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报纸写评论文章已经有几年了，最近从中选出大部分，合为一册，题名《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2010年编成，2011年初出版。我想借这些随笔文字来思考如何看待“公共生活”和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

我是在公民生活(civic life）的意义上使用“公共生活”这一概念的。自从20世纪初，人们开始检讨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公共意识欠缺，发现一般国人只顾个人利益与方便，不懂参与公共生活，不擅过问公共事务，用梁启超的话来说，就是“一涉公字，其事立败”（一九一六年《国民浅训》）。有研究者指出，作为一个政治社会概念，“公”在中国最原始的意涵是朝廷、政府或国家。既然“公”是这个意思，那么与它相对的“私”，就有民间的意思。这层意义的“公”和“私”合起来，就是政府与民间。而这个“私”却正是我要说的公共社会。

“公”在传统中国还有两个与朝廷、政府无关的意思，一个是“善”，即具有某种普遍性的根本原理，如义、正、天理，用以分辨“天理之公”和“人欲之私”。另一个是“共”，包括共同、共有、众人等义，东汉郑玄注《礼记·礼运》的“天下为 公”，就释“公”为“共也”。这两个“公”可以帮助理解，但不能代替现代民主意义上的公共生活。民主公共生活要求国民具备好的公民教养和素质（civility），洛克把这确定为儿童必须接受的一种教育，约翰·罗尔斯将此解释为“在公民秩序当中实现的公民权利与义务以及公民正义之间的一致性”。

好的公共生活能够培育好的公民素质，提高民主教养，而具有好素质和民主教养的公民则更能够共同造就好的公共生活。公共议论的目的便是帮助形成好的公共生活和提高普通公民的教养水准。这与人们一般理解的“文人论政”是不同的。公共议论不是“文人”的事，而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个人看法，也是公共舆论。21世纪以来，时论已经在中国成为最受公众注意的一种公共议论。

时论这种公共议论活跃的年代，往往也是社会剧烈动荡的时代。清末民初，传统的宗族社会濒临瓦解，儒家正统思想退出神坛，整个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开始由传统向现代转变，报业大兴，各式各样背景的思想都在报纸评论中得以向读者大众散播。这样的评论在营建现代中国的公共性上，发挥了重要的启蒙意义。

报纸评论就写作形式来说，是一种“随笔”（essay），在西方，公共评论的发展过程中也经历过与启蒙有关的阶段。17世纪的英国发生了许多剧烈的社会变更和革命，社会、政治的剧烈变化和变更动摇了传统体制的权威，也使社会共识处于失范的危机。在18世纪初的英国，艾迪生（Joseph Addison）办报，写《旁观者》随笔，目的是在中产阶级中形成一种彬彬有礼、富有学养、思维清晰、说理合度的风气。艾迪生用写作影响读者，让他们对社会形成一种相对精致、复杂，而非简单、粗糙的感觉和观察，学会以一种开明、平和、深入、令他人愉悦的方式，而非以粗暴对抗和争吵的方式谈论问题。他的写作可以说是在不断为公民教养和公共话语理性设立标准和作出示范。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因此称赞《旁观者》是英国18世纪“公共空间结构转型”的一个标本。

公共议论是一种诉诸于常识理性的写作，诉诸于常识理性的议论能使公共话语有一种温和而有力说理的文化气质。这样的公共话语推崇客观而理性的思维，也鼓励严肃、有序的对话。它不像政党宣传那么居高临下，不像文学那么优雅精致，也不像学院写作那么奥涩高深。它是说理的，它的说服力存在于书面文字有序展开论点的力量之中。它虽然不追求文学的文采，但也不是不讲究技巧，对于有说服力的个人观点和看法，技巧是阐明和表述的正确方式，不讲究技巧，没有格调，杂乱无章地表达自己的思想，缺乏正确的逻辑或得体的热情，这些都不是好的公民教养，也不利于造就好的公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