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群体性事件——部分群众与行政当局或强势社会集团的对抗性冲突，是一种典型的集群行为。2004年发生的重庆万州事件，可看作群体性事件的里程碑：原本普通的民事或治安纠纷，行政执法人员一介入处理，冲突矛头立刻转向行政当局，众多与诱发事件无关的旁观者卷入冲突；提出宽泛而模糊的政治诉求。这些新特征表明，群众普遍积蓄着不满情绪。在整个社会生活水平提高的今天，这种社会不满情绪只能用相对剥夺来解释。相对剥夺指与参照群体相比，个体对自身所处的不利地位的一种感知；相对满意是其反面，即与参照群体相比，个体对自身所处的有利地位的一种感知。相对剥夺-满意则整合了上述两个概念。本研究通过模拟实验模拟群体性事件中的冲突矛头转向，考察相对剥夺与相对满意对集群行为的影响。实验为单因素被试间设计，招募大学在校男生60名。研究发现：相对剥夺的个体比相对满意的个体更有可能参与集群行为；群体相对剥夺-满意部分中介了个体相对剥夺-满意与集群行为的关系；集群认同对相对剥夺-满意与集群行为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相对剥夺；相对满意；集群认同；集群行为
收稿日期：2010－04－09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70731004）；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KSCX2-YW-R-130）
作者简介：张书维（1984-），男，云南德宏人，中国科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组织心理、公共管理。
1 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81元跃至2007年的18934元[1]；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表征一个社会收入不均的基尼（Gini）系数也从1978年的0.212[2]升到2007年的0.469[3]，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警戒线（0.4）。社会科学院每年一度对外发布的《社会蓝皮书》中列举了另一组不容乐观的数据：从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人增加到约307万人[4].2006年全国发生各类群体性事件6万余起；2007年猛增至8万余起[5].2009年上访和群体性事件仍然呈现数量增多的态势[6]，且这种高发态势还将持续（因产生群体性事件的宏观社会和经济环境短时间内不可能根本改变）。2004年的重庆万州事件或可视为一个里程碑。此前的群体性事件多因农村征地、城市拆迁、工程移民等直接利益受损的群众引发，参与者身份相同，边界清晰，提出明确、单一的经济利益诉求。而万州事件以及之后的安徽池州事件（2005）、四川大竹事件（2007）、贵州瓮安事件（2008）等，则显示出两个新的特征：（1）原本普通的民事或治安纠纷，行政执法人员一介入处理，冲突矛头立刻转向行政当局，众多与诱发事件无关的旁观者卷入冲突；（2）提出宽泛而模糊的政治诉求，参与者认为不能再政府说什么就是什么，要修改制定规则的规则。这些新特征表明，群众中积蓄着社会不满情绪[7，8]，所谓的“民意变民怨”[9].在整个社会生活水平提高的今天，这种社会不满情绪只能用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RD）来解释[10-14]，而且这种不满只能归因于能广泛影响公众的政府行政行为。那么，相对剥夺是否会对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起到促发和动员作用？与之相对，相对满意（Relative Gratification，RG）是否会减少和抑制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本研究试图实证地探明这个问题。
