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使用多层线性模型来分析经由巧妙对接生成的多层结构的数据，详细讨论了行业影响收入分配的两个截然不同的逻辑与路径：一是直接影响不同行业的平均收入，二是结构性地调整不同行业中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等）的收入回报率。结果显示，个人收入的整体差异中，有超过13%的份额是由于行业的不同造成的；而行业特征（如行业规模、行业年龄、行业高学历比例等）对于个人特征的收入回报的影响则呈现出多种显著的方式。我们的结论有助于理清行业影响收入分配的机制与途径，同时也增进了对收入分配制度与结构问题的进一步理解。
关键词：行业；收入；多层线性模型
作者王天夫，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北京，100084）；崔晓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北京，100084）。
一、引言
收入分配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分层研究中的热点问题，近年来中国收入分配的状况更是引起学界广泛关注。自改革开放以来的这30年中，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发展成果的同时，社会收入不平等状况也日益突出。
对此，学者们开始探索其背后的发生机制。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即使条件相同的个人，可能也有着巨大的收入差距。这样的社会分化并非仅仅由个人层次的因素造成，制度性与结构性的因素也是其中不可忽视甚至更为重要的原因。我们可以观察到的一个极为明显的结构性因素就是行业。一系列不同时间点的实证研究都显示了行业间的收入存在着巨大差异，并且这一行业间的收入差异一直都在进一步扩大。
已有研究给出了一个总体的行业间收入差异的情形。但是，在我们看来，行业对于收入分配的影响作用至少有以下两种截然不同的过程与机制：一是，不同的行业特征直接导致不同行业间整体收入水平的差异；二是，不同的行业特征导致不同的个人特征对收入的回报率在不同行业间的差异。这两种机制的影响逻辑与影响路径并不相同，前者直接造成了不同行业间平均收入的差异，而后者则造成不同行业间同样的个人特征对收入的影响受制于其所处的行业特征，并形成了这些个人特征收入回报率在行业间的差异。
本文使用经过特殊对接处理的两个数据，并使用多层回归模型来分析这一数据，进一步探讨行业对于收入分配的影响，以期理解制度性与结构性因素对于个人收入分配的影响过程与机制，以及当前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过程。
二、收入分配中的结构性因素分析与行业的影响作用
（一）社会分层研究中的结构性因素
社会分层结构是由社会集团与群体构成的多层级垂直的社会关系模式。而行业正是划分社会集团、导致社会分化、形成与维护分层模式的结构性因素之一。
1.新结构主义研究
近几十年来的社会分层研究从制度与结构视角出发，被称为“新结构主义”。该派理论强调在社会分层过程中制度与结构比个人特征更重要；同时认为个人特征的影响作用受到制度性与结构性因素约束。在众多的新结构主义理论中，%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理论直接认为劳动力市场被分为两个几乎完全不同的市场：初级市场（primary market ）与次级市场（seco ndar y market ）。这两个市场在包括个人回报的诸多方面都有着天壤之别。进入这两个不同市场的决定因素往往并不是个人的劳动技能与生产能力，而是与其他社会结构和制度特征高度相关（例如种族、肤色、口音以及性别等）。只有在厘清市场结构特征之后，个人特征才能够显现出对于收入分配的影响作用。后来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样的理论假设。另一个更具社会学味道的研究传统专注于对组织特征影响作用的挖掘。拜仁和毕尔比倡导把公司组织概念化为工作的结构性单位，提出应当以公司组织作为社会分层研究最为重要的研究单位。通过考察企业组织中工作是如何被实际安排的，从而看出对其成员收入分配的影响。拜仁和毕尔比的研究也开创了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
不论是从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还是从企业组织角度出发，上述研究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强调结构性因素对于个人收入不平等产生的关键影响。制度性与结构性因素在决定个人收入的过程中，比个体特征更重要并在逻辑上更早。
2.关于中国的研究
在一些研究中，人们也发现制度性与结构性因素对收入分配有着显著的影响作用。但是在中国，结构性的分割所呈现出来的影响更为复杂多样。总结起来，中国社会影响收入的主要制度性与结构性因素包括所有制、地区、行业与工作单位等。
