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不给予我们绝对透明的意义，意义的发生没有完成。我们只是在确定我们的知识之时间的符号背景中，沉思我们有充分理由称之为我们的真理的东西。……（我们的真理）将在未来更广义的真理中得救……”（梅洛—庞蒂《符号》，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49页）。

董辅礽先生去世了，带着我们的追念，引发我们的思考，让我们有机会停下来反省一下我们自身所处的政治文化和思想传统，以及比我们更深地沉浸在这一政治文化和这一思想传统内却勇敢地几乎毕生都试图超越出去的董辅礽先生的那种努力。这是一个正在展开其意义的符号，它没有完成，它期待我们从未来更大的真理中拯救我们今天自认获得的真理的真理性。

无需回避，当我们刚刚结束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辩论之后，承接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一种信仰，直接参与政策制订的中国经济学家们面临着两种十分不同的改革思路：（1）被描述为“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思路，（2）被称为“整体方案设计”的改革思路。

在可以归入“转轨经济”（transition economics）范畴的那些国家里，中国和俄国，被西方学者们当做位于一条直线段的两端点上的典型。其余各国，参照这两个端点，被排列在这条直线上，从“渐进”改革到“休克疗法”。

必须指出，仅仅基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和社会变革的复杂性，我们无法说明为什么第一种思路对中国改革政策的制订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第二种思路。为了解释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我们或许应当反省既有的政治文化和思想传统。或许，韦伯的看法正确：真正的社会主义与真正的资本主义一样，仅见于西方社会，未见于也不可能出现在非西方社会里。

如果韦伯的看法正确，那么，中国改革的实质，就不再是“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孰是孰非的问题，而是“发展”问题。也就是说，“发展是硬道理”，它凌驾于其他一切道理之上。

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发展”。常识告诉我们，这一目标不允许对制度实施“休克疗法”。这样，不难理解，即便是那些始终坚持第二种思路的改革者，也从未打算把自己的立场移到“俄国”端点上。所谓“整体方案设计”，只是试图理解社会动态系统从一个均衡点转换到另一个均衡点的过渡过程和实现更平稳的过渡的各项政策之间的相容性。

其实，中国的改革者们，不论他们在每一特定的重大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如何，他们每一个人，我相信，从未摆脱过上述两种思路的纠缠。改革越是涉及深层问题和遭遇普遍的“寻租”困扰，经济发展越是离开要素驱动的阶段经过投资驱动的阶段进入到或许永远无法进入的创新驱动的阶段，第一种思路就越呈现出严重的盲目性，从而第二种思路就越发挥着对改革政策加以反省和批评的功能。

董辅礽先生在诸如效率与公平问题、发展与环境问题以及发展与人口问题等研究课题上的努力，平行于他为“温州模式”、“股票市场”以及市场经济的其他形态辩护的努力，构成了他对中国改革的政策基础研究的贡献的两个不可分离的方面。同时，这两方面的努力更加说明：中国改革的实质是经济发展问题。而经济发展问题的实质是中国文化与思想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问题。

所谓“文化传统”，首先是指经过漫长的生物群体的和人类社会的演化而积淀在行为主体的心理深层的认知方式与价值诉求，其次是指对行为主体影响最大的当下的社会结构和社会交往所塑造的认知方式与价值诉求，最后是指作为经济生活的集中表现的当下的政治结构所塑造的认知方式与价值诉求。

所谓“思想传统”，不同于“历史”，它是指每一个人对已经实现了的历史的反省和对几乎无穷多的可能历史的建构。当然，人们所处的不同文化传统，通过不同的认知方式与价值诉求的限制，对人们可能有的思想传统做出了限制。

改革之艰难，首先，在于改革难以获得既有政治文化内的道德合法性。其次，甚至更关键地在于，改革者受到他们所处的文化与思想传统的限制从而难以找到推进深层改革的途径。最后，悲剧性地，由于社会演化的路径依赖性，改革几乎注定要失败。

能够使改革免于失败命运的深层理由，被称为“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在这一转化的终点，我们可以想象一群“新文化”的承载者，他们对那些因抓住机遇而获得数万倍于自己工资的幸运者较少嫉妒，也不会被自己获得的财富异化了性情从而招致嫉妒，他们不喜欢竞争但有竞争能力，他们不再满足于永远站在西美尔所说的金钱架设的“桥”上而是要从这桥走向更高的境界，他们参与政治却不会滋生出无穷的权力欲望，他们寻求个性化的生活但顾及社会和谐，他们有家庭而不为家庭所累，他们养育子女而且努力融入生态环境。当我们提倡“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的时候，我们能够想象的，就是这样一群人的发展观。

舍此，中国的意义又在哪里呢？谨以此文，纪念逝于异乡的董辅礽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