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相对剥夺指与参照群体（Reference Group ）相比，个体对自身不利地位的感知[15-18].它的反面，相对满意则是与参照群体相比，个体对自身有利地位的感知[18-21].相对剥夺－满意（Relative Deprivation－Gratification ，RD－G ）整合了上述两个概念，即相对于参照群体，个体对自身有利或不利地位的感知[22].所谓参照群体就是个体用于比较的对象，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群体。
相对剥夺－满意会导致什么行为？Wright和Taylor的研究发现，长期的相对剥夺易引发成员参与的集群行为（Collective Action ），其目的是为了改善整个群体的现状[23]，如罢工，示威甚至暴动等[18，24].群体性事件——部分群众与行政当局或强势社会集团的对抗性冲突，就是一种典型的集群行为[25].另一方面，来自相对满意的研究表明，个体的相对满意感会增加其内群体亲近和外群体敌意[22，26-28].由此推测，相对满意的个体不太可能参与到相对剥夺的个体为改变其不利地位而发起的集群行为中。当然，部分优势地位群体的成员出于道义或同情的动机，也可能支持弱势群体争取社会公正的行动[18，29-32].不难想象，这样的人毕竟是极少数。现实社会中，属于优势地位群体（如公司高管，高薪行业从业者等）的一方更期望维持相对满意的现状，作为既得利益者，可以预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不会攻击维护现行秩序、保证其地位的行政当局的。因此，提出研究假设一：
H1：相对剥夺的个体比相对满意的个体更有可能参与集群行为。
Runciman首先区分了个体相对剥夺（Individual Relative Deprivation ）和群体相对剥夺（Group Relative Deprivation）[15]，前者所作的是人际比较（Interpersonal Comparisons ）：与某一外群体成员相比，自己处于不利地位；后者所作的是群际比较（Intergroup Comparisons）：与整个外群体相比，本群体处于不利地位。同理，相对满意也可分为个体相对满意和群体相对满意。因此，相对剥夺－满意亦可细化为个体相对剥夺－满意（IRD －G ）和群体相对剥夺－满意（GRD －G ）。已有研究表明，群体相对剥夺是个体相对剥夺概念的延伸和推广[18]119－135，感知到个体相对剥夺的成员往往也伴随着群体相对剥夺的体验[25，33-34].可以推论，处于优势地位群体的成员亦首先感知到个体自身的相对满意状态。据此提出研究假设二：
H2：群体相对剥夺－满意中介个体相对剥夺－满意与集群行为的关系。
Smith 等的研究发现集群认同（Collective Identity ）能够加强相对劣势地位个体的群体相对剥夺感[20，25].所谓集群认同或者说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是自我概念的一部分，来源于个体对其属于某一特定社会群体的认识，同时认识到作为该群体成员所能获得的情感和价值意义[35].而对于相对满意的个体，群内认同越高，越可能采取有利于维护本群体优势地位的行为（如支持政府实施反移民政策，为性别歧视的合法性辩护等）[36，37].故而提出研究假设三：
H3：集群认同调节相对剥夺－满意与集群行为的关系。
本研究旨在通过模拟对抗性集群行为的矛头转向这一演化过程的实验，来探索群体性事件的动因机制。如前所述，以万州事件为代表，之所以会由一个普通的纠纷最终演变到对当地政府部门的围攻，由个别当事人涉案到大量旁观者卷入，这其中冲突矛头的转向是关键。实验中，我们通过“制造”
人际冲突并适时诱导冲突矛头转向实验管理方来实现这一质变（详见“研究方法”部分）。这与现实中群体性事件的发展过程是相符的：行政执法人员介入处理时事件中的少数人总会趁机“煽动闹事”，引导部分民众将其不满情绪宣泄到整个政府部门之上。对于实验室内集群行为的测量，我们采用观察被试参与冲突的行为（直接）和记录被试对主试的奖金分配（间接）两种方法。前者通过录像分析进行事后编码，后者则依据最简群体范式（Minimal Group Paradigm）有关研究方法[35，38]的变式——请相对剥夺或相对满意的被试把一定量的资源分配给主试（管理者），分配得越少代表其对管理者的攻击性越强。同时，对主试的资源分配还体现了被试的一种模糊的政治诉求——虽然没有明确要求主试立即修改制定（实验）规则的规则，但通过给主试分配资源的多寡表达出被试对此的真实意愿。