林南和边燕杰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劳动力市场同样存在制度性与结构性的分割。他们认为工作单位的所有制制度是影响1990年代以前中国城市个人收入的最重要因素。后来的研究更加细致地讨论了工作单位的特征（包括单位所有制、行政层级、规模等）对于个人收入的影响。谢宇和韩怡梅的研究发现，区域间的收入差距明显，并指出“区域异质性”是分析中国居民收入不平等中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后来也有研究再次证实了这一结论。）王天夫和王丰的研究则系统地讨论了四种不同的结构性因素所起的作用。他们发现，这些社会集团类别产生于社会主义时期，但在转型时期对个人的经济收益依然有着深刻的作用。收入不平等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就是集团间的分化快速增大，但集团内收入的平均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维持。
集团间收入差异的增长远远超过了集团内差异的增长。到了1990年代中期，大约一半的收入差异增长能够为这些社会集团因素所解释。这无疑成为中国社会收入差距快速拉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以往研究关注的重点，更多的在于结构性因素对于此类结构单位（如单位组织与区域）的平均收入水平有怎样的影响以及什么样的特征造成这样的差异。但是，对于这些结构性因素是怎样约束个人特征的影响过程的具体研究还相当少见。
（二）行业间收入差距研究
行业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一个影响收入的重要结构性因素。早期有研究表明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在各个国家、各个时代以及不同的工人之间都显示出了显著的相似性，这样的行业工资差异也直接表明了劳动力市场并不具有完全自由竞争的特征。但是，对于行业收入差异，社会学领域中更多的是概念上的讨论，而甚少直接的经验研究；更多的研究来源于经济学领域。
1.逐步扩大的行业间收入差距
以行业间个人收入差异为研究主题的传统显示，中国城市行业收入差异增长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并出现了潜在的两极分化趋势。
而这样的行业收入差距更多地体现在以下几个对比之中：一是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二是新兴行业与传统行业之间，三是知识密集型行业与劳动密集型行业之间，四是市场分配机制行业与非市场分配机制行业之间。
通常以分配过程中机会是否公平与差距是否合理为标准，行业间收入差距又被分为合理与不合理两种类型。垄断行业的高收入通常被认为是不合理的；而新兴行业与知识密集型行业的高收入由于从业人员的高投入，被认为是正常与合理的。垄断行业又可以细分为由市场竞争形成的自然垄断与由行政干预形成的行政支持性垄断，而后者带来的高收入尤其为人所诟病。
2.行业间收入差距的成因讨论
通常，那些资本-劳动比率更高、垄断能力以及赢利能力更强的行业工资收入更高。但是，中国在行业间的制度设置与结构模式显然又使得个人收入的行业差距显得更加复杂。总结起来，中国行业收入差距的成因有以下四个方面：（1）行业本身的差别与行业竞争。这与行业结构的调整紧密相关。有些新兴行业知识密集，资本密集，劳动力生产率高，自然就获得了超过行业平均利润的赢利能力，行业工资高于其他行业。（2）自然竞争导致的行业自然垄断。这与市场竞争过程中利用市场规则而逐渐出现规模大、市场占有率高、市场集中率高的行业有关。
这样的行业获得了超额利润。（3）市场机制不完善导致的资本与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资本与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将导致平均行业利润。但是，转型时期存在着劳动力因为身份、档案以及户口等因素不能自由流动；而民营资本也被限制无法进入某些行业。这使得行业间的利润水平差距明显，进而导致个人收入的行业差异。（4）行政支持的行业垄断。有些行业得到了政府在投资、信贷、税收甚至是直接的经营活动方面的支持。这样的垄断行业将其获得的部分超额利润以工资或是福利的形式分配给个人，使得这些行业的收入大大高于其他行业。
罗楚亮和李实的研究首次使用了全国性的数据来分析行业对于收入的影响。，他们对企业之间、行业之间平均收入的差距给予了全面描述。他们发现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相当惊人（5倍的差距），同时也认为形成行业收入差异的过程中，行业垄断比赢利能力有着更重要的影响作用。
傅娟深入挖掘垄断行业高收入情况，发现这些行业并不仅仅是在平均工资上比其他行业高，行业的收入分布整体上（各个收入十分位）也高于其他行业。傅娟还发现造成垄断行业如此高收入的主要原因与市场竞争形成的自然垄断关系不大，而与行政支持的垄断联系紧密。
类似研究一致认为当前中国存在行业收入差距，并且正在逐步扩大。同时，这些研究十分强调行政支持下的垄断是导致行业收入差距的最重要原因。任重与周云波的研究甚至指出政府支持的垄断对于行业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超过了60%.
