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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群体中经常就会出现一些不合时宜的人，所谓不合时宜，往复杂了说，是脱离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社会逻辑链，即一定的社会政治文化构成，人成为某种异类；往简单了说就是陕北人说的“怪怂”、北京人说的“傻逼”，行为举止异于常人，就像“有病”和“吃错药”一样，总之是一个异类。
“异类”在一般人的经验中，无非性格怪异，独自一人嘴里念念有词，没来由大笑不止，说话云天雾地之类，很少彰显社会意义，这是因为个体在恒河沙数般的人类群体之中太微不足道了，就像一个特立独行的老鼠，行为再诡异也不足以说明生物系统出现了新的进化特征。但是有一种人很不一样，他很庞大，在历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举手投足都引起社会局部或整体的震动，用比喻的话说，是一个像驴子那么大的老鼠，这只老鼠甚至改变了某些社会规则，这时候你可就不能认为他微不足道了。
这个行为举止怪异的家伙，就是海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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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以举人身份进入仕途，开始在福建省一个县当儒学教授，任期4年。1558年春天，海瑞的仕途突然大开，浙江省委组织部红头文件任命他为浙江省严州地区淳安县县委书记。海瑞就职这一年已经45岁了，应当不属于提拔年轻干部之列，我估计有上级照顾的性质：“海瑞也不容易，就让他干两天吧！”
谁也没想到，这纸任命开端了一段以海瑞为标志的独特历史。
淳安县位于浙江省西部，是著名国家级风景区千岛湖所在地，也是浙江省面积最大的县，又是浙江省政府批准的老革命根据地，当然，这是今天的情况。史书记载，海瑞去当县委书记那一年，淳安县人民的税赋很重，主要是因为当时的财政制度规定，上级官员到基层视察工作，官员本人及其随从人员所需的食物、马匹船轿挑夫以及参观名胜景点的费用，全部由地方政府负担，要命的是上级官员很喜欢到下面走一走，淳安县就成了官员们经常落脚的地方，接待工作是一笔很大的开销，“羊毛出在羊身上”，说是政府负担，其实这些钱到最后还得由淳安县的老百姓买单，人民税赋自然很重。
海瑞书记到任不久，浙江省军区司令员（总督）胡宗宪的公子出外游玩途经淳安，随带了大批人员和行李，一路上吆五喝六，作威作福，对地方政府的款待百般挑剔，在某县还发生了凌辱县委招待所（驿站）所长的事情——由于招待不周，胡公子竟然把招待所所长倒着吊起来折磨，差一点儿弄出个“吊着死”——名声很不好听，就像《水浒传》里边的牛二一样。正是所谓“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胡公子还没有进入淳安境界，“大虫来了！”的消息就传到了淳安县城，县委机关的同志们议论纷纷，都看新来的县委书记如何应对。
海瑞没像别的县委书记那样诚惶诚恐，按照惯例做迎奉的准备，反而在胡公子进入淳安县城之时，派公安人员（衙役）把吴公子给抓了起来，从吴公子行李中搜缴了大量簇新的人民币，一摞一摞全部是一百块钱一张的。胡公子心想，这不是他妈的活见鬼了吗？就像当今李公子那样叫道：“我爸是胡宗宪！”公安局长将信将疑，先怯了，赶紧跑到县委大院去向海书记汇报。
海书记当时正在办公室认真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听了公安局长的汇报忖度片刻，道：“现在冒充首长亲属诈骗的人很多，你把他好好审审，要真是个骗子，严惩不贷！”公安局长就亲自去审，胡公子愈发激愤，威胁说：“你给我告诉海瑞，立马把我放了，否则……”海瑞听到此话，心里就有了盘算，先是命人把胡公子携带的现金清点入库，然后把公安局长叫到跟前，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了一番，于是，县公安局发一辆警车，把胡公子一干人直接押送到省上去了。