3 研究方法
为了较好地掩盖实验的真实目的，通过一项掩蔽任务——“多米诺骨牌的摆放”，来观察被试在相对剥夺与相对满意两种条件下的行为反应。
3.1被试与材料
被试：69名在校大学男生，通过志愿报名分组参加实验。其中15组每组有被试4人，主试的同谋2人；另外3组每组有被试3人，主试的同谋2人。
被试的平均年龄21.8岁。所学专业为文科10人，理科59人。在招募广告中告知被试进行的是一项“空间整体知觉”的实验。
作业与材料：被试在同等时间内以独立个体完成用多米诺骨牌摆放规定图案。每名被试发放300张骨牌和一张目标图案。
自变量：相对剥夺－满意（RD－G ），包含两个水平［相对剥夺（RD）/相对满意（RG）］。
因变量：参与冲突的行为；对主试（管理者）的奖金分配。
3.2实验程序
实验场所为相邻的两间大实验室，每间面积为140M2.一间为行为观察室，摆放6张大约2M2的工作台，每张工作台前后左右的间隔距离为1米。
有摄像机对全室监视和录像；另一间为准备室，用于接待被试和发放作业材料。
被试到达准备室后，主试向被试个别发放实验指导文字材料，介绍作业任务，示范摆放骨牌的基本技法和要求，宣布报酬发放的标准。然后带到隔壁的行为观察室，开始摆放操作。每名被试从到达工作台时开始计时。
指导语：“欢迎参加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有关空间整体知觉的实验。请您独立用多米诺牌摆放出规定的图案。实验结束后还有两份小问卷需要填写。由于场所有限，您将与另外5名参与者在同一实验室进行实验。所有人的任务、要求和报酬标准都是一样的。……实验全程录像，仅用于本研究分析。”
每组被试中有2名被随机分配有卡尺（相对满意），另2名被试没有（相对剥夺）。示范中突出说明摆放骨牌的卡尺可帮助游戏者提高摆放的美观性（间隔一致，行列整齐）和效率。为了强化被试感知到的相对剥夺－满意，告知被试报酬按完成骨牌摆放张数递增给付：在半小时（预实验发现，只有在一定时间压力下被试对有无工具所带来的不公平感才更加凸显）内摆完100~150张的可得到报酬10元，151~200张的可得15元，201~250张都完成可得报酬25元，251~300张的，酬金为40元。300张骨牌都摆放完成的，根据实际摆放效果另有0~20元的额外奖励。
实验中的同谋行为：同谋A （以下简称A ）无卡尺，同谋B （以下简称B ）有卡尺。同谋在4名被试都开始实验（随机次序）后先后入场。在B 开始任务5分钟左右，A 向B 挑起人际争端：A 向B 借卡尺，B 不借；A 趁B 不备将卡尺“抢”走，刚用了约1分钟，B 再“夺回”卡尺，然后A 大声抱怨主试不公平，有人有工具有人却没有，意在将引导人际冲突的矛头转向实验管理方。并与“闻讯”赶来的主试发生激烈的言语冲突，导致原本安静的实验环境受到严重干扰。冲突的“台词”是事先设计好的。目的即为了强化同处于相对剥夺条件的另两名被试的集群认同。
被试填完奖金分配数额的选票后亲自将其投入带锁的票箱。最后，主试向被试解释实验真实意图：本实验真正关注被试在不同资源分配条件下的行为反应。求得被试谅解并给予每名被试同等的实验报酬25元。
3.3变量测量
通过摄像机捕捉被试的冲突参与以及对主试奖金分配的投票来测量集群行为：前者包括言语反应（如声援A ）或旁观行为（如在A 与主试争执中停止摆牌表示关注），有记为“1”，无记为“0”；后者在选票上明确被试的集群身份：有卡尺组的成员或无卡尺组的成员。奖金额度为0~20元之间的任意数额（包括0元和20元）。
通过问卷进行自变量操作检验及相关变量如群体相对剥夺－满意、集群认同和攻击性人格的测量。通过2个题项测量个体相对剥夺－满意，用于自变量操作检验：
（1）“在完成本次实验任务中，从资源（工具）分配方面看，您认为自己与有卡尺/无卡尺的同学相比”，选项从“1非常不利”到“7非常有利”；
（2）“对此（上述状况），您觉得”，选项从“1非常不满意”到“7非常满意”（Cronbach＇s α＝0.732）。
通过2个题项测量群体相对剥夺－满意，将上题中比较的双方换作有卡尺的同学与无卡尺的同学相比，其余不变（Cronbach＇s α＝0.812）。个体及群体的相对剥夺－满意感分数越高，表明相对满意感越强；分数越低，表明相对剥夺感越强。
