目标太过超前，以至于远远超出百姓的实际需求[11]。今天，人们在考察和评估“中国模式”时自然会发问：在观看GDP竞标赛、欣赏政府“领跑”的时候，是不是也该考虑如何让政府的目标不至于超越和偏离百姓的需求和期盼太远?

“中国模式”是否值得推广

就在中国学界为“中国模式”展开争论的时候，统计数据显示“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事实，作为一种成功经验的例证，又为“中国模式”的热烈讨论“火上浇油”。本来，剑桥大学政治学者Stefan Halper和美国外交政策专家Ian Bremmer已经注意到，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学界流行一种思潮认为，中国的经济模式(即所谓“北京共识”)似将取代美国模式。现在，面对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事实，就连一些美国人士也“对中国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效率表达了公开的艳羡”[12]。

中国的经济成就和金融危机之下西方经济的不景气，两相比较让许多人对“中国模式”充满了信心[13]。有人更加坚定地宣称，“中国模式是关于共和国六十年‘成功之路’的理论解释，即因果抽象。目前学界、政界都存在把西方的今天当成中国明天的迷信，总结中国模式是为了说明，中华民族走的路是独特的，而且是成功的”[14];今后，要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坚持经济发展不动摇，坚持政治稳定不折腾，坚持国际公正不偏袒”，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继续坚持以往的“中华政体”，避免“政体西化”的陷阱[15]。

那些冷观“中国模式”的人们自认为足够清醒，他们认为，所谓“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不过是“世界向中国献媚”，大有“忽悠”和“捧杀”中国之嫌[16]。他们一再警告，“西方吹捧中国模式是害中国”[17]，中国人切忌盲目乐观，自我满足，自我膨胀。他们主张慎提“中国模式”，认为“模式”有定型之嫌，也有消解改革的危险，同时呼吁国际社会不要对中国的发展做出过度解读，强调国人不应该人云亦云，而应该将关注的重点放在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和自身体制的改革和完善上来。

“中国模式”是否值得高调张扬和推广?尽管一些美国人表达了对中国发展效率的“公开艳羡”，但好像少有听说美国人表示愿意仿效中国，反而听到的是美国为什么不能学习“中国模式”的言论[18]。其实，仔细分析，中西方历来具有不同的问题意识和发展任务，因此，对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也应该有不同的视角。西方人更愿意强调“中国模式”的亮丽效果，以寄托他们对于本国政府效能的期盼，而中国人更应该看到“中国模式”背后的成本和代价以及严重的“后遗症”，导出进一步推进改革、调整发展战略、转变增长方式的结论。

其实，“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问题的关键也许在于如何克服“民主的经济矛盾”和“民主的公地悲剧”，而对于中国来说，主要的任务或许在于克服“全能主义困境”和“公权主导下的‘私田’悲剧”。

结论

由“中国模式”问题上的学术讨论可以看出，人们承认，“政府主导”作为后发展国家曾经或目前流行的发展模式，确实促成了经济的快速增长;构成“中国模式”之要素的“政府主导”、“贤人政治”、“举国体制”、“运动式管理”、“GDP锦标主义”等，在诸如经济增长、“奥运”与“世博”辉煌、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工程投资等方面，显现了一定的优势，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极化效应、短期行为、贫富悬殊、公共服务滞后、社会保障不足等(这些问题引发了不同程度的社会抗议运动)，而且，在目前的发展水平下，也面临多重困境(民生不昌、民力不强、内需不足、环境不支、创新乏力、司法不力、公权滥用等)，其可持续性令人担忧。