公安局长没把胡公子送省公安厅，而是直接送到了胡宗宪司令员的寓所，并且呈上了海瑞一封书信：“此人说是您的儿子，我断然不敢相信，胡司令员您声望清高，公正廉洁，自然会教子有方，不可能有这种狐假虎威祸害社会的孩子，再说，您的孩子也不可能带这么多现金……”
胡宗宪司令员把信按在桌子上，对淳安县公安局长说：“没你事了，回去吧！”公安局长前脚走，胡宗宪后脚就把儿子召唤了过来，怒斥道：“混账东西！你看你给我惹了多大的麻烦？”胡公子急扯白脸争辩：“海瑞丫忒他妈……”胡宗宪喝道：“住嘴！”胡公子翻白眼儿站着，气呼呼的什么都不说。第二天，胡宗宪赶到中央电视台哭诉了一场，这才扭转了被动局面。胡司令员和淳安县的老百姓从此都牢牢地记住了海瑞这个名字。
还有一个人也记住了海瑞的名字，这就是国家监察部副部长（督察院左副都御史）鄢懋卿同志。1560年，鄢懋卿受中央委托到浙江省督办盐务工作，各地方官员对位高权重的官员毕恭毕敬，不敢有丝毫怠慢，而鄢懋卿同志为了标榜自己俭朴，早在离开北京之前就给各地发了通令，说自己“素性俭朴，不喜承迎，凡饮食供帐惧宜简朴为尚，毋得过为华奢，靡费里甲。”
人们对这样的官样文章早已司空见惯，从来都视作一纸具文，即使鄢副院长本人也不认为会有人认真对待，不幸的是这次鄢副部长过境之地是淳安县，负责接待的是不按常理出牌的海瑞，这就有故事了。鄢懋卿副部长大驾未到，就接到了来自淳安的禀帖，禀帖开头规规矩矩地写着“严州地区淳安县县委书记海瑞谨禀鄢懋卿院长”——
“……鄢部长此次奉命南下，我听说所到之处皆有酒席，每顿饭要花四五千块钱，席间还有美元英镑、文物古玩、名酒锦缎、土特产品奉献，其他供帐也极为奢华，还把‘天上人间’作为消遣之所，就连尿壶都用纯银打制，不知是否确实？不确实呢，那就是下官道听途说，不恭不敬，跪求原宥；如果确实，在下肯望首长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念，摒弃奢华和搜刮，则国家幸甚，百姓幸甚！再说，如果您不能拒绝地方官员这种变相贿买，将来势必无法做到公事公办，您怎么完成中央交办的任务呢？”
这封信柔中带刚，一看就知道写信的人是厉害角色，鄢懋卿副部长慢慢把信折起来，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以前只是听说，现在我知道了，海瑞真的是好同志，不可多得的好县委书记，现在这样坚持原则的同志已经不多了……”但是鄢懋卿同志第二天就以身体不适为由，改变行程绕道到另一个县去了。
此后，关于海瑞的传闻不断涌到鄢懋卿同志的耳朵里，譬如为了节省，海瑞从来不到街上买菜，而是在县委大院后边开出一块菜地，亲自种植，亲自收获；譬如海瑞很少吃肉，面有菜色，衣服也是补丁摞补丁，犹如乞丐……一次会议间隙，鄢懋卿同志作为笑谈说到海瑞为母亲做寿，大开筵席，竟然买了两斤猪肉！在场的人全都笑了起来。
有了这些传闻，在官场潜规则盛行、腐败犹如燎原烈火的帝国，海瑞必然会成为让人惊愕的异类，在鄢懋卿、胡宗宪等深谙做官之道的人眼睛里，这个家伙差不多就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活妖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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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腐败环境里，如此耿直倔强的性格，如此不贪不腐的作风，很容易引起上级或同级的衔恨，海瑞的仕途充满风险才对，但是我没有看到海瑞被什么人从现有职位上拉下来。1562年，也就是海瑞在淳安县工作4年之后，他又被调到江西省兴国县担任县委书记。兴国是革命老区，出了很多开国将军，干任何事情都得左顾右盼，否则就有可能磕碰了什么人，因此这个县的工作极为复杂难做。但是话说回来，这通常也意味着有很多结识高级领导人的机会，全看你会不会利用机会了。我从史书上没有看到海瑞得罪还是没得罪什么人，利用还是没利用这些机会，我只看到他由于另外一个原因在政治上得了很大的好处。
