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各种社会抗争交织不断。面对无穷无尽的社会抗争，一方面每一次抗争都伴随者抗争者付出的极大代价，流泪、流血成为常事，付出生命都不为奇了。另一方面，这些抗争的结果，除了抗争失败与否之外，容易让人思考这些抗争到底是否有利于国家的转型，是否有利于中国民主化的实现，这是存在很大争议，让人很疑惑的问题。

一、集体行动、社会运动、社会抗争、革命的概念

首先对于众多的概念如集体行动、社会运动、社会抗争、革命之间常常混淆，它们之间本身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界限的概念，而且这些改变本身也在不断的变化，有传统的观点，也有现在的观点。在一些学者的研究中常常将社会运动理论作为一块，把革命理论又作为一块，将它们分开研究。本文认同赵鼎新的做法，将集体行动、社会运动、革命放在同一个框架下进行考察，并强调它们三者之间的互相可转变性[1]。赵鼎新认为可以从三个维度——组织化程度、制度化程度、改变现状的诉求程度——来界定各种不同的政治行为。所谓集体行为，就是有许多个体参加的、具有很大自发性的体制外政治行为；所谓社会运动，就是有许多个体参加的、高度组织化的、寻求或反对某些特定社会变迁的体制外政治行为；而革命，则是有大规模人群参与的、高度组织化的、旨在夺取政权并按照某种意识形态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的体制外政治行为[2]。

而在西方现在流行的观点是把集体行动、社会运动、抗议和革命称为抗争政治，正如蒂利等人对抗争政治的界定：而抗争政治[3]是指，发生在提出要求者和他们的要求对象间偶尔发生的、公众的、集体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发生在（a）至少某一政府是提出要求者或被要求的对象，或者是要求的赞成方，（b）所提出的要求一旦实现，将会影响到提出要求者中至少一方的利益时。因此在蒂利等学者的概念中，抗争政治是第一，它是抗争的；第二，它是集体行动；第三，在这些互动中，有政府介入。

而之所以西方一些学者把社会运动、抗议和革命称为抗争政治，以区别于一般的非对抗性政治，在于在西方社会，虽然破坏性的骚乱和旨在颠覆政权的革命永远为执政者所不容，但像工会等以前处于体制外的政治组织，以及罢工、示威、静坐等以前为体制所不容的政治活动，几乎都已被合法化。但这些被全面或部分体制化的集体性政治行为是否依然可以称为社会运动，并运用传统的社会运动理论来解释呢？为了避免体制化这个概念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所以舍弃体制化的提法。但是一个国家内社会运动的发展规律以及发生颠覆性革命活动的可能性，从根本上取决于这个国家将一般社会运动体制化的能力。当大多数社会运动被体制化以后，西方社会的社会运动总量大大增加了，但这些运动对社会的破坏力却变得越来越小，对政体本身的冲击力也显得越来越弱。也就是说，随着大多数社会运动纳入到体制化过程中，发生大规模骚乱，尤其是发生革命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因此将集体行动、社会运动、革命放在同一个框架下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体制化与社会运动之间的规律[4]。同时要看到中国的情况，中国目前正处于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期，社会的飞速发展既创造了大量机会，也衍生出无数矛盾，但一味的维稳，却没有在增强体制化的能力方面迈出大的步伐是中国现今面临的重要的现实。因此采用赵鼎新的做法，将集体行动、社会运动、革命放在同一个框架下进行考察探求其中的规律可以模糊众多概念之间的区别，减少概念之间的纠缠，着重考察相关概念在三个维度上的差别可以有利于最终问题的分析。

二、西方理论视野下的抗争政治与民主

一些西方的理论认为抗争有利于民主化，被誉为抗争政治的巨臂的抗争政治研究大师查尔斯•蒂利的研究认为：抗争可以促进公共政治、不平等和信任网络朝着民主化的方向共同发生作用，从而促进了民主化的到来，各种范围广泛的、致力于建立同盟关系同时也致力于建立共识的社会运动取得成功，则会令民主政治的范围扩大[5]。

