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做学问是应该有学术情趣的，或者说是应该感受和追求学术情趣的。那么，什么是学术情趣呢?这似乎是一个只能意会不适言传的命题。我们先看下面的论述：
季羡林这样描述自己撰写《中国蔗糖史》的境况：“在80岁到90岁这个10年内”，“颇有一些情节值得回忆，值得玩味。在长达两年的时间内，我每天跑一趟大图书馆，风雨无阻，寒暑无碍。”“我心中想到的只是大图书馆中的盈室满架的图书，鼻子里闻到的只有那里的书香。”
梁启超在《学问之趣味》中这样说：“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原素名为‘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的仅有个零了。我以为凡人必须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么，生活便成沙漠，要他何用？”
钱钟书打比方说，他读书、做学术研究就像馋猫贪吃美食一样，快乐无比。林语堂说，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苦，他也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苦学。换言之，他所感受到的是“乐学”。
以上所引季羡林讲的“只有那里的书香”，梁启超讲的“学问之趣味”， 钱钟书讲的“ 馋猫贪吃美食”， 林语堂讲的“不知道什么叫苦学”，大致含义是相同或相通的，就是指学者的学术情趣。由此我们可以概括，学者的学术情趣，就是指学者挚爱自己的学术研究，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学术研究，在学术研究中感受到真正的乐趣、富有诗意的享受，进而能在学术研究中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挥自己的生命潜能和创造力。
用上述的视角来看今天的学术界、今天的学者，会发现学者学术情趣的失落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在一些人的身上甚至表现得颇为严重。可以肯定的是，如今有相当数量的学者已没有了对学术的挚爱，他们从事所谓的学术研究是为了借此达到学术之外的目的，因而他们无法、也不可能感受到学术研究的乐趣，学术研究对他们来说是真正的“苦差事”。当然，他们自然也很难作出有创造性的学术研究成果。
学术情趣的失落有着深层的社会原因， 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探究。其中，深受实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投机取巧，唯利是图，是学术情趣失落的重要原因。学术研究的本来目的是为认识事物，发现规律，探求真理。但在实用主义价值观的支配下，一些人开展学术研究是“功夫在诗外”，是“人在曹营心在汉”，他们做学术研究或者仅仅是为了弄到学位、职称，或者是为了争得奖金、荣誉，或者是为了升官发财，对他们来说，做学术研究的过程是痛苦的（甚至是苦不堪言的），为了未来的学术之外的“快乐”的目的，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做。在这种情况下学术情趣只能离他们十万八千里。
学术管理机构采用越来越行政化的管理方式来管理学术，是导致学者学术情趣失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这在高校表现尤为突出。近些年来，教育管理机构越来越强化对高校的行政管理、甚至行政干涉，使得高校越来越像行政单位。很多高校常常被教育管理机构的各种申报、评估、检查、验收、评比、评价、评奖所支配、左右，搞得应接不暇，高校及高校学者的自主性、主动性越来越少，真正用于作学术研究的时间和精力也越来越少。其中，强化高校行政管理最突出的表现是学术评价中的过分量化。其实，学术管理机构适当进行量化是有意义的，现在的问题是让量化走向了极端，给人的感觉是：学术管理就是量化，量化就是学术管理；学术水平就是数字，数字就是学术水平。于是，这些年来，高校论文、学术著作的数量一直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这更加剧了学术研究领域急功近利的风气，两者之间形成一种恶性互动、恶性循环。可以肯定，那些只能制造无数只在填表时才有用的“学术垃圾”的学者，是不可能感受和体味到真正的学术情趣的。
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同样会导致学术情趣的失落。学术不端如七拼八凑编教材、抄袭剽窃写论文、伪造学术经历、学术活动中拉关系走后门、伪造或篡改原始实验数据、学术成果宣传中的浮夸与造假等等。学术腐败最突出的特点是权学交易、钱学交易。如以权谋学（这个“学”包括学历学位、学术职称、学术荣誉等），以钱谋学，以行政权力取代学术权威（如“官大学问大”）等。从本质上看，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现象是“反”学术的，是学术的死敌，当然就无从去谈学术情趣了。
要想让学者找回失落了的学术情趣，或者说要让失落了的学术情趣回归学者，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一方面寄希望于社会大环境的改变、进步（如反腐败的不断深入、学术管理机构不断增进管理的科学性等等），同时也有赖于学界、学者自身的努力。学者应该真正明确，认识事物，发现规律，探求真理，是学者做学问的唯一目的，是学者最崇高的人生境界，也是社会需要学者的唯一原因和学者存在的唯一理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在《小说史：理论与实践》中写道：“学者一旦真能沟通‘学’与‘道’，自有一种旁人无法理解的乐趣。这时候读书，不算什么苦差事，根本用不着‘黄金屋’或‘颜如玉’来当药引。”我想，如果我们的学者都能感受到陈平原所说的“旁人无法理解的乐趣”，也就意味着学者找回了失落的学术情趣。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期待着！
（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0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