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信任是社会运行的基本前提条件，所以对于社会信任产生机制的研究成为探讨社会基本运行规律的重要前沿课题。在社会转型时期，原有的支撑社会信任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的变迁导致了原有的信任体系的失效，也呼唤社会信任的重建。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建设就是要重建社会信任体系，让社会重新有效地运行起来。

[关键词] 社会结构；社会信任；社会管理；社会文化

[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识码] A

当前，社会转型处于关键期，也是社会问题多发期。众多的社会观察者与研究者有着一个共同的基本结论：经过30年的改革，我们已经基本建立了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经济运行结构，但是总体来看，社会建设相对滞后于经济发展的水平，社会结构的改革与重建还远远没有达到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阶段。与此相应的另一个共识是，社会建设或者社会治理结构的改革成为了当前进一步推进改革的重要任务。这也是经济建设达到一定阶段后，社会结构必然重构的阶段，是一个不可能绕过去的阶段。

在笔者看来，给定当前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需要面对的首要基本问题，就是社会信任的缺失。

社会运行的基本前提条件是社会信任。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是一个个单个的人，但是促成社会行动的社会组织群体与社会关系是依靠社会信任黏合在一起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社会信任就没有社会合作，就没有超越个人的集体性社会行为，也就没有所谓的“社会”。因此，对于社会信任产生机制的研究成为了探讨社会基本运行规律的重要前沿课题。这样的社会信任可以由直接或是扩展的人际关系来支撑，也可以依靠正式的规章制度与法律体系来支撑。在社会转型时期，原有的支撑社会信任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的变迁导致了原有的信任体系的失效，也呼唤社会信任的重建。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建设就是要重建社会信任体系，让社会重新有效地运行起来。只有在此基础之上，社会治理改革才能够推行下去。

一、社会结构基本特征的判断

重新审视过去的改革30年，中国的社会结构经历了特征分明的三个历史阶段。1980年代，是拨乱反正之后百废待兴，改革开放凝聚了社会共识，整个社会“集体转向”，走向改革。与此同时，社会分化开始出现，不同群体开始通过不同的路径获得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总体来讲，社会群体之间的差异相对较小。1990年代，是社会分化剧烈加速的时期，无论从政治权利、社会地位、经济利益还是文化身份等各个方面都形成了较大的群体差异。到了1990年代后期，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非常明显，社会结构上出现了一系列难以跨越的群体间的鸿沟，形成了所谓的“断裂的社会”。进入21世纪后，社会分化进一步演进，更为多元与细微，并切分原有的阶层界限，原有相对定型的社会结构经历了在大的群体界限之内化整为零的过程，群体内在的同质性与凝聚力也随之消解。整个社会呈现出了“碎片化”的特征。

如果说1980年代社会问题更多的集中在改革与保守的争执以及改革的路线方向之争；那么到了1990年代社会问题则是集中在群体间的利益分配之争；而2000年代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则更为分散，此起彼伏，难以预测。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过去的30年一直就是中国社会不断加速分化的过程，是社会结构从原来的所谓“总体性社会”快速分解为纷繁复杂的社会利益群体的过程。毫无疑问，这样的分化带来了社会信任缺失的社会结构基础，而滞后的社会建设也耽搁了重建这一社会结构基础的时机。所以说，正是在社会分化的过程中，没有针对性的社会建设对策，使得整个社会走向了一个社会信任缺失的境地，也为当前的社会管理带来巨大的挑战。

二、社会信任缺失的表现及后果

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当前社会信任的缺失已经渗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表现在社会生活与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在公共领域，公信力已经降低到与改革之前不可相提并论的程度；在市场领域，对于企业与商品的信任显得不足，难以支撑产品品牌的树立；在个人关系领域，私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也经不起社会转型带来的身份变化与市场利益，变得相当的脆弱。