学者克劳斯•埃德也认为抗争政治有有两种有益结果：一种是它们复制了自身，创造了一些拥有集体认同的群体，例如身份群体、阶级、年龄群体、性别或种族，或者称之为一种“问题网络”（围绕问题，比如环境问题或者种族歧视问题而非人群类别而产生的群体认同）。另一种是创造了交流空间。抗争政治促进了公共领域的形成和扩大。它们已经成为某种东西的核心，后者即将成为民族国家内部的民主意志的生成空间[6]。蒂利将民主化的过程概括为8个社会过程（合并成3组）和21个因果机制[7] ，这三组过程是：把类型的不平等从公共政治中隔离开，把信任网络整合进公共政治，公民和政府代理人之间公共政策的改变。当然蒂利也强调这并不是说抗争一定带来民主化，而在很多情况下可能带来更大规模的镇压和独裁，关键取决于像革命、征服、对抗和殖民等这些过程中激活了哪些机制。

尽管西方的理论对于理解中国的问题有助益，但是在谈及西方理论对抗争政治解读中国的抗争的时候应该注意到中国的语境，中国经验的不同，应该看到西方社会运动经验的背景，如欧洲60年代以来的社会运动反映了欧洲社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个重要转型，即从工业社会迈向后工业社会。与这一社会变迁相伴而生的是新的社会怨恨、兴趣和价值。在后工业社会中，人们无需为温饱问题而斗争，新型社会问题（如环境、女权、人权和动物权）则日益受到重视。旧的认同基础（即工人阶级意识）的重要性日益削弱，新的先进阶层（如学生）和新的认同（如学生、女性、同性恋者和环境保护者）逐渐兴起。因此，欧洲60年代以来的许多社会运动，本质上是一场原有的现代化价值与正在兴起的后现代化价值之间的冲突，是现代化或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体现，是人们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寻找自我认同的结果，是为控制和定义主流文化而进行的斗争[8]。 因此在欧洲被成为新社会运动的社会运动与传统的社会运动相比，传统社会运动的特点[9]有：因物质需求而运动，有宏大的意识形态支持，对象一般是统治阶级以及使社会运动参加者处被剥削地位的经济和政治结构，组织形态是分层的。而 “新社会运动”主要“新”在以下三个方面[10]：(1) 价值观。新社会运动在价值观上是反现代主义的。(2) 行动方式。新社会运动在行动方式上既反对代议制民主也反对集权性的、等级性的、职业取向的科层组织方式。新社会运动更喜欢游行、请愿、静坐、进占等体制外的、“非常规的”、直接民主的政治参与方式；在组织形式上，它倾向于采取小规模的、分权的、开放的、流动的组织方式。(3) 支持者。根据新社会运动理论的研究，新社会运动的支持者往往是两部分人：一是那些在现代化过程中被边缘化，为现代化过程付出了代价的人，即社会弱势群体；另一部分是由于价值和需求发生转变，从而对现代化过程所带来的问题非常敏感的人，这主要是新中产阶级。

因此，用西方理论来看中国现今的社会抗争，和西方60年代以来的社会运动的特点是有很大差别的，中国现今的社会运动既有西方传统社会运动的特点，又兼有西方新社会运动的特点，因此，在分析问题时应该非常重视中国经验的特点。

同时也应该看到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脉络，不同的社会运动理论之间的张力，在大量的社会运动理论之间，如加值理论模式、集体行为理论、政治心理理论、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等等，应该注意到不同理论之间的区别，不同的理论对于社会运动的解释有不同的侧重点，不同的理论本身也在不断地发展、完善、相互批判和整合，要防止直接套用西方的理论模型，比如斯梅尔塞( Smelser) 就认为，社会运动、集体行动和革命的产生， 都是由这六个因素决定的：有利于社会运动产生的结构性诱因、剥夺感或压迫感、一般化信念的产生、触发社会的因素或事件、有效的运动动员、社会控制能力的下降。随着这六个因素自上而下地形成， 发生集体行动的可能性也在增加[11]。但是这个顺序不是固定的，这种解释模型是有问题的，因此我们不可能把影响社会运动发生和发展的各种因素用逻辑关系贯穿起来， 形成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模型。