中国的发展经验表明，政治权威领袖自上而下的推动，在打破既有的利益格局、输入新的运行机制方面非常关键。因此，改革的“第一推动”作用相当重要。有观点认为，未来中国改革的动力更主要地可能来自下层或基层。但问题是，下层或基层的改革动力如何转化为上层改革的政策?这是值得进一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中国模式”需要调整和改革，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改变家长式包办主义的管理模式，促进政府围绕“公共性”和“回应性”实现制度创新，给民间和社会以更大的发展空间。做好“公共性”意味着政府要着力公共制度建设，保证决策和管理的开放性，力求做到公共事务公共管理;做好“回应性”意味着政府“掌舵”又“划桨”的作为要有所收敛，以公共服务为中心重新设定政府角色和职能。总而言之一句话，中国要崛起，但“中国模式”不应崛起[19]。

本文刊发于《探索与争鸣》2010年12期。

[①] 本文属于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政府治理机制研究”(课题编号：08JJD810160)阶段性成果，根据“国际比较视阈下的社会主义探索”国际学术研讨会 (中央编译局2010.9.16)和“金融危机下的政府管理”国际研讨会(国家行政学院2010.11.8)发言修改而成。

[②] 参见潘维：“中国未来三十年：愿景与陷阱”，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办《观察与交流》第50期，2010年2月28日;“是时候开始总结中国模式了”，潘维、玛雅主编：《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121-127页。

[③] 如李君如认为，讲“模式”，有定型之嫌。这既不符合事实，也很危险。危险在哪里?一会自我满足，盲目乐观;二会转移改革的方向，本来我们的改革改的是旧体制，在旧体制还没有完全变革、新体制还没有完善定型的情况下，说我们已经形成了“中国模式”，以后就有可能把改革的对象由旧体制变为这个“模式”，即把这个“模式”视为改革的对象(参阅李君如：“慎提‘中国模式’”，载于《学习时报》2009年12月08日)。

[④] 类似的观点可参阅郑永年：“中国模式研究应去政治化”，载于《人民论坛》2010年08月26日。

[⑤] 参见贺大兴、姚洋：“平等与中性政府：对中国三十年经济增长的一个解释”，载于《世界经济文汇》2009年第1期。

[⑥] 参见秦晖：“从南非看中国——‘低人权优势下’的‘经济奇迹’”，载于《领导者》杂志2009年10月、12月、2010年2月。

[⑦] 参见王绍光：“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⑧] 参见王磊、胡鞍钢：“结构、能力与机制：中国决策模式变化的实证分析”，载于《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6期。

[⑨] 参阅俞可平：“中国治理变迁30年(1978-2008)”，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3期。

[⑩] 参阅燕继荣：“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政治学思考”，载于《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09年6期。

[11] 民间流传有这样的顺口溜：“刚说学会了，又说不对了;刚说不变了，又来文件了”，这种说法再形象不过地说明了政府“跑得快”，政策变化快得让人难以适应的事实。此外，政府追求“宽马路，大高楼”的都市形象，使原有的胡同商铺四合院大批拆迁;政府实施文明整洁卫生的城管目标，使小摊小贩见了城管队员慌不择路。这些事例反复说明“政府主导”模式下“领跑者”的“超前性”。

[12] 参阅Chrystia Freeland：“美国不能学习中国模式”，载于《华盛顿邮报》2010年8月30日。

[13] 参见吴志攀：“我们对中国模式充满自信”，见潘维、玛雅主编：《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

[14] 潘维：“是时候开始总结中国模式了”，见潘维、玛雅主编：《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123页。

[15] 参见潘维：“中国未来三十年：愿景与陷阱”，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办《观察与交流》第50期，2010年2月28日。

[16] 参阅舒泰峰、沈培采写的特约报道：“‘捧杀’中国：世界在向中国献媚?”，《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01月19日。

[17] 参见陈志武访谈，台湾《联合报》10月25日文章：中国模式：带领崛起?带往崩溃?相关网页见腾讯网：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1027/18/3157466_64520868.shtml。

[18] 参阅Chrystia Freeland：“美国不能学习中国模式”，载于《华盛顿邮报》2010年8月30日。

[19] 秦晖：“中国要崛起，中国模式不应崛起”， 载于《财经》杂志2010年9月26日。参加财经网：http://www.caijing.com.cn/2010-09-26/11053042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