在一个结构致密的皇权专制主义社会，上到皇帝身边的重臣，下到乡镇一级小吏，可以说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问题其实还不在腐败不腐败上，关键是你是不是动摇了对上级或者最高统治者的忠诚。如果没有动摇，上级和最高统治者永远是保护你的力量，即使你巧取豪夺、富可敌国也没有关系；反之，如果你动摇了那种忠诚，上级和最高统治者就会用反腐败的手段敲掉你，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帝国的历史册页上书写了很多反腐败篇章，有的甚至涉及很高级别，但哪一页哪一章真正出于人民之手呢？那不都是统治者之间的权力倾轧吗？人民的意志和愿望不过是政治斗争的由头而已。正因为这样，尽管官员腐败在老百姓那里是天大的事情，因为这直接意味着残酷的被剥夺，但是在帝国的政治系统中，却不是统治者的最重要课题，“保持根本制度不变”才是唯此为大的事情。
有了上述见解，我们就可以理解本朝“虽无宰相之名，而有宰相实权”的大学士严嵩被嘉靖皇帝“抄家去职”是怎样性质的一个政治事件了。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帝国的权力结构呈树形，主干是皇帝，枝干是位高权重的朝臣，枝干顶端的朝臣出事，往往导致枝干下端官员随之倒霉。严嵩倒台以后，跟着倒霉的就有我们上面说到的国家监察部副部长鄢懋卿同志和浙江省军区司令员（总督）胡宗宪同志，而这两个同志因为前述事件恰巧与基层官员海瑞有了某种程度的关联，于是，舆论的天枰开始向海瑞倾斜：一个小小的县委书记，竟然敢于与权倾一方的严嵩势力作对，算得上是特行卓识了，从此，海瑞的声望在朝廷和民间大增，往常作为笑柄的作为成为了耿直中正的官德，其清正廉洁的品行尤其被人称颂，这件事的一个意外结果是，海瑞被破格提拔为国家财政部司长（户部主事），官阶为正局级（正六品）。
在叠梁架栋的帝国官僚体制中，有很多基本上无事可做的闲差，流落为顶着官衔的游手好闲之辈，所谓“为人民服务”成了一面幌子或者积累做官资历的手段，尽管这会无端增加帝国浩大的行政成本，但是，此种弊端已经成了常态，人们早已见怪不怪了。财政部属于国家机关，而且是重要的国家机关，也有此类闲差，海瑞的司长一职就可以归为此列，这意味着他不必每天都到部里上班，去也没事干，我想，那段日子对海瑞一定是一种煎熬。
在北京和在淳安、兴国这样的隅隘之地显然有很大的区别，眼界不一样，思考问题的方式也会发生变化。海瑞来自基层，深知人民生活艰苦困顿，再看到朝廷大小官员之萎靡奢华，心里有一种难于纾解的苦闷，这种苦闷不可避免会上升为思想，所以我们才看到他怀着对国家和人民高度的责任感，在文章中反复阐述为官者的道德责任：他认为一个人出仕做官无非出于恻隐和义愤，他看到民众的饥寒疾苦而引起同情，看到官僚的欺压凌弱而引起愤怒；他认为在君子的精神世界里，做官仅仅是取得了为国家尽忠、替老百姓办事的机会，没有任何理由谋求私利；他说一个人想牟利，可以去干别的营生，或为农，或为工，或为商，既然选择了为士做官，就应当排除一切利己的动机（见《海瑞集》），成为“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人民公仆。
在腐败糜烂的政治文化酱缸里，不管口号喊得多么响亮，真正有纯正的信念的官员是极为罕见的，换一句话说，持这种书呆子式幻想的人绝不适合在官场上混，非常有可能会因为违忤某种看不见的规则，触犯某个权势人物的利益而招致凶险。
凶险果然就来了。
嘉靖皇帝喜爱虚荣和不能接受批评举世无双，他身边被几位佞臣包围，听到的几乎全部是虚假的情况。当他发现由于草率疏忽导致国家大事出现纰漏的时候，他绝不检点自己，而是砍掉亲信的脑袋以推卸责任和平息舆论，他的这种做法愈加使得廷臣但求自保而不去关心国家利益。1565年，也就是海瑞进京那一年，严嵩被搞掉已经3年，但人们对嘉靖皇帝的印象仍旧是“苛断”与“情愉”，明明为佞臣所蒙蔽，还自以为自己圣明的如同尧舜，他的主要兴趣还转向了向神仙祈祷和觅取道家秘方，以期长生不老。
帝国的反腐败课题包罗万象，却从来没有哪一条刑律或者告令直面这样一个问题：皇上平庸了怎么办？皇上腐败了怎么办？皇上荒废了朝政怎么办？既然刑律和告令上都没有，大小官员能做什么？所以也就不操那个闲心，该贪污的贪污，该受贿的受贿，“反正江山是你老人家的，你不珍惜，我又奈何？”