（三）对行业影响收入的进一步讨论
1.行业平均收入与行业间的个人特征收入回报率
以往研究显示，行业特征（诸如垄断地位、集中率、平均教育水平、资金密集程度等）与个人特征（年龄、性别、教育水平等）都对个人收入有着重要影响。从上述的理论讨论中，我们也了解到，在影响个人收入的过程中，结构性因素给出了约束框架，个人特征正是在这样的结构框架下影响个人收入的。但是，在以往的研究中几乎没有出现行业的结构性特征是如何具体影响个人特征在行业间的收入回报率的。
因此，在我们看来，当前对于行业影响个人收入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以往研究更多专注诸如“行业间整体上的平均收入是否存在着显著的不平等”、“行业性特征对行业平均收入是否产生显著影响”以及“垄断行业的收入水平到底有多高”等问题。而对于诸如“在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和行业内的差距各占多大的比例”、“行业特征影响个人收入的具体过程是怎样的”以及“相同个人特征在行业间的收入回报率是否具有不变性”等问题则没有深入挖掘或没有涉及。
在一定程度上，以上的局限性在于将制度性、结构性因素和个人性因素的影响作用过于区别看待。行业被看作一种类似“黑箱”的东西，它所产生出来的是整体性的收入差距。我们能看到的也仅仅是各个行业在平均收入上的巨大差别。但事实上，结构性因素与个人因素对于收入的影响作用是相互纠缠的。行业特征对于收入的影响作用，并非仅仅限于对于行业整体平均收入的影响，同时还有对于个人层次资源收入回报率的限制性影响作用。因此，行业对于个人收入的影响作用至少有以下两种可以叠加的影响机制：不同行业间的行业平均收入并不相同；同时，不同行业间个人层次资源对于收入的回报率可能也不相同。因此在我们看来，挖掘行业特征的具体影响机制与影响途径应该成为该类收入分配研究中的一个新思路。这既是一个认清实际情况的问题，也是一个厘清理论脉络的问题。
2.分析工具与数据的约束
遗憾的是，当前仍缺乏深入探讨行业特征对于个人特征收入回报率具体影响过程的研究。
究其原因，也有分析工具与数据的约束。罗楚亮与李实的研究使用了行业特征变量，讨论了行业特征对于行业平均收入的影响。但他们的数据中没有个人层次的内容，因此无法讨论行业特征对于个人层次资源回报率的差异问题。傅娟分析了个人层次的抽样数据，但是数据中没有详细的行业特征的测量内容。因而，其只好使用了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这样简单的分类。
当前社会研究中鲜见以行业（或是企业组织）作为基本抽样单位的大规模抽样数据，而在以个人为最终抽样单位的调查中也甚少有关行业特征的调查内容。这样的数据至少给研究带来两个方面的不足：（1）无法分割行业层次与个人层次分别对于个人收入的独立影响；（2）无法讨论行业特征对于个人层次特征收入回报率的结构性调整。本文将两个数据巧妙地对接起来，使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来克服以前的困难，以达成这两个分析目的。
（四）研究假设
为了用数据来检验上述讨论的行业特征对于个人收入的两种可以%分割的影响过程与机制，下面给出一系列可供检验的假设。假设分为两类：一是关于行业间平均收入因为行业特征的变化而变化的假设（A），二是关于个人层次特征对收入的影响随着行业特征的变化而变化的假设（B）。其中，A类假设在以往研究中多有涉及，将其纳入分析当中不仅仅是使用另一个对接处理过的数据来重新证实它们，同时也可以旁证当前数据的有效性。而B 类假设则是以往研究中几乎没有涉及的关于个人特征收入回报率在行业间的差异性问题。
1.行业间收入差异
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行业间是否存在着显著的收入差距。这一点在以往的研究中已经被屡次证实，但作为研究的必要步骤，仍然需要检验。因此我们提出：
假设A1：行业间确实存在着显著的平均收入差距。
