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心中，钱先生是一位大智者，又是一位大仁人。三十年前，他光凭几本新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便给了我这个素不相识、毫无关系的外省编辑许多指导和帮助，完全是出于对学术——天下之公器的关爱，出于对我们这个历经坎坷的古老民族如何才能快点“走向世界”——走向全球文明的关心。这是真正的大不忍之心，大仁人之心，我永不能忘。
为了纪念钱先生，今发表先生1982年3月28日给我的第一信，并将先生托《读书》编者董秀玉转信便函同时发表。
秀玉同志：
又来麻烦你了——但是你也“咎由自取”。叔河同志走得匆忙，没有留下地址。我感于他的盛意，抽空翻看了几本，有些意见，写出烦你转给他。将来如得暇再看到什么，当陆续告知，共襄大业。费神至谢，即致
敬礼
范用同志前并问候
锺书上，杨绛同候，星期日晚。
函末署“星期日晚”，应在3.28晚饭后。原信封上四分钱邮票的盖销戳，“3.28.20”字迹清晰，“20”显示二十时即晚上八点钟，晚饭后去附近邮局正好赶上，即此便可见先生的热心了。
“咎由自取”当然是诙谐，意思是董秀玉带我上门，才惹来转信的麻烦。原来我于1892年3月奉召入京开会，会后见到董秀玉，她告云“钱先生很欣赏《走向世界丛书》，说是编书人如果来北京，愿与见面谈谈”。于是立马便跟她搭乘公共汽车去了钱家。
我自幼体弱，晕船晕车，很怕出门，至今连北京都只去过四次，八二年这是第二次。当时喜出望外，忘了在上车前服晕车药，很快开始晕车，发了晕即服药亦无效了。这就是我很高兴地见到了钱先生，却又不能不“走得匆忙”，以至“没有留下地址”的原因。
钱先生“抽空翻看了几本”的，即是我和董秀玉带去的《走向世界丛书》，也就是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谈到的李圭《环球地球新录》、斌椿《乘槎笔记》和张德彝《欧美环游记》。
下面便是董秀玉转寄给我的信。
叔河同志：
承你带病来看我，并给我那些书，十分感谢。你归途未发病否？我很挂念。但有秀玉同志和你在一起，我又放心些。
你编的那套书，很表示出你的识见和学力，准会获得读众的称许。因为你一定要我提点意见，我匆匆看了几种，欣赏了你写的各篇序文。我下月起，应中华要求，须校订一部旧作，怕没有工夫细看这些书，先把见到的零星小节写给你供参考。
（1）李圭《环游地球新录》。你在他书的序文里，都或详或略地介绍了作者，在本书里似乎忽视了这点。李圭是南京人，最有名的著作是《思痛记》（讲太平天国事），记得胡适、周作人都在著作里称赞过（是否值得称赞，那是另一回事）；日本汉学家松枝茂夫君前年赠我所编中国《纪录文学集》也把这部书的译文收入。
（2）斌椿《乘槎笔记》。你在序文里列述以前中国人讲西洋的书，说斌椿是“地理学家徐继畲、数学家李善兰的朋友”，又特引李善兰为本书所作序文，加以发挥。这似乎轻重得失当。徐继畲不仅是“地理学家”，他还是个有影响的大官，而且是个主张“走向世界”的大官，尤其是他也为斌椿此书写了序文。他的《瀛寰志略》有不少常识性的地理错误，但是充满了“走向世界”的心愿，引起当时人的攻击。例如你常引的李慈铭《越缦堂日记》里就骂过《志略》，我记得陈夔龙上过一个奏折,把徐继畲和魏源并举为洋务的罪魁祸首。你在《总序》里只字不提徐继畲，此书有徐氏序文，你又放过了机会，我认为可以重新考虑。
（3）你删节了《乘槎笔记》里两节。有这种顾虑的必要么？假如有，似乎这套书里该删节的多着呢。
（4）张德彝《欧美环游记》。把原书里外国字的译音一部分注明洋文，那些没有注明的其实都可以补出（例如77页“格郎局晒”是“grande dluchesse”）等等，这且不去管它。注明的洋文里有些错误。76页“up,up,hurroh”当作“Hip,Hip,hooray”；141页“Holy（神圣的）”当补一句“应指冬青树（Holly），张德彝误听误解”（张德彝的英语读音似乎常有问题，例如直到《八述奇》时代光绪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惴尔者唱圣经人也”，就是把“Choir”的“h”误读出来）。120页“五（午）夜回思”，（午）不必加，“五夜”常见古诗文中，即五更。128页“敖尔柴斯特立邦”，“邦”必“那”之讹。191页“美万海西……美克万海西”，两“万”字必讹，请查对原本，因这里是对译“you”的音。你序里特意提到“侯爵德理文”那一节，那就是《乘槎笔记》同治五年三月二十七、二十九日所提到“译唐诗”的“德侯理文”，原名MarieJean Léon[理文]d’Hervey[德]（他的Poésiesde I’Epoque des Thang等译作早被遗忘了，也许亏得近代法国小说巨著Marcel Proust,Sodome et Gomorrhe提起他的姓名）。
我在《抖擞》上发表的文章，蒙你夸奖并引为同道，是给我的鼓励。我有一个改定本在秀玉同志处，准备将来编入一本小集里。《观自得斋丛书》想已找着了。
贵社袁、高两位同志远道相访，我很惭愧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请你代我向他们道歉并致谢。