因此用西方理论来分析中国问题，也要注意在西方理论之间我们用的是什么理论，所用理论本身是否有争议，有问题，所用的理论是怎么来的，用于解释的问题有什么特点，解释的力度如何等问题，都是我们在运用西方理论时应该注意的地方。在此之上，看中国的抗争有什么不同，看中国所追求怎么样的样的民主，怎么样的民主化。唯有对这些问题有深刻的解读之上才能对中国抗争政治与民主化的问题有更深的了解。

三、怎么样的民主、怎么样的民主化

首先是民主化的问题。可以说它是中国追求百年来一直追求目标，从维新变法的君主立宪，到辛亥革命的中华民国对民主宪政国家的追求，再到五四运动高喊的“德先生”的口号，一直到现在的对民主的追求之心仍然不死。但是中国追求怎么样的民主，怎么样的民主化，这个问题一直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答，如果说五四运动的“德先生”口号叫得撼天动地，使得在中国慢慢地民主变得家喻户晓。那可能一百多年来，对民主问题，所谓的民主的追求者对民主都在同床做着异梦。到底什么是中国需要的民主，什么是中国合适的民主，到底民主是什么，“民主是个好东西”，然后呢？无数的问题都需要解答，而不会直接从天上掉下来。高喊民主的口号是没有用的。事实上在民主与反民主，可以民主与不可以民主等等的争论之间中国又丧失了很多的时间，直至今日中国民主之路还是遥遥无期。

因此，在谈民主化问题时，我们在谈什么民主呢？蒂利在谈民主时，他认为是民主是什么呢？是选举民主，监督民主，协商民主，还是什么其他的民主？是否有不同民主观中的共性的东西？在西方的理论视角之下对民主的争论本身就非常的剧烈，有各种各样的民主理论，有宪制性民主、实质性民主、程序性民主、过程性民主、多数民主、共识民主等民主理论，到底谈的是那种民主？

蒂利在谈及抗争与民主关系的时候，提出了他的过程民主论，他将民主定义为：“只要一个政体能够维护广泛的公民权，维护平等和自主的公民地位，同时它又能在整体上把公民协商的约束力应用到政府行为和政府成员上，并且还能因此保护公民不受政府代理人的专断行为之害，那么我们就说这个政体是民主的”[12]。具体表现为：广泛性、平等性、相互制约的协商和保护。他将这四个维度上的平均位置概括为一个单一的变量：民主的程度，他认为如果一个政权的净运动朝着这四个维度的更高端发展就是民主化[13]。因此在蒂利的民主视野下，民主化意味着公共政治与物质不平等的部分隔离，平等的增加，不平等的减少；个人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的部分融合，公共领域的形成和扩大；协商的增加、监督的增加、制衡的增加，保护性协商在公共政治的日常活动中的逐步实施。

虽然我们看到蒂利的民主如果直接套在中国之上有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不知道蒂利的民主到底该怎么实施，是进行选举，扩大、保护公民权，还是怎么样进行。但是其中的一些民主的理念是不同的民主观中共享的。至少在其中对平等的诉求、对监督、制衡以及协商的追求，对公共领域的公共交流的扩大、协商的强调，对平等的、广泛的公民权的实现，以及协商和保护的强调也是我们现今的追求目标。在现今条件下，如果说我们不能直接的实现大规模全国性的选举民主，但是我们可以慢慢地从一些不同角度出发去追求民主的元素，如公民权的实现、监督、平等、协商等，这样的话我们将民主的大目标分化，逐步的聚累民主的元素，或者是在不同的层次上实现民主的目标（如先实现地方的民主，再慢慢层层的向上推进），反而我们可能逐步地实现民主，而不管最后我们的“民主”是怎么样的民主，因为民主的目标和具体的元素也是在变化的，而我们的追求目标、元素也是在不断的变化。