第一，引导社会信任走向的社会舆论对于当前公共领域的信任极为薄弱，任何成为公共的形象、人物与媒介都难以获得民众的信任。可以经常看到的是，政府发言人的任何言行都会受到极端的反驳与攻击，阴谋论的猜测此起彼伏；政府官员的形象一落千丈，成为众多大众文化与传播媒介讽刺挖苦与贬损娱乐的对象。与此相应的是，政府对民众也缺乏信任，对自身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缺乏信心。民粹主义社会舆论的导向成为了影响政府行为的重要形式，任何受到民众抱怨的官员无一例外地以短于正常程序正义所需的时间受到调查、免职或是法办。更为显著的例子是，由于社会稳定的政治目标，各级政府对于群体事件表现得极度的紧张与恐慌，往往采用过犹不及的应对手段，很多时候导致适得其反的后果。

曾经是人们唯一的信息渠道的公共媒体也基本失去了其受众的忠诚与信赖。在大众传播的过程中，对于公共媒体的攻击成为了一种吸引公众注意力的“英雄式”的行为。作为另外的替代媒介，私人的网络与通讯平台成为了重要的信息传播形式。很多时候，人们宁愿相信未经证实的谣言，也不愿相信公共媒体的授权消息。公众人物也成为了负面标志，成为了大众攻击的目标。专家的意见再也不具权威性，难以获得民众的认同；公共知识分子也不再是启蒙大众、引领舆论的精英，反而成为饱含贬义与饱受攻击的群体。

第二，在市场领域，企业与个人的征信机制远远没有建立起来。不论是因为监管不力还是因为违法成本低廉，市场上的欺诈行为比比皆是，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关系极为脆弱。三聚氰胺事件几乎彻底毁掉了国产奶粉在消费者心目中的最后形象，同时也近乎摧毁整个国产奶粉行业。

第三，在个人关系上，人们对于周边人的信赖程度大大降低。曾经是最为重要的社会支持源泉的亲戚朋友与熟人圈子，变成了小心提防的对象。“杀熟”以及传销的时有发生，使得人们不得不增加自身的保护意识，降低个人关系层面的信任。

社会信任的缺失将带来非常严重的社会后果。由于社会信任的缺失，将导致社会的共识难以凝聚，社会的权威也难以树立，而社会的秩序也面临挑战。社会群体间的争斗也将进一步加剧，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将涌现出来。所有的这些都严重威胁到社会的运行。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任由社会信任的缺失现状恶化下去，将形成一个加速恶性循环圈。社会信任的缺失导致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而这样的后果将更进一步导致群体间的不信任与对立，从而走向更为严重的社会冲突。事实上，很多最终以惨烈收场的群体事件就是因为官民双方脆弱的互信基础难以支撑有效的沟通与谈判，互相误判，断送所有妥协的余地与退路，最终走向相互间全面的对立与对抗。

三、社会信任缺失的社会文化根源

导致当前社会信任缺失的社会文化根源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其中既有我们自身社会转型带来的变迁，也有全球化时代下多元文化的冲击。

（一）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生活的变革

从影响当前社会信任的角度来讲，社会转型至少在社会生活的基本逻辑以及社会生活的基本结构上对于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第一，社会转型带来了新的社会生活逻辑，彻底改变了社会群体以及个人的社会生活行为的选择。在计划体制下，整个社会经济生活是以再分配的过程组织起来的。这一再分配的过程从上而下，并且由单位、居民委员会等组织结构严格控制定量配给，而人民公社制度基本上也是计划体制在农村的延伸。因此，作为个体的社会成员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没有太多的自由与自主性，其社会生活的逻辑是“等待”——等着得到自己能够被计划所设定的分配份额。

由于没有根本性的利益关系，体制安排下的合作关系在意识形态的辅助下使得人们可以相互信任、团结协作。应当看到，这样建立起的社会信任既包含了人们相互间的个人信任，也包含了个人对于体制的深刻信任。

但是，这样的社会生活逻辑在市场经济的建立过程中逐步瓦解了。在市场机制下，社会经济生活由市场“看不见的手”来组织完成，个人获取资源的途径再也不能像往常一样坐而等之，而是需要进入市场，并参与竞争。在市场竞争当中，优胜劣汰成为了评判的标准。因此，市场机制下的社会生活逻辑是“竞争与争夺”。需要指出的是在这样的争夺当中，既有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竞争，也有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竞争，同时还有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利益争夺。