通过3个题项测量集群认同[39]：“本实验中，我将无（或有）卡尺的同学视为一体/把自己看成是无（或有）卡尺一组的/感到与无（或有）卡尺的同学有很强的联系”（七点Likert型量表：“1非常不同意”到“7非常同意”；Cronbach＇s α＝0.740）。考虑到攻击性这一人格特征对集群行为的可能影响，通过14个题项测量个体攻击性①（Cronbach＇s α＝0.734）。
4 结果分析
在69名被试中有9人因故缺席（每组均少1人），考虑到被试人数对实验结果的可能影响，将此3组数据剔除。剩余60名被试中，在问及本实验的目的时回答“空间整体知觉操作”（40人），“考察动手、规划能力”（18人），“性格测试”（2人），无一人猜测到实验的真正目的。另外，在参与本实验前，有50名被试表示与本组其他人互不认识，有9名被试表示认识其中1人，只有1名被试认识其中2人。同时，每名被试的个体攻击性、集群认同和集群行为测量中均未发现缺失值。因此，选取该15组60名被试的数据进行分析。
4.1操纵检验
RD－G 操纵的有效性通过比较资源不等的两组（无卡尺工具vs.有卡尺工具）被试的个体相对剥夺－满意（IRD －G ）来检验。本实验中，IRD －G 的平均数为3.90（标准差SD＝1.23）。对无卡尺组和有卡尺组的IRD －G 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无卡尺组的IRD －G 分数（平均数M ＝3.05，标准差SD＝0.796）显著低于有卡尺组（平均数M ＝4.75，标准差SD＝0.98），t （58）＝－7.39，p＜0.001.因此，实验对相对剥夺－满意的操纵是有效的。
4.2相对剥夺与相对满意水平下集群行为的差异
对实验录像进行分析发现，相对剥夺水平下有2人通过言语帮助A 对付主试；2人在A 与主试交涉时停止摆牌表示关注。相对满意水平下卷入冲突行为的2人皆表现为A 与主试交涉时将卡尺借给A （见表1）。因为参与冲突行为的有无是个二分变量，可以考虑用χ2检验对所得结果进行处理。但χ2检验的一个前提是要求每个单元格的理论（期望）次数应该至少在5个以上[41]293，本实验结果无法满足①，故转而分析另一个连续性因变量——被试对主试的奖金分配。
由于本实验的设计为单因素两水平，为验证假设一，可采取均值比较的方法对处于相对剥夺下的被试和处于相对满意下的被试的集群行为（对主试的奖金分配数额）的差异进行检验。本实验中，相对剥夺组的被试对主试的奖金分配平均数为11.80（标准差SD＝5.21），相对满意组的被试对主试的奖金分配平均数为17.43（标准差SD＝3.38）。独立样本T 检验发现，t （58）＝－4.97，p ＜0.001.因此，假设H1得以验证，即相对剥夺下的个体比相对满意下的个体更有可能参与集群行为。
4.3群体相对剥夺-满意对个体相对剥夺-满意与集群行为关系的影响
本实验中，研究者对RD－G 的操纵使得被试在实验开始时首先形成个体相对剥夺－满意（IRDG）。然后在实验过程中通过与其他人的比较而形成群体相对剥夺－满意（GRD －G ）②。换言之，IRD －G 相对稳定；GRD －G 则由互动情境启动。检验二者对集群行为（CA）的影响，将主试的奖金分配数额作为因变量，对IRD －G ，GRD －G 进行分层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可看出，GRD －G 会影响IRD －G 下个体的行为表现。当GRD －G 进入回归方程后，解释力提高了7.4％（p ＜0.05），其自身的标准化回归系数（Beta＝0.373；p ＜0.05）亦显著。不过此时IRD －G 的标准化回归系数（Beta＝0.290；p ＜0.05）依然显著。因此，假设H2得到部分验证，GRD －G 部分中介了IRD －G 与CA的关系（见图1）。
4.4集群认同对相对剥夺-满意与集群行为关系的影响
在实验进行过程中，被试通过比较发现自己处于资源劣势的无卡尺（相对剥夺）组或资源优势的有卡尺（相对满意）组，从而可能产生集群认同（CI）。因此，本研究同时将集群认同作为一个测量变量，探讨集群认同高低与相对剥夺－满意的交互如何影响成员个体的集群行为参与。
本实验中，集群认同的平均数为4.44（标准差SD＝1.32）。将该变量以其中位数（4.50）区分为低CI（＜4.50）和高CI（＞4.50）两组，每组被试数均为30.