海瑞不这样想，他认为江山不仅是皇帝的，更是全国老百姓的，没有任何人——哪怕是皇帝——拥有轻慢和亵渎它的权利，结果，这一年深秋，这位不食人间烟火的异类就做出了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举动：给嘉靖皇帝上了一份直接谈论皇帝平庸腐败问题的奏疏。
在这份著名的奏疏中，海瑞直言不讳说嘉靖帝是一个虚荣、残忍、自私、多疑和愚蠢的家伙，举凡官吏贪污、役重税多、宫廷的无限浪费和各地大兴土木、盗匪滋炽、野蛮拆迁，皇帝本人都负有最直接的责任。他说，“自古圣贤垂训，修身立命曰‘顺受其正’矣，未闻有所谓长生之说”，皇帝陛下成天和方士混在一起装神弄鬼，纯粹是“捉风捕影”！奏疏中最有刺激性的话是：“盖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意思是：普天下的官员百姓，很久以来就认为你不是个东西了。
这一奏疏的措辞虽然极端尖辣，但又谨守着人臣的本分，海瑞要求于皇帝的不过是改变自己的作为，而这改变只需要“翻然悔悟”即可，由乱致治也不过“一振作间而已”，如果皇帝真正振作，选择合宜的道路，辅之以决心，还是有机会成为尧舜之君的。
这样的奏疏真可谓惊世骇俗，具有爆炸性效果——以往臣下向皇帝作诤谏，只是批评一种或几种政策措施，这种指名道姓对皇帝性格和他所做一切的斥责，等于是说他这几十年的天子生涯完全是尸位素餐，而且连为人夫人父的责任也没有尽到，其唐突冒犯之处，称得上古今罕有。
嘉靖皇帝读罢奏疏，其震怒的情状可想而知。据说他被气得脸色煞白，七窍生烟，把奏折往地上一摔，声嘶力竭叫道：“快抓住这个人，不要让他跑了！”
一个叫黄锦的宦官马上出来跪奏：“万岁不必动怒，此人向来就是个疯子，他知道必死无疑，所以在递奏本之前就买好了一口棺材，跟家人做了诀别，仆从们也已经吓得统统逃散，他现在就在那里等死哩！”
嘉靖长叹一声，又从地上捡起奏本来读——身为一国之君，他应当冷静面对，切切实实想一些事情了。
嘉靖起先没给海瑞任何惩罚，把奏章留了下来。他不能忘记奏疏中有那么多事实从来没有人敢在他面前提过，他很矛盾，他有时把海瑞比做古代的忠臣比干，有时又痛骂他为“那个咒骂我的畜生”。
又过了几个月，1566年春天，嘉靖帝左思右想，仍旧气愤难平，觉得海瑞太不是东西，咽不下这口恶气，终于下令锦衣卫把海瑞逮捕到东厂，押到秦城监狱禁锢了起来。司法部（刑部）揣摩皇上的心思，提议按律例在午门外把狗日的绞死，嘉靖皇帝以前虽然批准过无数死刑，但这次却没有在司法部的司法建议书上批复，海瑞就十分幸运地在秦城监狱一个小牢房里存活了下来。
10个月以后，秦城监狱方面忽然在牢房设酒肴款待囚犯海瑞，海瑞以为是临死前的最后一餐，就要上路了，虽然不免唏嘘，却也神色不变，饮食如常。席间，监狱长特意赶来，蹲到他身边悄悄告诉他：“嘉靖帝业已驾崩，新君不日即位，你老先生是国家忠臣，苦日子熬到头了！你一定会得到重用！”
海瑞听罢，撂下碗筷，放声号哭，把吃进去的东西全部呕吐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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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7年年初，隆庆皇帝登极，海瑞被释放出狱。从这一年算起到海瑞去世，还有整整20年时间，甚至可以说，海瑞一生的顶点是这后20年，还发生了很多耐人寻味的事，但是为了节省篇幅，我打算将此文结束在这里了。
海瑞——或者换一种说法：海瑞现象，清官意识，贯穿于整个中国历史，贯穿于所有中国人的精神史。在一定意义上，海瑞类的清官已经不是历史的忠实记录，而是寄寓着人民愿望的精神想象，这种想象简单说来就是对正义的渴望。从海瑞这个具体的历史人物之所以能够衍生出那么多浪漫主义戏剧和文学作品，就是因为人民干渴的心田需要一种湿润的东西来浇灌，哪怕那种东西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看到的。
