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学者的师承关系，清代学者章学诚的两句话可谓特别精辟，章学诚的两句话是：“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这里讲的“宗主”就是指的学者的师承关系。初看起来，前一句话中的“不可”一词似乎用得有点绝对，但却反映了客观事实和规律，可以说，任何学者都离不开前辈学者的教育、引导和影响，某个学科领域的后辈学者与该学科领域的前辈学者之间往往存在或多或少、或长或短、或显或隐的师承关系。

师承关系一定程度上承载和显示了学术史的延续和发展。现当代史上的著名史学学者顾颉刚，早期曾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著名学说，创立了现代学术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古史辨”学派，顾颉刚身上的师承关系颇具代表性和典型性。往上（即所“承”、所受影响的一面）看，顾颉刚受章太炎、胡适等学者的影响甚大。顾颉刚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门时，听章太炎的国学演讲，对章太炎以古文经批判今文经发生兴趣并受其影响；顾颉刚后来听胡适的中国哲学史课，对胡适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哲学史非常喜欢，对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治学方法更是非常信服，因而成为胡适的忠实弟子。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如果没有章太炎、特别是胡适的学术熏陶和学术影响，就很难产生顾颉刚的以疑古为特点的“古史辨”学派。往下（即所“师”、所施与影响的一面）看，顾颉刚在编撰《古史辨》和在燕京大学历史系教书时，也培养和影响了不少学术弟子，童书业、杨向奎、罗根泽、钱穆等历史学者就是其中有代表性几位。

如果说，在顾颉刚及其与前、后辈学者的关系上表现出来的是若干个体学者之间的师承关系的话；那么，从郭沫若对同代和后代学者的巨大影响中，可以看出学者之间的师承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一个时代的学术风气和学术面貌、学术格局。郭沫若在新中国建立的初期，主要学术兴趣集中在历史学领域，于1952年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奴隶制时代》一书，郭沫若在该书《后记》中说：“我现在把最近两年来所写出的有关中国古代的一些研究文字收辑成为这一个小集子”。收入《奴隶制时代》的大多为郭沫若撰写的学术论争文章，从《奴隶制时代》中可以看到，郭沫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历史学学术论争中，往往认定自己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而将对方的观点往不懂、不精、不通、不熟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面归类。这在某些方面做得可能有点简单化，但显示出郭沫若是在自觉地努力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正是在郭沫若这位历史学学界（也可以说是整个学术界）学术领袖的提倡和带动之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渐渐成为新中国历史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所推崇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最高学术准则和指导思想。从上述的角度看，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尚钺、胡绳、吴泽、刘大年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学者在一定程度上与郭沫若都存在着或隐或显的师承关系。

在很多情况下，学者的师承关系并非简单的、单一的、线型的联系，而是表现出多样性、丰富性和复杂性。当代著名美学学者叶朗的治学历程和治学成果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叶朗于上世纪50年代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美学，幸运地遇到朱光潜、宗白华两位老师，叶朗并非只是跟从某一位老师，而是同时受到了两位老师（还包括其他老师）的教育、熏陶、影响。朱光潜治学严谨，一丝不苟，一步一个脚印地完成了多本大部头的美学著作；宗白华淡定随性，治学亦如“散步”，灵感常常妙手得之，充满审美情趣。叶朗可谓同时师承了朱光潜、宗白华这两位老师。叶朗的《中国美学资料选编》（与于民合作完成）、《中国小说美学》、《中国美学史大纲》、《现代美学体系》（主编）、《中国历代美学文库》（总主编）等著作，资料扎实，论证严谨、深刻，富有体系性，这方面似乎主要是师承了朱光潜；叶朗的《胸中之竹》、《欲罢不能》等著作文笔生动、潇洒，内蕴哲理，富有审美情趣和艺术感染力，这方面似乎主要是师承了宗白华；而叶朗最近出版的《美在意象》（又名《美学原理》）可谓进入了当代美学研究的最前沿和最高境界，则可以说是同时师承了朱光潜和宗白华。

整体地看，叶朗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师承关系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在学术界可以说是更为普遍的现象，也是真正的学者应该自觉努力去追求的。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章学诚在“学者不可无宗主”一句后，紧接着就说“而必不可有门户” 。笔者以为，“必不可有门户”正是说的学者师承关系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这也正合了杜甫所说的“转益多师是汝师”，学诗要“转益多师”，治学同样要“转益多师”。

（ 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