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这本小书（丁学良：《我读天下无字书》）编订完毕交付印刷之际，我刚刚从日本参加东京地区多所大学2011年联席研讨会返回香港。清早六点钟一打开电脑，就看到我的同届不同系的校友凯尔的电子邮件——他近来忙到难得一年发我两条电邮——，标题便是“Daniel Bell”贝尔教授的尊名。我立时萌生不祥之感，果其不然：
“ 请接受我的安慰，老朋友，你的导师去世了。过去这些年里每次我见到他提起你的名字的时候，他都欣悦有加。他是一位真正的智力伟人。
凯尔
2011年1月27日下午7点21分 ”
我搜索了一下，英文报刊杂志和文化网站的报道已经有许多条，其中以《纽约时报》于贝尔先生逝世当天1月25日发布的评论性讣告最为言简意赅。该文在贝尔的众多著作里，着重提及在学术界和思想史上穿透力特别深刻的三部：《意识形态的终结》、《工业化后社会的来临》、《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以及他和Irving Kristol一道创刊、日后成为全美国对国内政策影响最大的刊物《公共利益》杂志。很多读者也许已经知道，新千禧年降临之后不久，《泰晤士时报》书评专版编辑部向广大读者和评论者征求意见，推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英文世界最重要的100本非小说类著作，结果贝尔的两本著作上榜——《意识形态的终结》和《资本主义文化的矛盾》。《高等教育记事》周刊请美国教育界提名20世纪关教育研究的最重要的50本著作，贝尔的《普式教育的改革》入选。《纽约时报》的评论讣告说：“在苏联东欧体系崩溃三十年之前，贝尔就剖明它的意识形态越来越失去政治驱动力，这为新型观念敞开了激励人心和行动的空间。在1970年代中期，贝尔瞻望到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发达国家，即将迈入以服务业为主要的增长来源。他同时也指出西方资本主义愈益依赖于大众消费、贪得无厌、债务累积，消蚀着韦伯所看重的资本主义起步时期的一整套价值观。”
但贝尔老先生却从来无缘访问中国大陆，他说他只是在1960年代后期访问过香港，隔着铁丝网边界线用望远镜朝北边的广东省地盘扫描了几分钟，那个年头中国正在轰轰烈烈、打打砸砸的大闹文化大革命。老先生八、九年前就患有日渐严重的糖尿病，在电话中告诉我不得不坐轮椅了。他周围的老同事说他“大脑里有太多的知识学问，对他虚弱的双腿来讲是太过沉重的负担。”
在他身体状况能够访问中国大陆的时候，我这个穷学生没有能力也无机会安排他来访。待到我有机会甚至有能力安排他来华访问的时候，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再允许他长途跋涉了。
我这个学生永远的心头之痛。 2011年1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