清官意识深深地渗入到了中国人的骨髓，在漫无尽头的长夜之中，人们不再指望能够见到太阳，他们苦苦地搜寻着星星，希望这仅有的光亮带给他们些许温暖，多少年来，人们就是这样安慰——或者说欺骗——着自己。也正是在这种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比拟的消极忍耐之中，中国人愈发丧失了做人的资格，奴隶的身份反而固化为这个懦弱群体的最重要特征。我们民族精神的触角压根儿没有进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的境界，一代又一代眼巴巴祈望着明君降临清官在世，祈望着他们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我们根本无法理解《国际歌》中“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虫？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的血脉豪情，我们丧失了理解的能力。
1587年11月13日，被中国人视为精神图景的海瑞暗淡了不平凡人生，溘然长逝，离开了这个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的世界，这一年他73岁。这个一生都被崇高的道德感激励的人官至二品，死的时候仅仅留下20两白银，不够敛葬之资。就在老百姓感动地唏嘘老人家为人民的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时，包围着海瑞的那个庞大的官僚体系之中，一定有家赀万贯、富可敌国的贪官在嘲笑：“愚戆（音杠，去声）尔！愚戆尔！”
“愚戆”之说并非官员诽谤，而是万历皇帝对海瑞的结论性评价。一个被同代和后代总括为“一生清贫，洁身自爱，正直刚毅，蔑视权贵，抑制豪强，为政清廉，忠心耿耿，直言敢谏，从不诌媚逢迎，安抚穷困百姓，打击奸臣污吏，深得民众爱戴”的清官，在他倾尽全部精神力量为之服务的最高统治者那里，却仅仅获得一个“愚戆”的评价，真有一种让人欲哭无泪的凄凉。
唉！这可又怎么说呢？！
海瑞一生充满了争执，“他的信条和个性既被人尊重又被人遗弃，这就是说，他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办事，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他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样，在情绪上激动大多数观众，但是，当人们评论他的政治措施，却不仅会意见分歧，而且分歧的程度很大。在各种争执之中，最容易找出一个共通的结论，就是他的所作所为无法被接受为全体文官们办事的准则。……海瑞的一生经历，就是这种制度的产物，其结果是，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归根结底是一出悲剧。
这也是一个王朝的悲剧——就在海瑞去世五十余载之后，忍无可忍的李自成造起反来，一呼而天下应，穷苦农民揭竿而起，于1644年攻陷北京，崇祯帝在农民军的攻城炮声中在紫禁城后山上吊身亡，驻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降清，清摄政王多尔衮指挥八旗兵兼程入关，以吴三桂为前导，击败大顺农民军，进占北京，这意味着存活了276年的大明王朝土崩瓦解灰飞烟灭。同年，清顺治皇帝在北京祭告天地祖宗，宣告他成为了中国的君主。
一个新的王朝轮替又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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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照旧在按照无情的历史逻辑向前发展，海瑞之类清官的作用照旧微乎其微，此时乃至于以后很久很久，除了善良到做梦都要梦到清官的百姓，谁还记得海瑞呢？没有人记得，我们看到仍旧是权力的穷凶极恶，是民众无尽的惶惑与迷茫……这时候我们才在迷蒙之中隐隐意识到，这劳什子梦确实没有意义，没有任何意义。
我们该醒醒了。
2011-1-11，腊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