几次客来打断，写不成字，语不达意，请原谅。此致
敬礼！
钱锺书，二十八日。
钱先生指出的“零星小节”，其实都是我的重大失误。如：
（1）序文本应介绍作者背景，《环游地球新录》为最先出版（80.8）的第一种，于此竟付阙如。此固与当时有人不看好这套书（说一年最多只能出四五本，说编者不该自撰长篇前言）有关，但主要原因还是自己腹笥馈乏，日本汉学家的书从来没见过，胡适1937.1.13夜写给周作人的信也是朱正同志告诉我才知道的。蒙先生指点，益知须多占有材料，始能争取话语权。后来八五年三月新版《环游地球新录》，我撰写并署名的叙论，字数便比钱先生所见署名“谷及世”（谐音“古籍室”，以免“突出个人”）的这篇多出一倍半；在加写的“痛定思痛”一节中，又将李圭家中遭难“男女死者二十馀”，他本人被太平军裹胁去做了“写字先生”，后据亲见亲闻作《思痛记》等有关情事，作了必要的介绍。
（2）总序两引魏源之言，而“只字不提徐继畲”；《乘槎笔记》有徐继畲和李善兰等人序文，又只引李序并加以发挥，都确实“轻重得失当”。我只看重魏、李的士人身份，又以为魏撰述在前，影响也大些，举以代表便行了。殊不知徐氏的《瀛寰志略》一书，也是据泰西地图册子，“就米利坚人雅裨理询释之”，“五阅寒暑”而成的；徐本人还任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管理过京师同文馆，确是“走向世界的大官”，忽视他真的不对。读先生信后，深感自己率意为文的积习难除，写学术文还欠缺修养和能力，不能不努力再努力。
（3）《乘槎笔记》的刻本我有三种，第一种为“同治辛未镌，醉六藏板”，分上下卷；第二种署“三品衔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副总办斌椿纂”，不分卷；第三种署“三品衔内务府庆丰司郎中斌椿”，亦不分卷。一、二两种的文字相同，第三种则稍有删削。我写的序文全未介绍板本情况，只笼统写道：“此次据原刻本校点排印，除二月十八日记新加坡土人删去四十字，四月二十三日赴英王宴舞宫会宴感想删去二十九字外，完全保持原貌……”钱先生质疑我有这种删节的必要么，对我确是及时的警勗。因为赴宴后“几疑此身在天上瑶池所与接谈者皆金甲天神蕊珠仙子非复人间世矣”二十九字，虽为第三种版本所删，“惟土人则黑肉红牙獉獉rr殊堪骇人使柳子厚至此必曰异哉造物灵秀之气不钟于人而钟于鸟”四十字，却三本咸同，是我“援例”删去的。我不分别作出说明，完全是在“删书衙”积威下养成的奴隶服从性自然流露。《走向世界丛书》纪录前人跌跌撞撞走向世界的历程，价值全在真实具体，有啥说啥，难道还能要求前清同治年间的官员按“三个世界”的划分，用“对外宣传”的统一口径说话么？猛省以后，我的脊梁就硬一点直一点，《丛书》就再没有删削原书了。不久前《小西门集》在上海被要求删改五十几年前说过的几句话，我即断然拒绝，宁可不出书，拿几千元退稿费了事。这一点点勇气，也可以说是拜先生之赐吧。
（4）“把原书里外国字的译音一部分注明洋文”，这件事我实在是没能力做好的。我只在初中三年、高中两年（未毕业）学过一点英文，做起来正如《兰学事始》书中描写的那几位日本医人，只诵习过几百言和（荷）兰话，便发愿翻译医学专书，“如乘无舵之舟泛于大海，茫茫无可倚托”，遗漏和错误自然不少。钱先生给我指出的《欧美环游记》77页原文是：“是夕所演，系法朗西之戏文，齣名格朗局晒，译言大公爵夫人也。”译言“大”的“格郎”是grand我还明白，“大公夫人”英文则原本不识，“格朗局晒”该还原为grande duchesse更不知道了。76页的原文是：“言罢众皆举酒大呼曰，额卜额卜额卜，贺来贺来，以示宾主欢洽之意。”我从未出过洋，未听过洋人这样呼喊，当然更主要的原因还是自己英文程度低，于是“望文（辨音）生义”，将“额卜”注成了“up”，将“贺来”注成了“hurrah”（印本又错成了hurroh）。至于“张德彝的误听误解”，还有他写到的外国人物的生平行事，要予以订正，进行考证，就是再努力几年十几年，我亦未必能行。思之再三，只好在后来的编辑工作中取消脚注，不再事倍功半地还原英文，只在书后做一“人名索引”和一“译名简释”（今昔译名对照），这样至少避免了漏注和错注的毛病，守住了《丛书》质量的底线。仅仅此一点，先生对我的帮助即很大很大了。
先生信中说，他应中华书局的要求，要校订一部旧作，这应是两年后出版的《谈艺录》；又说，有稿件在董秀玉处，准备编成一本新书，这应是三年后印成的《七缀集》；他写信时“几次客来打断”（其中有一次恐怕还是“贵社袁、高两位同志”，也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去的），可见先生当时确实很忙。忙中还能写出如此长、内容如此切实、词意如此恳切的信，连夜投邮，对一个素不相识、毫无关系的人进行指导和帮助，又确实罕见。他为什么能如此做呢？照我想，恐怕只能是为了学术，为了使我们更快地“走向世界”，走向全球文明的“大业”吧。
这就是钱先生在我心目中万不能及的地方——他的仁人之心，不忍之心，对民族和人民的不忍之心。
原载于2010-10-26 《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