以被试对主试的奖金分配数额为因变量，以个体攻击性（平均数M ＝2.89，标准差SD＝0.48）为协变量（控制变量），通过方差分析（ANOVA ）探讨2（相对剥夺：RD vs.相对满意：RG）×2（低CI vs.高CI）实验情境的影响。结果（见表3）表明，RD－G 的主效应显著，RD－G 和CI的交互作用亦显著，而CI的主效应不显著。图2显示二者的交互作用。当个体处于低CI组时，RD的被试与RG水平下的被试在集群行为分数上无显著差异；当个体处于高CI组时，RD的被试分配给主试的奖金显著低于RG的被试。由此可知，集群认同对相对剥夺－满意与集群行为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在高集群认同条件下，相对剥夺的个体更可能参与集群行为。
5 讨论
5.1相对剥夺-满意与集群行为
本研究的结果证明，仅仅通过实验中完成任务所需资源的分配差异，就能让被试产生个体相对剥夺－满意与群体相对剥夺－满意，不过尚不足以立刻引起广泛的反抗。限于研究的道德性约束，主试没有让“冲突”充分演化下去，不过仍有被试参与了“冲突”行动。参与“冲突”的被试较少，可能是因为多数弱势群体成员希望“搭便车”——从别人争取权益的努力中获益，毕竟在现实生活中群体性事件和参与者人数与整个生活和全部人口相比都是小比例；也可能源于被试个体对参与行动的损益（Cost－Benefit ）计算[42，43].群体相对剥夺－满意没有完全中介个体相对剥夺－满意与集群行为的关系，也印证了这点。关于相对剥夺的研究多认为，个体相对剥夺往往导致个体的行为，如重新定义自己的成员身份，向更高地位的群体流动等[44].不必然采取对抗行为以谋求不利地位的改变。由于个体相对剥夺与群体相对剥夺之间本身存在着较高的正相关[25，34]，再加上特定的情境（如根据录像显示，实验中的大多数被试是在A 的提示下才发现存在两个资源不等的群组），这样就大大加强了个体相对剥夺－满意与集群行为之间的联系，群体相对剥夺－满意未及发挥充分作用。
5.2集群认同的作用
本研究还发现相对剥夺水平下被试的集群认同（平均数M ＝4.96，标准差SD＝1.27）显著高于相对满意水平下的被试（平均数M ＝3.93，标准差SD＝1.19），t （58）＝3.22，p ＜0.01.这一结果与前人研究相符[18]136－163，[37].另外，集群认同对相对剥夺－满意与集群行为的调节作用值得关注。既然向B 挑起争端及引导冲突矛头转向主试的，都是相对剥夺水平的A.在此过程中，另两名同样处于相对剥夺水平被试的“弱势群体”身份自然也得到了强化。可想而知，随后的投票行为上，高集群认同下的相对剥夺成员分配给主试的奖金定是相对较少的。而对于相对满意下的被试来说，他们的优势地位是在实验伊始就由主试决定的，作为既得利益者，对于主试的“好感”自然更高。尤其是对资源优势组高认同的被试。也许在他们看来，自己的优势地位是当然的，也因此会有更高的集群认同。而对于本群体认同低的成员个体，在对主试的奖金分配额度上就不存在显著差异了。集群认同与相对剥夺－满意的交互也验证了现实中群体性事件发生时的另一个特征，即那些素不相识的旁观者迅速转变为同仇敌忾的参与者。集群认同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动员和组织的作用。
5.3意义及局限
本研究是通过实验室模拟的方法来研究对抗型集群行为的初步尝试。研究证实了相对剥夺－满意在集群行为形成中的基础地位，但并不表示有了相对剥夺就一定会导致集群行为的发生。任何一次集群行为的背后都有着复杂的机制，如集群认同、集群情绪、群体效能感、谣言等，都会在其中发挥作用[24，45，46]，而这往往是难以在实验室中完全复制出来的。后续研究可以通过系列实验深入挖掘群体性事件背后的动力学机制。本研究在此道路上只是起到奠基的作用。
本研究的被试全部为男性，主要是考虑模拟冲突情境与性别角色的关系。所得研究结果推广到女性当谨慎。另外，本研究的被试在教育程度上过于同质，全部都是高校学生，这与现实的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复杂成分也有差距。
本研究仅对集群认同这一变量进行了测量而并未操纵，没有将集群认同与群体相对剥夺解析开。未来的实验研究可考虑将集群认同作为一个操纵而非测量变量，进一步探讨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6 结论和政策建议
综上，本研究的最终结论如下：
（1）相对剥夺的个体比相对满意的个体更有可能参与集群行为。