四、中国的抗争对民主元素聚累的作用

如果说在不谈直接的实现选举民主，我们在现阶段的目标是逐步的聚累民主的元素，追求具体的民主的元素，以及试图推进地方性、低层级政府的民主化改革的话，下面就可以讨论，现阶段以来的层出不穷的群体性事件、各种各样的社会抗争是否有利于民主元素，以及对地方政府民主化改革的实现。

对于社会抗争是否有利于民主元素这个问题，也是有两派的观点。一方认为，每个群体性事件、社会抗争如星星之火，大片的小火可以形成燎原之势，力量是及其浩大的，现在就让政府抵挡不住了。特别是网络的发展，随着微博的出现，抗争都被置于社会的聚光灯之下，政府不得不作改革，社会抗争对中国的民主化，中国的国家转型实现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因此，抗争随着网络发展，在微博时代的到来变得容易聚焦在全国的视野之下，广泛的公众、网民能够对政府实现有力的监督，政府再也不能轻易的仅仅通过封锁现场、封锁消息将抗争轻易地解决。同时不断抗争也抗争出公民权利，孙志刚、唐福珍、吴君亮等人的抗争换来了政策、法律的变迁，换来了公民的权利的实现，同时公民社会不断的形成，特别是网络社会的逐步形成让中国的公众有更大的交流的空间，不同的认同的群体、不同的话语认同不断形成，比如反对乙肝歧视的“肝胆相照”论坛、反对垃圾焚烧的广州番禺的业主群体等等。

而另一派比较悲观的观点则认为：现在的抗争即使是数量庞大，但对于推动政府的民主、改革还是很困难。现在中国分散化的、碎片化的社会抗争就如小石子击打湖面一样，再多的小石子激起的波浪也对堤岸影响不大，还没到岸边就已经消失了，而不是巨石对堤岸的直接大的剧烈的冲击；就像烧锅炉一样，有非常多的小锅炉在烧，那就一个个的灭掉，没有大锅炉烧起来，还是不怕的。现在中国的众多的群体性事件就是想现在的众多的小石子、小锅炉，没有形成统一的诉求，大多数是分散化的抗争。即使在“微博时代”，置于全国、甚至全球的视野聚光灯之下抗争所起到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即使的酿成惨剧的抗争能够吸引关注度也是非常有限的，就像最近发生的乐清事件，起初在微博上引起巨大的、广泛的关注，但是在几天之后就没有什么人再去关注了，即使是由于建嵘领衔的公民调查团去了乐清，带回的只是该事件的沉寂，慢慢地网民也会变得“审丑疲劳”，不再愿意目睹惨剧，特别是事情和自己又没有太大的相关性。更何况还有无数的抗争是不能被微博、被网络曝光的。现在大多数的抗争仍然是在悄悄地被解决，“没有政府解决不了”，“千万别和政府对抗”。因此，大多数的分散化的抗争对于国家和政府来说都是力量微小的，对整个的国家的统治秩序的冲击实质上是很小。在这点上美国学者裴宜理的研究认为：中国的社会抗争，规则意识大于权利意识，不是对宪政体制的冲击，反而是对宪政体制的巩固和强化[14]，因为大多数的抗争是以法抗争，扛着法律抗政府的。中国是黎安友所说韧性的威权主义[15]，中国显示出“特别”的稳定。因此，中国的社会抗争是是增强、强化中国统治秩序而不是破坏。因此很难对中国政治转型、中国的民主化提供助力。

