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的一致追求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积极变化。由此历史的大视野出发，今天这个时刻，把这后三十年与前三十年连起来看，就变得尤为重要。前后三十年尽管存在差异，但都是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用西方语言说是在探索另一种现代性，这是共和国六十年来最大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前进的大方向没有变化。最近几年，这个方向越来越清晰。政府新近出台的政策带有这种指向性。
这两个时期不能被隔断。在时间上，前后三十年紧紧连接在一起。在政治体制上，它有一脉相承的地方。这个连续性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经济发展上，更加难以把后三十年与前三十年割裂开来。更重要的是，两个时期的基本理念也有很多地方是一脉相承的。从构建有共同利益的群体出发，建设社会主义是前三十年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大国道路的初衷。后三十年的改革还是在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初期，邓小平讲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所以要大力发展经济。为了刺激经济发展，党的十二大文件开始批判平均主义;十三大文件讲“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十四大文件开始使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并延续到十五大。但过分强调经济增长，忽略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会有所背离。所以到十六大开始说“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十七大更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由此可见，“共同富裕”在前后三十年是一脉相承的。
社会主义要实现的目标可以做优先排序。首先是要解决人类的基本安全问题，尽量消除人们对自己人生和未来中种种不确定性，使人免于因失业、患病、没有住房、子女得不到好的教育、工伤难以生存以及残疾子女没有前途等等恐惧。第二步是在消除绝大多数人的恐惧基础上，实现收入、资产或者其他资源上尽量公平，要使之符合社会中大多数人关于公正的概念。最后，满足人类一些基本需求，对这些基本需求，要逐步做到按需分配。我们现在做的当然主要是在第一层，老百姓对第二层目标也有很强的期待。
中国模式的几种讲法
1988年，改革开放十周年之际，国内因通货膨胀而问题重重。国际上美国的里根誓言埋葬共产主义，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想通过新思维，通过民主化的政治道路，把前苏联从旧桎梏中解放出来。当时，前苏联的前景为全世界所看好，没有任何人讲中国模式。
再往后十年，1998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程度让在改革道路上遭遇严重衰退与社会问题的前苏东地区望尘莫及，中国为什么比前苏东国家做得好?当时人们解释无非有两种。一种强调转型的速度，说中国是“渐进主义”，而苏东国家是“振荡疗法”。另一种强调转型的顺序，说中国改革是“先经济，后政治”，而苏东改革都是反着来的。这种承认中国做得还不错的讨论在当时很热闹，但谈中国模式的还不多。
只是到改革30年前后，对中国模式的讨论才多起来。前几年媒体很关注雷默(Joshua Cooper Ramo)讲的北京共识。一些本来对中国带有很强敌意、主张中国随时可能垮掉的西方学者，现在也突然开始讲中国是个“有活力的”(Resilient)、“有适应力的”(adaptive)体制。这些西方学者担心的是，这个体制非但不垮，而且非常有活力，还能持续下去。最令他们恐惧的是，这种非西方的体制可能给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一个模式，从而影响全球势力范围的重新划分。
中国也有很多人讨论中国模式，可以归纳为几种说法。一是自然禀赋说，不讲体制，而是强调中国自然、人文方面的基本特征决定了中国比其他国家发展得更好。二是政策、发展战略说，概括而言是指改革和开放，认为这两方面的政策或发展战略是中国成功的秘密。如发展外向型经济与国际接轨是比较好的发展战略。三是体制说，认为中国统分结合的体制，既有利于各地进行不同的政策实验，又有利于先进经验的普及。但是，为什么中国会采取比较好的政策和体制呢?每个国家都有比较优势，为什么有些国家不能加以利用?这就引出了第四种说法，反映在林毅夫今年的马歇尔演讲中，他认为思想、认识、社会思潮是决定一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能否利用后发优势取得经济快速发展的最主要原因。这个解释很新颖，它强调领导者或者整个社会有意识的选择。
但如何解释前30年呢?因为前30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也达到7.2%。最后一种说法是北京大学的姚洋教授最近提出的，他认为中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中国政府不会像被特殊利益集团捕获的政府那样只为特殊利益服务。
把握学习能力
查尔斯·梯利(Charles Tilly)有篇文章分析了解释政治现象的最佳策略，强调研究政治现象要注重机制，机制研究优于怀疑主义、教条主义、行为主义和体制主义。怀疑主义主张中国发展这么好，也许完全是偶然的。教条主义认为只要按某种教条办事就无往而不胜，否则就是死路一条。比如，有人强调产权明晰，有人强调放开市场，似乎发展的秘诀就如此简单。行为主义注重行为人的动机等个体因素，最后如何形成政策和机制。
体制主义注重分析中国体制。但制度其实有两个层面，一是体制，二是机制，后者也许比前者更重要。体制是相对静态的，而用静态的东西解释动态的东西很困难。机制使体制有能力去学习，有能力去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体制不断根据新的形势来适应新的环境，这很重要。但到底哪些因素决定体制的适应能力，学理上、研究上还没有很好的解释，只有一条是清楚的，就是学习。中国体制要学习如何解决经济增长问题，如何解决社会公正问题，如何实现公平、正义的社会目标。
