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其第九章（最后一章）标题为“现代中国学者的自我陈述”，专论中国现代学者的自述。陈平原在该章写道：“古已有之的‘学者自述’，在20世纪的中国翻新出奇，成为学界与文坛共享的小小时尚”。进入当代(1949年)以后，五六十年代由于政治运动的影响，学者基本不再写自述，但到上世纪80年代以后，学者自述开始恢复并逐渐多起来。这些学者的自述能帮助我们走近当代学术大师，让我们从中了解学者的治学历程、治学经验，领略他们的丰富人生、高洁人格，并且从中感受他们独特的文情与诗意。

学者的治学经历、治学特点和经验的总结，让后来者有可能尽早认清学术门径

叙述求学、治学经历，总结治学特点和经验，是一些学者自述的主要着眼点和主要内容。

巴蜀书社从1993年开始陆续出版“学术自传丛书”，其第一批所邀请的范围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老专家为主，如张岱年、蔡尚思、钱仲联等(其中《张岱年学术自传》于1993年11月出版)。每本篇幅在5万字至10万字之间，每本由“学术自传”、“学术年表”、“论著目录”三个部分组成。这批“学术自传丛书”主要围绕着“学术”来叙写，而有意省略了“学术”以外的东西，显得精短凝炼。

《世纪学人自述》(6卷本，高增德、丁东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选取了200位20世纪的人文社科学者分别撰写的自述，合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构成了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全景图。这些学者在自己所处的学科领域都是一流水平，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所以，他们的自述就自然地反映了该学科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反映了一些学派的基本观点和学理，讲述了他们的师承、交流和治学经验，其学术史方面的价值是非常值得肯定的。该书《内容提要》概括说：“所选学者生于1888-1936年间”，“这些学者的治学领域，涉及文学、史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诸多方面，他们的著述接武先哲，启牖后学，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自述中学者们回溯自己与世纪同行的人生经历，历数甘苦备尝的治学道路。因系手口相传，故而弥足珍贵。”该书第一卷收入的《周传儒自述》分为7个部分：一、“时代背景与历史渊源”；二、“幼年教育”；三、“中学时期”；四、“北京师大时期”；五、“清华研究院(国学门)时期”；六、“留学英国剑桥大学、德国柏林大学”；七、“教学三十年”。历史学学者周传儒的求学和治学历程就这样生动地展现出来了。

《学林春秋——著名学者自序集》(张世林编，中华书局1998年12月第1版)，在自述角度和侧重点方面与《世纪学人自述》有所不同，各篇自述的标题都是《我和……》(此如金景芳的是《我和先秦史》，蔡尚思的是《我和中国思想史研究》，张岱年的是《我和中国哲学史研究》，等等)，从标题就可见出各位学者的专长和学术成就。每篇自述都述及学者的治学经历、学术师承、治学甘苦、心得体会、学科建设设想等。每篇文章前均有作者近期的生活照片，照片下面是作者亲笔题写的治学格言和作者的生平、工作单位、职称介绍等。比如钟敬文题写的治学格言是：“我们是历史之舟的搭客，同时又是它的划桨人。”刘又辛的治学格言是：“温故而不知新则为平庸，不温故而知新则是浅妄。”《光明日报》2004年6月发表书评《真实生动的百年学术回顾》(辛夷)评论该书说：“本书是一部世纪学术史。”，“早在明、清之际，我国最早的、有系统的学术思想史专著——《明儒学案》，至今不失其学术价值。或许，一个世纪后，这部《学林春秋》的学术价值，当可与《明儒学案》相媲美。而在眼下，这部学术著作对于莘莘学子了解百年学术史，尽早认清学术门径是大有裨益的。”

丰富的人生经历、人生体验和感悟，展示出学者独特的感受和思考

叙写自己丰富的人生经历，真诚表达人生体验和感悟，显示出其高洁的学者人格，是学者自述的又一重要内容。

《史学家自述——我的史学观》(张艳国主编，武汉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提出“我的史学观”的命题就非同寻常，因为“文革”结束前的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讲的“史学观”与“无产阶级世界观”几乎是同一个意思，而这本书提出了“我”的史学观，就意味着史学观和史学家都应该而且可以有自己的个性和特色，有自己鲜活的生命和灵动的思维。书中谢本书《走自己的路》一文包括如下九个小标题：“初入史坛”、“恩师引路”、“革命风暴”、“治学三题”；“人物评议”、“爱国研究”、“云南历史”、“军阀与实力派”、“没有结束的话”。熊铁基《我学史的经历和体会》一文包括如下十个小标题“基础与传统”、“做人与治学”、“历史与现实”、“史论关系”、“博览与精读”、“学•问•思”、“求实与创新”、“癖与痴”、“勤与巧”、“学无止境”。从上述的小标题即可感受到真正学者的人生、人格和境界。石泉在《我的治学道路与方法》中写道：“弄清历史真相是学习、研究历史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敢于讲真话。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是牵涉到现实问题。但这是一个史学工作者所必须具备的最起码的学术品德。中国历史上史官‘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我们应该继承发扬。”这里强调的是人品与学品的统一。