由于市场竞争充满了利益争夺，成功与失败之间往往是一条冷血残酷的鸿沟，个人信任在市场机制下难以得到持续的支撑。因此，由各项制度或是共同利益维系的契约性信任才是市场机制下的信任体系。在建立各项有效制度的社会转型之初，各个群体间通常要经过一个博弈争夺的过程，以期获得对己最为有利的结果。因此，此时社会信任与合作制度建立过程较为复杂与困难，通常也是最为混乱与无序的时期。

正是由于社会生活逻辑的变化，使得社会群体间的信任基础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前市场机制下的社会信任制度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

第二，社会转型也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原来计划体制下的单位制度逐渐降低了其对社会生活的结构性影响，更多的社会成员生活在单位之外，与此同时单位的结构性组织功能几乎全部消解（在农村则是与城市单位制度相当的组织农民生活与生产的人民公社与生产小组等制度）。从根本上讲，单位制度是国家政权在社会领域的渗透。当这一制度退出社会生活之后，原有的由单位组织起来的社会成员成为了一个个独立的个体。从社会的层面上看，社会结构失去了中层组织，社会群体组织失去了结构支撑。因此，转型时期的整个社会组织结构走向了重建的过程。

从理论上讲，原有的单位制度占据了能够承上启下连接国家政权与个人的社会中层的位置。这一中层的位置十分重要，从传统中国社会中的宗法家族制度到托克维尔观察到的西方社会的自愿组织，都是在这个高于个人并将个体利益集结起来与国家博弈的层次上。

事实上，社会中间组织是社会信任产生并扩展的重要结构性基础。在中层组织内部，人们有着共同的身份认同与利益诉求，因此有着天然的群体信任；在中层组织与国家政权或是其他组织相连接的外部，则是通过相关的制度安排以及在制度安排之内的沟通博弈形成了制度性信任体系。当前的社会结构框架缺乏中层组织的生长机会，也就使得支撑社会信任产生的社会结构难以在单位退出之后尽快建立起来。因此，社会转型在消解原有的社会中层结构的同时，并没有带来支撑社会信任重构的社会中层组织的重建。

（二）全球化时代下后现代文化的冲击

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社会以大规模的工业生产作为其基本的经济社会组织形式。而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的后工业社会基本的经济社会组织形式则变成了消费；它成为了引领生产的动力，也是创造新需求的源泉，同时也生成消费品味，制造社会阶层分化，形成新的社会结构。

大规模的生产活动需要各方共同合作才能完成，因此参与其中的人们构成了一种机械性的协作关系。当前的后工业时代消解了原有的有助于产生团结合作信任关系的以大规模生产为组织方式的文化基础，形成了强调多元价值观并与消费行为紧密结合的后现代文化。而后工业社会的消费行为更多的是一个私人化或者小群体的过程，强调多元价值观以及对于个体的尊重。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后现代文化开始席卷整个世界，也对当前的中国社会重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首先，多元价值观的基础在于人们的利益结构的多元以及社会结构组织方式的多元，表现出来的还包括人们行为方式的多元。这样的多元化背景下，个人主义的倾向强烈，群体身份认同薄弱，形成团结协作的社会文化基础则明显不足。

其次，后现代文化的概念已经被极大地拓展，渗入到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从对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来看，文化渗入最为显著的表现是与消费融合而导致的消费主义的盛行。与此同时，文化的大众化使得以往局限于社会上层的文化活动见诸于街头巷尾。进入日常领域的后现代文化的最重要的基本形式是戏谑性的模仿，而首当其冲的反讽对象则包含了大众不满的现状以及人们心目中维护现状的权威。前面提到的对于政府与官员的戏谑贬损文化就是一个极为恰当的写照。