综上两派的观点，从的宏观的视野很难看出抗争对中国民主化的实现作用到底有多大。中国的抗争虽然数量非常庞大，有些事件的规模也非常大，达到几千甚至几万人。但是中国的集体行动没有大型话语和意识形态的支持，大多数的行动仍然是停留在经济和利益层面，目前的社会矛盾有很大的地方化倾向，在中国经济目前还在保持发展势头的情况下，面对当前最为普遍的各类以经济和利益为诉求目标的集体行动，政府无非需要支出一些“安定团结费”而已[16]。而要想社会抗争发挥更大的作用，正如蒂利所说的必须在强度和规模上有所体现，规模越大，强度越高，社会运动的效果就越明显[17]。而有规模又有强度的抗争有几个要点[18]：1、抗议必须由地方性迅速地发展为全国性的抗议。2、抗议组织必须达到一定规模。3、社会抗议要建立国际联盟。4、应该建立跨阶级的联盟。5动员更多的群体参与到集体行动中来，让威权者认识到，集体行动不是个别阶级的利益表达，而是全体人民的基本愿望。因此要像抗争促进民主转型的实现，那抗争就必须提出全国性和公共性的民主诉求，集体行动的组织者需要对目标作出策略性设计，抗争的组织的权力应该更加集中[19]等条件。

因此，就目前的大量的抗争来看，中国抗争对政体的冲击可能真的不大，对中国的民主道路的影响不是那么直接、有力。但从民主元素的聚累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抗争对民主元素聚累的一些面向是有作用，比如公民权的逐步实现、监督、协商的增加、公共领域和公民社会的不断形成和扩大、对政府权力的制衡等。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民主元素的一些面向进展的很慢，即使是大量的政治抗争都难以撼动，比如平等的实现、广泛的公民权、广泛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等。可以说就现状以及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的社会抗争对中国未来民主道路前景的影响非常复杂。

五、中国的抗争对地方政府的影响

抗争除了对民主元素的聚累有很大的影响之外，笔者认为中国的社会抗争对地方政府治理有很大的影响，抗争对地方政府的治理是提出了很大的挑战的。现在层出不穷的抗争，在巨大的维稳压力之下，一些地方政府主动地开始来转变治理的思路，主动地做出一些地方性的改革。比如近几年来网络问政的兴起，试着通过电子信箱来降低老百姓向中央上访的数量和需求；更加的重视民意，开始网上征询政策意见，开始更多的听证会；再如加强政务公开、财政预算、决算公开的改革等措施来增加老百姓的满意度、政府的合法性。

另外在遇到不断的社会抗争的挑战之后，在已有的经验的基础上，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一些行为是再也不敢做，再也不敢粗暴对待抗争，直接捅出篓子了。地方政府再也不敢无视被拆迁户的诉求，不敢肆意地做出无理、违法的作为。那些在现行的监督，特别是广泛的网络监督之下，都在慢慢地发生改变，特别是微博的出现，瞬间就可以将问题聚焦在全国的视野之下。这点上来说，笔者认为抗争会逐步地改变地方政府行为，改变地方的治理模式的，慢慢地也相信各地的地方政府会作出各自的不同的改革，以应对抗争，目的是不要在爆出“轰动性”的事件了，这对地方领导和地方都是极大损害的。