《我的哲学思想——当代中国部分哲学家的学术自述》(韩民青、夏永翔主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第1版，1998年3月第2版)，收入41位当代哲学学者的自述，按作者的年龄顺序编排，第一篇为1909年出生的张岱年写的《分析与综合的统——新综合哲学要旨》，最后一篇为1958年出生的万俊人写的《走向现代伦理——我的学术人生初步》。每篇自述之后都附有论著目录。提出“我的哲学思想”的命题，同样是强调了个性和自由。万俊人文章的开头写道：“卅五人生春秋正值‘而立’与‘不惑’之间。人生的立感惑意与学术的创获阙失奇妙地交错着，真可谓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要自我诉述这尚在生长成熟着的人生和学术观念，对于从事道德哲学的后儒学者，多少感到唐突和惶然，谁知道人们会怎样看待我这段孟浪而怯弱的学术思想历程呢？”可以见出，万俊人是将个人的学术自述与人生自述交融在一起的，阅读他的自述，我们可以同时了解他的学术与人生。

《我与中国20世纪》(许明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收入于光远、徐中玉、金景芳等16位当代著名学者的自述。金景芳的文题是《我与中国二十世纪》，钟敬文的文题是《我与我们的时代、祖国》，蔡尚思的文题是《我与中国二十世纪思想文化界》，于光远的文题是《一个“不悔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自述》。钟敬文在文中写道：“知识分子，对于周围的事物，一般是比较敏感的。对于国家、社会的巨大事变，不管他们是自觉地参加进去的，抑或是不自觉地(甚至于不容自主地)被裹卷进去的，那大事件总要在他们的经历上、精神上留下一定的烙印，甚至于斑斑伤痕。”他还说，“在这漫长历史的经历中，总有种种的感受和反应。如果忠实地记录下来，也可算是这时代的伟大史剧中的断片插话吧。”可以说，从诸位学者自述中读者不但可以了解学者的学术、学者所处的时代，而且可以了解学者对时代的感受与思考。

历史深处的神情与风采：学者自述中的“史”与“诗”

陈寅恪在《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弁言》中说：“东坡诗云，‘事如春梦了无痕’。但又云，‘九重新扫旧巢痕’。夫九重之旧巢亦梦也。旧巢之旧痕既可扫，则寅恪三世及本身旧事之梦痕，岂可不记耶？”陈平原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第九章现代中国学者的自我陈述》中引述陈寅恪上段话后，不无感慨地写道：“三十年后拜读遗文，仍能感觉到先生沉入历史深处时的神情与风采——那定然是充满惆怅而又洋溢着欢乐的时光。在某种意义上说，追忆往事，乃阅历丰富者‘自我娱乐’的最佳手段。”陈平原还说：“对于具有诗人气质的学者来说，自述乃留住春梦的唯一策略。”，正是由于上述的原因，不少学者的自述写得文情并茂，很好地做到了“史”与“诗”的统一，具有独特的艺术魄力。读者可以当作优美的传记文学和优美的散文来读，从中获得真正的阅读快乐和审美快乐。

陈平原的散文随笔集《学者的人间情怀》(珠海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在“四十自述”的栏目里收有几篇与“自述”有关的文章，大多是一些著作的自序，而非严格意义的“自述”，可以说是准“自述”。这些文章写得真挚诚恳，轻松自如，学识、哲理、才情融为一体，特别有感染力。我们来看《“四十”与“自序”》中的一段：“等到‘四十’真的擦身而过，再也无缘相会，方才懊悔没有抓住时机，留下生命的足迹。于是检点文稿，找来几篇能大致表现这‘四十初度’心境者，略加修饰，汇成一编，也算一种自我纪念。”我们再看《四十而惑》中的一段：“面对‘生有涯而知无涯’这永恒的矛盾，我的策略来自鲁迅的《过客》。不管前面是坟场，还是鲜花，既然‘还有声音在前面催促我，叫唤我’，那我就只好往前走。”这样的文章，无疑是值得我们仔细阅读、反复品味的。

王富仁的《说说我自己——王富仁学术随笔自选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中的首篇《说说我自己》也是一篇准“自述”，与陈平原的风格相比，另是一种笔调。文中写道：“我们这一代人是无颜谈学问的。我能认认真真地读书是在初中毕业之前。1958年大跃进，1959年到1962年饿肚子，1963年背了一年俄语单词，1964年搞社教，面上的；1965年仍然搞社教，点上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气‘革’了10年。但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缺的就是搞学问的人，于是我就成了一个补缺的人。对于我，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别的干不了，只好来干这一行。”诙谐幽默内蕴其中，既给读者带来轻松的快乐，又给读者留下难以忘怀的淡淡的苦涩。

冯友兰的《三松堂自序》(有三联书店1984年12月版和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等)、季羡林的《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华艺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等书，是精确意义上的学者自述，他们的自述如同他们的学问，其文笔已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其行文如山泉之自然流淌，不喧哗，不雕琢，自有其沁人心脾之妙用。

（原载《中国教育报》2006年6月29日第11版“读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