从逻辑上区分，学习有两大来源，一是实践，一是实验。实践比较宽泛。实验是指在小范围进行的、旨在发现解决问题有效工具的、干预性实验。从实验中学习是更精细的学习方式，对学习推动者的要求较高，比如要做好抽样、收集数据、分析数据，分析两组不同的实验结果如何。1950年代搞农业合作化就是通过实验：有些地方农民还在单干，有些地方在搞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看哪一种实验结果更好。中国政府早期的学习很多都是实践，不一定是实验，后来慢慢二者兼备。
还有一种可能的学习源，我觉得是不对的，就是从自己认为正确的外国理论、宣传、潮流和教科书中学习，最坏的例子就是美国人给前苏联搞的五百天改革计划，不是按照苏联的实际情况设计的，而是按照在500天之内从社会主义变成资本主义这个目标进行的，变化的过程则是按照产权明晰、市场化和反垄断等等教科书做法。当时戈尔巴乔夫还真信了，前苏联的那些精英分子还真信了，就按这个计划去改，结果改得一塌糊涂。
比较好的学习是从实践和实验中学习。对于中国这个大国来说，尤其如此，尤其不能一刀切，哪怕是推广成熟的措施也要非常谨慎。实际上，中国几乎每个领域的立法都是这么走的：基本变量保持大致相同，保障最低限的东西不被破坏，比如九年义务教育、农村新合作医疗等等，但不在这些具体领域设定上限，各地可以分头探索。探索好了以后，中央再出台能够适用更广范围的政策。中国的体制几乎在任何一个时期都允许各地有不同的执行方式。如农村合作医疗的最高潮是在1976年，全国有92%的社队实行，也还有8%的社队没有实行。
因地制宜的学习模式
我们需要重新解读“摸着石头过河”。以前，人们通常把它解释成渐进、不要跑太快，好像慢就一定能过河。中国的改革从速度上来讲，有些比较快的，也有比较慢的。快的未必都失败，慢的也不一定都成功。关键不在于快慢，而在于是不是在改革过程中想方设法进行学习，去适应新的、变化了的环境。把学习这个因素揉进对摸着石头过河的重新解读中，就变得非常重要。中国推行几乎任何一项改革，中央文件都会讲，要因地制宜。今天依然如此，这是很重要的中国特色。比如周其仁就讲很多政策不是中央决策者拍脑袋决定的，是地方先实践，中央看到后进行比较，然后再推广普及，先横向普及，然后再纵向普及，从上往下贯彻，这个概括非常正确。
很多其他国家，通常是中央立法、地方直接执行。如果国家小，各地情况非常一致，这没有问题。但像中国这样的超大型国家，一刀切的做法造成的问题往往比所要解决的问题还大。以前欧洲各国，每个国家都不大，所以不用进行实践、实验就可以把政策铺到全国去。但今天欧盟的情况就非常不同了，成员国情况千差万别。欧盟制定一个法律，然后要求所有国家都遵照执行，已面临很大困难。所以，他们也变得需要实践、实验式的学习。有研究中国学习模式的德国学者在欧洲介绍中国“中央主导的政策性实验”时，发现欧洲人很有兴趣。
学习机制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特色，这表现在很多方面。一是政治局常委的学习会，新一届领导层已经进行了近50次集体学习。二是中国各级领导非常频繁地下到基层去考察。最近这几年，政治局常委这一级外出做调研的非常多。有人说，领导人下去调研都会面临信息不对称。当然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但在事实和逻辑上都无法断言这种调研都毫无效用，如真是这样也就没必要去调研了。这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体制性安排，这样大规模的、定期的、制度化的最高领导层到基层调研的安排，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学习机制，全世界也许独此一家。三是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和大学不断培训各级干部。除了最近中央党校对县委书记的大规模轮训，组织部还有井岗山、浦东和延安三大培训中心，各地都有行政学院和党校，也在不断做培训。清华大学帮中央政府培训干部，中山大学有牛津班培训广东干部等等。
我们生活在中国，往往会习以为常，不把这类学习机制当成有意义的中国特色。但是，如果跳出视野限制，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就会发现这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特色。全世界这样的体制很少，干部要不断培训，这有利于在一定框架里面进行实验。地方的做法也不能完全出于私利，否则就会受到老百姓的压力，说你不符合中央政策。跟中央政策完全不一致的，如果对当地老百姓是好的，老百姓可以接受，中央也可能会重视你的实践。如果非常不好，引起当地老百姓非常大的不满，中央也会给老百姓一个说法，有利于纠偏。
这些都是整个学习机制的组成部分，我们对它的了解还非常少，还需要更全面的总结。政府决策也会受到各种思潮、各种利益、各种游说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争论、辩论就是非常关键的。我十几年前曾讲要从辩论中学习(Learning By Debating)，辩论本身也是学习，对不同的实践、实验进行不同的解读，政策制定者可以从中受益。从学习角度来解释中国的成功是个很好的切入点。
需要强调的是，最重要的学习是从自己的实践中学习，哪怕是别人的实践经验，也要拿到自己这里来检验一下，看是否适合中国的环境，不能照搬别国的经验，我们的领导人在这一点上还是比较清醒的，但我们有些学者却未必能弄得清楚，他们老是强调所谓“普世”的东西，忽略本土实践。中国必须向外国学习，但是必须把外国经验拿到中国来重新实验，恰当调整，适应中国的形势。
2004年开始的中国文化论坛有个宗旨：“文化自觉、文化自信。”这八个字是费孝通提出来的。我想在他的基础上提出八个字叫“体制自觉、体制自信”，就是对中国体制要自觉，看与别的体制到底什么地方相同，什么地方不同。我们要有体制自觉、体制自信，才能重新认识我们的体制。不完全了解外国的情况，就不一定能明白中国的独特性到底在哪儿。比较深入地了解过去的实践，了解外国的实践，才能把握中国体制的特点到底在哪里，然后才能把握中国的优势到底在哪里。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讲座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