但是我想我们也不能太乐观，反而我们如果看到抗争的背后，我们可能会产生相反的态度。试想抗争的原因什么，如果说中国抗争的大多数问题是“人民币”能够解决的问题，那么很多抗争的背后就是利益的问题。那利益的问题又与什么相关呢？而这又涉及到背后更加广泛的问题，比如拆迁问题，为什么就不能给老百姓多一点的补偿款，为什么不能安置好一点，为什么地方不能很好的回应抗争的诉求，而最后要到抗争、甚至剧烈的抗争的地步（比如自焚），这就涉及到为什么地方政府要以买地为生，为什么要土地财政，而这背后涉及的确是财政的问题（如分税制导致地方财政紧张的问题、地方财政预算不足的问题）、地方政治制度等问题（地方回应能力、回应制度等）。因此，我们就会质疑，如果不改变这背后更加广泛的问题，财政的问题、政治制度的问题，那我们能够相信仅仅是通过维稳就能解决广泛的抗争问题，就能够随后带来民主和地方的善治吗？那为什么地方政府宁愿花3万块钱把到中央上访的人抓回去，而不愿直接把钱发给上访者，或者是直接处理上访者的利益问题呢？我想正是因为基于各种制度的安排的不足而导致的巨大的利益纠纷，使得地方政府不敢直接面对民众的诉求。很多地方政府宁愿拦、堵、截，一个一个的解决抗争的问题，也不敢直接、正面地解决抗争的问题，不敢将抗争的问题纳入制度化的轨道，加强民主和制度建设，因为很多的地方政府还没有将背后的一大堆的问题处理好，还没有做好正面回应在准备。但政府对正在兴起的大量的集体行动的制度化能力才是决定中国发展的关键[20]。

为此，对于中国未来的民主化进程，一方面，地方政府应该更加主动的进行改革，而不能期待社会抗争发展到“悲剧性”、“轰动性”的时候来推动地方政府的“被改革”。另一方面，中国的改革又需要有全面的规划，而这全面的改革确实也需要对各个方面进行综合个规划，既包括政治制度的改革、财政制度的改革、经济改革、社会改革等等。只有中央不断的放开对地方改革的限制，允许地方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和条件，自主的探索改革的路径，推动地方的广泛的改革，同时中央也要制定全面的改革的规划，与地方的改革一道，上下的改革相配套。因此，只有在一方面聚累民主的元素，另一方面推动上下联动的改革，才能保证中国未来真正的发展和稳定，中国未来的“民主化”道路才真正的可期，而在中国民主化的路上，中国的抗争不是全部的助力，只可能是导火索引发中国的民主元素的不断积累，同时可能牵引一些地方的改革。因此，不能过分的夸大抗争的作用，中国应该更主动的进行全面的配套改革，而不是寄托于抗争的推动，尽管事实上可能社会抗争能够起到推动作用。为此，可以说中国的民主之路依旧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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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3 月第1 版，第304页

[2]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3 月第1 版，第2页

[3]查尔斯•蒂利，西德尼•塔罗，抗争政治，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9页

[4]赵鼎新，西方社会运动与革命——站在中国的角度思考

[5]查尔斯•蒂利，西德尼•塔罗，抗争政治，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

[6]源自克劳斯•埃德的《社会运动与民主化》，载入杰拉德•德兰迪，恩靳•伊辛，历史社会学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7]谢岳，社会抗争与民主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3页

[8]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理论：框架与反思

[9]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3 月第1 版

[10] Mayer , Magit , 1991 ,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and Social Movement Practice : The U. S. Pattern ,in Rucht ,D. (ed. ) , Research on Social Movements : The State of the Art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SA ,FrankfurtPM and Boulder ,CO:Campus and Westview Press ,pp. 47～120.

[11]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3 月第1 版

[12]道格•麦克亚当，西德尼•塔罗，查尔斯•蒂利，斗争的动力，译林出版社.2006：336

[13] (美)查尔斯•蒂利，民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4]裴宜理：中国式的“权利”观念与社会稳定，来源：爱思想网站，http://www.aisixiang.com/data/20510.html

[15] Andrew·J·Nathan, China's Changing of the Guard_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14, Number 1 ,January 2003

[16]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3 月第1 版

[17]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pp.78-80

[18] William Gamson ，the strategy of social protect ，Belmont: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p.51

[19]谢岳，社会抗争与民主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22页

[20]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3 月第1 版

作者简介：1988年生于福建龙岩，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学学士（2006-2010），中山大学政治学硕士（2010-2012），研究方向：政治转型、抗争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