研究者曾对近两年发生且有广泛影响的四起群体性事件——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湖北石首事件和吉林通钢事件做过深入的个案分析，发现它们的起因具有共同之处：群体性事件是部分群众在正常利益诉求渠道失效下转以不正当方式宣泄不满的集群行为。这四起事件的参与者，无一例外都是由于当地政府某项公共政策的失误或不当行政而长期遭受相对剥夺的“弱者”。而受惠于这些政策处在相对满意地位的“强者”，即便没有成为“弱者”直接攻击的对象，也鲜有参与到群体性事件之中的。应当说，任何一项公共政策都不可能令所有社会群体均等受益。那么，在我国现行体制下，如何做到在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间求衡，弥补纠错机制的不足①？李大治、王二平的研究表明，了解公众的社会态度，是提高制定公共政策的质量及可接受性的有效途径[47].通过态度调查，公众既可以表达所关注的公共问题，又可以表达对现行政策的态度和对自己利益的意识。这种态度调查可以发挥三种功能——发现新的公共问题和现行公共政策、行政行为的失误；了解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检查公共政策施行的成效。第一种功能是辨识和预警社会问题，提出新的公共政策需求，后两种功能则直接服务于新公共政策的制定。态度调查过后，根据调查结果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如倡导舆论讨论公共问题和批评政府的政策得失；一旦出现不当行政立即启动行政问责等。这样就能从根本上消除利益受损民众的相对剥夺感，进而把相对剥夺转化为相对满意，将群体性事件发生的苗头扼杀在萌芽状态。
（2）群体相对剥夺－满意部分中介了个体相对剥夺－满意与集群行为的关系。
在现实生活中，个体的相对剥夺可能会潜藏较长时间而不被察觉，于是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隐患。
如果相同年龄、相同职业、或其他社会身份相同的社会群体成员都有相似的相对剥夺经历，则容易唤起人们的群体相对剥夺感。群体相对剥夺感一旦出现，就为群体性事件的爆发提供了心理基础。这时候如果人们因群体相对剥夺而产生的社会不满不能通过体制内合法的渠道表达，就会在当局意想不到的时间以意想不到的破坏性方式宣泄出来。群体性事件正是这种积蓄的不满的破坏性表达。因此，各级政府各职能部门要特别注意倾听社会弱势群体的呼声，建立健全合理的利益协调和保障机制。
对诸如下岗/失业群体、农民工群体、因灾受损伤群体等特殊群体在就业和最低生活保障等问题上给予优先考虑和适当照顾。从而消除弱势群体的群体相对剥夺感，瓦解产生群体性事件的心理基础。
（3）集群认同调节了相对剥夺－满意与集群行为的关系：高集群认同下，相对剥夺的个体比相对满意的个体更多参与集群行为；低集群认同下，二者参与集群行为的表现无显著差异。
研究者曾对上述四起群体性事件的部分参与者及旁观者进行过深度访谈，发现被访者往往会反复提及“我们老百姓”和“他们政府”，言语之中将官民界限划分得很清晰。相对于政府的强势，老百姓对自身所处的弱势群体地位（尤其是某些不合理因素导致的弱势）往往有着较高的认同。而集群认同对于受相对剥夺而心怀不满的民众具有的巨大动员力量，使得某个偶发冲突能够在短时间内大范围迅速形成对当地社会秩序及行政机构有着较大冲击和影响的群体性事件（结论3即印证了这一点）。
因此，如果能让这部分民众的不满情绪通过合法渠道（比如切实发挥游行集会示威法和信访工作的作用）有控制地宣泄出来，即使短期内尚缺乏消除相对剥夺的实际举措，亦能有效缓解这部分群众的积怨，弱化其集群认同，从而减少甚至杜绝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群体性事件的实验室模拟可为其早期预防和及时化解提供思路，而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和化解对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本研究通过对现实中群体性事件演化过程的模拟，从实证的角度揭示其动因机制，希望能够对政府当前的公共管理有所裨益。
致谢：本研究在招募实验被试期间，中国农业大学兽医学系的史成桥和北京林业大学心理系的任丽红给予了很多便利；实验实施中，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的林靖雨和张子淳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全程参与。对以上同学的帮助，谨表谢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