对于行业间平均收入究竟由怎样的行业特征造成的，以往研究中有不同的探讨。一般的关注点主要集中于垄断层面，即认为：垄断性行业与非垄断性行业之间职工的收入差距过大，垄断性行业职工的收入远远高于非垄断性行业职工的收入。！另外，也有研究提到新兴行业职工的收入水平高、增长快；知识和资金密集型行业比劳动密集型行业职工收入高。因此，我们建立如下假设：
假设A2：垄断性行业（能源、交通、金融等）的平均收入更高。
假设A3：新兴行业收入水平更高。
假设A4：从业人员平均教育水平较高的行业，收入水平更高。
在以往的企业组织研究中，规模都是一个重要的变量。）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规模大的企业占有市场优势地位。但在大规模行业中，个体企业并不一定占有优势。相反，大规模行业更多情况下是成熟行业，而非新兴行业，所以其从业人员的工资并不一定占有优势。
假设A5：行业规模对于收入没有影响。
2.行业间个人特征收入回报率的差异
如上讨论，我们更关注行业特征对个人特征的收入回报的影响。我们认为，正是由于行业特征的不同，使得个人特征的收入回报率在不同的行业之间呈现出了差异性。
通常意义上个人层次的资源特征包括先赋与后致两种：男女性别、年龄大小、党员身份、教育水平等。对于性别，王天夫等人的研究发现，国有单位内的平均主义取向对于女性与男性收入差距有一个平衡作用。另外，行业规模对性别收入差距也具有减缓作用。因此，我们提出：
假设B1：行业内国有单位的比例越高，性别收入差距越小。
假设B2：行业规模越大，性别收入差距越小。
收入的年龄回报率被认为遵循向下开口的抛物线形状。个人收入会先随着年龄增加，然后在临近退休时开始下降。然而，年龄往往作为反映个人资历的一个重要指标，而资历在较年轻的行业里对收入的影响并不明显。但在国有化程度较高和大规模成熟的行业里，年龄的收入回报则更加明显。因为在这些行业中，往往对资历有相当程度的重视，因而年龄的收入回报会有所增加。资历的这一作用，通常又与其他因素（例如年轻人的知识结构更新，更符合技术发展潮流等）纠缠在一起，使得年龄对于收入的提高效应变得不明显。因此，有如下假设：
假设B3：年龄的收入回报率在不同国有化程度的行业中没有差异。
假设B4：年龄的收入回报率在不同规模的行业中没有差异。
假设B5：年龄的收入回报率在新兴程度更高的行业中更低。
教育水平一向是决定收入的重要变量。以往的研究给出了较为复杂的结论。知识密集型行业总体上的教育回报率应该更高。同时，国有单位的平均主义取向则有可能使得教育水平的决定作用并不明显。）因此，有如下假设：
假设B6：从业人员平均教育水平越高的行业，教育回报率越高。
假设B7：国有单位比例对于教育回报率没有影响。
从政治权威的持续性来讲，党员身份应当与收入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以往研究仅限于个人层次的分析，同时显示了极为强烈的一致性。在我们看来，这样的政治身份对于收入的影响应该是跨行业的、一致的。因此，我们有：
假设B8：党员身份的收入回报率在行业间不存在差异。
…………
五、讨论与结语
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生产过程中的分工体系，它影响了行业间收入分配的模式，导致了不同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收入的差异，形成了一个带有鲜明行业特色的收入分层结构，因而成为制造社会分化过程的结构性因素，也成为收入分配研究中的重要主题。
本文延续了收入分配研究中新近兴起的强调制度性与结构性因素的传统，深入挖掘了行业影响个人收入的两个途径与机制：一是，行业特征直接导致行业间个人收入的差异；二是，行业特征也导致了个人特征收入回报率的差异。以往较多的经济学研究反复证实了前者，而后者则是本文细致求证的重要理论假设。本文的分析结果显示了行业间的平均收入存在着显著不平等，也显示出行业性特征对行业平均收入产生了显著影响。更重要的是，本文的结果还揭示了行业特征影响个人收入的双重逻辑与过程，并指出相同的个人特征在行业间的收入回报率并不具有不变性。