因此，蔑视权威、颠覆秩序以及违反规则成为了流行的观念。这样的社会行为的价值取向难以产生共识的凝聚与身份的认同，当然也就难以产生社会信任。

四、国家间社会生活领域的竞争与角力

全球化的推进使得国家间的竞争与角力越来越激烈，也涵盖了越来越多的内容。除去显而易见的军事角力、政治角力、经济竞争以外，国家间还在软实力范畴内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意识形态与文化显然是其中重要的领域。但是在笔者看来，正是由于全球化使得各个国家与社会更加紧密地连接在一起，相互间的影响也深刻渗透，社会生活也成为了国家间竞争与角力的重要领域。事实上，社会生活中的竞争角力更具渗透性，其产生的影响也更加深远。其结果将是失败方的社会成员认为自身的社会运行具有天然的缺陷。社会信任机制是社会运行的基本逻辑机制，因而也成为这样的竞争角力过程中的核心领域。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激烈对抗，意识形态领域的争夺在当前信息广泛传播、政治取向相对淡薄的后工业时代逐渐退潮，甚至成为口号式的喊叫，也早已失去了强大的对内动员能力与对外竞争合理性，其有效性也逐渐降低；而文化领域的角力因为涉及到各个国家的历史传承与身份认同，对抗性过于强烈，并对于当前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合作不利；社会生活领域的竞争则是深入到对方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之中，影响他们对于自身社会的生活方式与社会治理的认识。显然，在社会生活领域的竞争与角力更为隐蔽和微妙。全球化的推进以及现代科技带来的信息传播工具，使得国家间的相互渗透进入对方的日常生活，也使得影响其他国家的社会生活成为可能。

社会转型与社会信任体系重建的时期，是社会问题凸显的时期，也是社会不满与抱怨容易爆发的时期，也正是社会生活最容易受到渗透影响的时期。因此，在此时期中重建社会信任的目标也必然受到外来的干扰与影响。常见的干扰策略利用各种社会问题（例如食品、医药安全问题等）、群体关系、甚至是特定突发事件等所给出的渗透影响机会，采用现代信息传播技术（特别是网络工具）提供的平台，在舆论上占据道德高度的优势，灌输社会成员（特别是年轻人）产生对于外来生活方式的认同，引导他们产生对于当前社会信任体系的不满与抱怨，进而质疑社会治理与管理结构，最终达到动摇社会运行基本秩序的目的。

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文化传承与社会结构特征，因此有着不同的社会运行基本逻辑与社会信任体系，没有一定的孰优孰劣的严格区分。传统上的中国就更为强调人际关系网络中的社会信任。在社会转型遇到对于社会生活的渗透以及对于建立社会信任制度的干扰，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其危害性，避免自身的信任体系被掏空，杜绝移植没有文化传承与社会结构基础的外来社会信任体系。简言之，自身社会的运行逻辑应当由我们自己来设计与建立。

结论与思考

经过30多年的改革，社会改革与社会建设已经成为了当前紧迫的任务。改革社会治理的目的是为了优化社会结构，提升社会运行效率，建立有效社会制度。社会信任是社会运行的基本前提。因此，社会信任的缺失成为了社会治理改革需要面对的首要基本问题。从整体上看，当前的社会结构分化严重，成员之间缺少共识与凝聚力，缺少社会信任。社会改革的首要任务是通过富有远见卓识的视野与策略来重新凝聚共识，重建社会信任，才能全面推动社会建设。

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信任的缺失涉及到众多的社会生活领域，带来的潜在后果也相当严重。应当认识到，社会信任体系的重构是全球化背景下转型时期中的必然过程，需要正确理性应对。事实上，转型时期社会信任重建的过程容易受到外来势力的干扰，需要立足于自身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结构特征建立符合自身社会运行逻辑的社会信任体系。

激发社会的活力是重建社会信任体系的最有效途径。社会结构基础决定其支撑的社会信任体系，社会信任体系的建立也必然镶嵌在社会生活的各种结构组织之中，它将在社会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过程中生长出来。在更多的时候，政府也许是对于社会生活影响最大的一方。但是，政府不可能完全控制社会的运行，也不可能支撑起社会信任体系。社会信任体系的建立依赖于社会。因此，调动社会自身的能动性，激发社会的活力，让社会自身的组织与监督功能运转起来，在社会生活的日常运转中生发出新的社会信任体系。一个恰当的例子是，蓬勃活跃的行业协会可以将同类生产者纳入到相互了解的社会组织关系结构之中，使用群体共同利益、身份认同、关系网络等等社会激励与约束的手段构建出行业内部的信任机制以及行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机制，完成市场中企业的社会组织过程。

事实上，在复杂社会关系结构中，社会生活“看不见的手”可以优化社会运行的过程，梳理出社会运行的秩序，并建立起与之相匹配的社会信任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重建社会信任体系的过程也就是重建社会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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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天夫,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