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教授的一条微博倡议，得到公民、非政府组织以及政府部门的响应，引发了一场全社会合力打拐的运动。它树立了公民“微”动的典范。
1月17日，于建嵘接到一位被拐孩子母亲的求救信息，发布在他的微博上。随后，灵机一动，他在微博中提出：以后凡是看到伤残儿童(十岁以下者)在街头行乞，我们就打110，并把110出警的情况在这里公布。可否?
于建嵘的微博粉丝有40多万。这条信息被迅速传播，短短几天内，就引发了一场网上、网下的打拐运动。
这一事件更进一步证明了微博刺激公民行动、推动公民社会发育的重大作用。
社会的成长离不开公民，但在任何一个社会，具有公民精神的人，比例不会太高。没有人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公民。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是道德意义上的公民，也即具有公民精神。我们可以给公民下一个学理上的定义：为了公共之善，愿意让别人搭自己便车的国民。
经济学所假设的“经济人”的行动信条是：在每一个行动中，追求自身的收益大于成本，这收益当然最好是看得见的、或者可以感受得到的物质性的收益。而在公共性行动中，成本收益分布带有不确定性。尤其是对于那些走在社会运动前面的人来说，个体甚至可能从中无法获得任何看得见的收益，反而要付出很大代价，甚至冒巨大风险。人性决定了，这样的事情不是任何人都愿意做的，或者说是大多数人不愿意做。
也就是说，真正的公民是少数，他们必然被淹没在冷漠的国民大海之中。假设，具有公民精神的人均匀分布在全国各地，每一百位国民中间有一个公民。这将是一幅暗淡的画面：每个孤立的公民环顾四周，发现自己被九十九个不关心公益的人所包围，他必然灰心丧气。
更进一步说，即便这些孤立的公民具有极大勇气，想勇敢地做一些事情，他也几乎无法付诸实施。公共之善，必然涉及到诸多个体之外的事物，几乎不可能仅靠一个人的行动达成。因此，公民要采取公共行动，并创造出公共之善，就必须集体行动。集体行动就需要联络，如果没有公民的联合，就难有公民行动。
微博正是在这个环节上发挥作用了。它在看似不可能的环境中，创造出了公民行动的条件。
在中国，由于种种历史、文化和现实原因，具有公民精神的人在人口中的比例，可能比其他国家都要低。另一方面，中国的公民社会发育迟滞，社会组织化程度非常之低。这样，即便有一些公民具有行动的意愿，也必然势单力薄，无法真正地行动。
应该说，网络媒体的出现，给那些相互隔离的公民提供了联络的工具。也正是从上世纪90年代末网络媒体出现之后，中国的公民社会发育大幅度加速。网络这种媒体，突破了空间的限制，让分散在社会各个角落、具有公共精神而孤立无援的人们，得以相互联络，从而有可能采取一些公民行动。
同时，具有公民精神的人们相互联络，也大大地增强了公民集体行动的可能性，进而激发了一般国民转换成公民，并实施公民行动的意愿。
微博也是一种网络媒体，但相比于论坛、博客，它让人际联系的广度和深度有了一个几何级的提高。
论坛、博客等网络交流工具给人们提供了表达意见的平台，在这里，人们对各种事务，包括公共事务进行议论。微博则从一开始就是交流个体性信息的工具。人们在这里交流一些碎片化信息，相对于博客文章、论坛发言，这样的信息带有某种私密性。从而，粉丝与微博主之间的关系，带有一定情感性质。
一个人之所以去做一位微博主人的粉丝，乃是因为他关注微博主人关注的问题。这一点，在论坛、博客中似乎也可以看到，但这种关注似乎还有一定距离，而在微博中，这种距离大大缩短了。微博主人会随心所欲地写作，写下一些很随意的见闻，灵机一动的感受、想法。这样一种放松、亲昵的态度，具有巨大亲和性，自然会刺激粉丝的回应。
这样的信息交流，就有可能产生不可预料的效应。全社会打拐就证明了这一点。于建嵘教授最初只是随手发布一条信息，随后，他自己产生了一个灵机一动的想法。如果这样的信息，出现在论坛上、博客文章中，未必会引起多大反响。但在微博中，带有情感色彩的粉丝，会非常认真地对待微博主人的这个灵机一动的想法。他们会做出带有情感色彩的评价，并会转发。微博传播的指数化效应，也可能让情感呈现指数化增长。信息随同情感被不断强化。
同时，微博的传播是全天候的。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转发、评论这个想法。这就是信息传播碎片化的优势所在。它让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参与其中。由此，在虚拟空间中，它可以迅速发酵。可以说，一个话题在微博空间中的发酵效率，要大大高于论坛、博客。这个速度甚至会让微博主人吃惊。随手拍打拐的想法在微博中引发的强烈反响，恐怕是于建嵘教授自己也没有预料到的。这样，本来均匀地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志同道合者，借助网络联络起来，成为一个虚拟的联合体。这个“微群”的成员构成，是任何人都不可预料的，它的成员可能来自所有人都预料不到的地方。这些人原来被分散在社会各个角落，借助网络浮出水面。当然，论坛、博客就曾经做到过这一点，微博似乎进一步提高了发掘粉丝、同道的功能。
真正让微博催生公民微动的机制是，微博群中热烈的气氛会鼓励那些本来分散在各地的公民，就公共事务进行高效率、点对点地讨论。这样的讨论，比起论坛来，其互动性更强，发酵的速度也更快，这些都是由微博自身特点所决定的。
公共事务的性质也决定了，信息的交流与讨论，最终会催生出微动。也即，微博中人会走出虚拟空间，进入现实空间。微博传播的特点决定了，从议论到行动之转换几乎是必然的，且实现这一转换的时间也是非常迅速的。微博交流带有私密性、情感性、随机性，在这里，一个人更容易做出承诺，而一旦做出承诺，在粉丝们的情感压力下，他就不得不履行承诺。当然，志同道合者高效率的交流，也会发挥相互激励的作用，因此，活跃其中的人的行动意愿可能相对较高。
公共事务微博的特点也决定了，一些人虽然是微博主人的粉丝，但严格说来，他们是微博主人的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一点，也许是公共事务微博与娱乐性微博的重大差异所在。公共事务微博的粉丝们具有“志于道”的君子意识。假定一个人关注公共事务、具有公共精神，那他就会“跟”志同道合者，所谓“嘤其鸣兮，求其友声”。而这样的志同道合者，将不只是微博主人情感的分享者，而是对于公共事务进行独立思考的公民。
这一特点决定了，公共事务微博的讨论和其所催生的行动，几乎必然出现某种多中心的态势。这一点，在打拐微动中已经明显表现出来了。比如，在公共事务微博中拥有众多粉丝的笑蜀就说，“我响应打拐，但我第一时间提出把打拐局限为解救致残乞儿，第一时间提出国家儿童福利体系优先，第一时间呼吁贫儿奶粉钱。我希望以此将打拐引上正途。现在发现这些前提实际不被承认，已无力制约打拐，只得放弃支持。”事实上，微博打拐已经引起很多法律、政策和道德上的争议。
这一点揭示了公民“微”动的某些内在缺陷。这个世界上的事物，有一利就有一弊。微博的特点是碎片化，私密性，高速度。这些特点给公民行动提供了很多便利，但也造成一些困扰。“微博打拐”引发的纷争就表明了，微博会把某个人灵机一动的想法，迅速发酵给成一场缺乏深思熟虑的运动。微博容不得人们平心静气地思考、讨论，它不断地催促人们加快脚步，而脚步太快，就可能步伐凌乱。这，正是那些投身于公民微动的人们所不能不思考的严肃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