本文的分析结果显示出，行业之间的确存在着显著的收入差异，显示收入分配决不仅仅是个人层次的因素在起作用，其他结构性因素——例如行业——在收入分配中也至关重要。特别在某些垄断行业——诸如金融房地产、能源交通传输及供应等行业，其整体个人收入高于其他行业。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当前的收入分配中，国家依然有着强烈影响。同时，其他行业特征也影响着行业的平均收入。行业中从业人员受教育的平均水平与收入的平均水平显示了较强的正相关关系。
在具体数量上，行业间的收入差异占到总体个人收入差异的13%以上。这已经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这表明，个人能力强并不一定能够保证更高的收入，进入一个好的行业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收入的高低。
我们更进一步地看到，以往对行业影响收入的研究对影响机制与途径挖掘得不够深入。虽然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教育水平等）对于收入的决定作用相当显著，但它们的这些决定作用往往都受到了行业特征的约束与调整。分析结果显示，行业特征对于个人层次特征的收入回报率的影响方向可能并不相同且显得复杂多样。例如，国有比例较高的行业对于性别造成的收入差异具有减缓的效应；而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行业对于教育的回报系数有进一步加强的作用。还有的行业特征并不是简单地减缓或加强个人特征的收入回报率，而是改变其效应曲线。
例如，对年龄而言，在新兴行业与大规模行业中，年龄的收入回报曲线变得更为平缓。由此可见，这些行业层面的因素对于收入的影响决不仅仅是在不同行业导致不同的平均收入这一个方面，它同时还改变了个人层次因素的回报方式，从而起到对收入分配的多重影响作用。
我们的分析目的较为特别，因此也需要我们使用特别的分析方法与数据。本文将两个数据对接起来，得到一个社会调查中少见的多层嵌套结构的数据，实现了对收入决定因素跨层级的分析。在我们看来，这样的做法不仅完成了对于本文涉及的理论问题的讨论，同时也为分析收入分配中制度性与结构性因素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毋庸置疑，本文的结果有助于我们理解行业作为结构性因素是怎样影响收入分配的。在理清了行业在两个层次对于收入分配的影响逻辑与途径之外，对照社会现实，本文的结果也给出了一个多少有些悲观的前景。研究收入分配机制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找出其决定机制，并且以此为出发点找出应对不平等的方案。但是，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这会面临巨大困难。因为我们的结果直接指明，行业这样的结构性因素对于收入分配有着极大的影响作用，同时其影响机制与途径还非常复杂。垄断行业的高收入不仅仅是市场竞争的问题，也是市场如何建立起来的问题。另外，以工作资历为例，由于工作年限（年龄）的增加导致的人力资本的累积，仅是因为在不同行业里就可能带来完全不同的收入回报。在有些情况下，个人层次的资源累积是可以实现的（例如工作经验、教育等），但结构性的影响是个人无法控制的。显然，单纯谈论工作资历累积对于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影响是不够的，因为工作资历对收入的影响本身就受到行业特征的影响。如何面对这个问题，是今后不平等研究中需要特别关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