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冬天很冷，临近岁末的几天更冷。在这年的最后一天，突然传来噩耗：史铁生走了。这离他满六十岁只还有四天，他是在1951年1月4号的一个大雪天出生。但这个冬天虽然寒冷，到现在还没有下过雪，而只有时时怒号的朔风。

凝视着他在1996年送我的《务虚笔记》扉页上用钢笔写下的有力笔迹，我当年在旁边用铅笔注了几句话：

“史铁生，死贴着生，死始终贴着他的生命。他是从死到生，从死中来，从死中生。死生之间，是一段铁，他的生命命定是铁，他的生命必须像铁。铁冰冷而坚硬，铁是生命的痛苦，也是生命的意志。”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在他“最狂妄的年龄犯了病”，那是他的21岁，是在1972年，也是中国最狂妄的年头。

他那时突然就病了，不知道这病是怎么来的，甚至好久不知道这病到底是什么病，但从此他就瘫痪了，两腿就不能行走了。他开始一直盼着身体好转，事实却是身体一直变坏。

后来，又不断添上一些别的病，好像什么凶险的疾病都要找他试练一下。他必须每周透析才能维持生命。和后来不断加剧的病痛折磨相比，已经过去的那些被病痛纠缠的日子可能还要算是“健康安逸”的日子。死神一直在窥伺着他，或者说伺候着他。

但他还是顽强地活着。三十多年来，他一直在坚持写作，写下了健康人也难于完成的数量众多的作品，而远为重要的是其作品精神的质地、艺术的质地，是其中闪闪发光的对于美和信仰的渴望。

当有一种气氛使人们甚至羞于说爱、羞于行善，但倒是相当重视延年益寿的时候，他说：“靠爱去延缓死亡。”有一个印象永远地铭刻在我的心里了：当一个爱读他的书的少年吴子尤想见他的时候，他马上就答应了。我们接铁生过来之后，自动退后，看着坐在轮椅上的他和病床上的子尤促膝交谈：一个是饱经沧桑的重病患者，一个是染上绝症的花季少年。他们的确比我们离死亡更近，但是谁敢说他们比我们就离生命更远呢？

我认为，史铁生的作品不仅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艺术收获之一，也是最重要的思想和精神收获之一。而后者是许多杰出的中国艺术家并没有达到的。他也是最近这个世纪之交的一个精神象征。如果没有他，没有他的极具艺术力的描述和思考，前面的许多血泪就可能是白白地流了。他提供了对刚过去的一个过渡时代的深刻认识，而他对新世纪、新世界、甚至新的技术手段也充满好奇，同时又深知它们的限度。他对历史动力和主角的探索涉及到历史哲学的核心问题，他有关平等自由的思考涉及到社会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而他不仅用心在思考，也每日在用身体体会的灵肉关系问题，则是精神信仰的核心问题。

他也许是至死不悔的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他的理想主义是偏重于精神信仰的，而不只是执着于国家社会；而他的精神信仰也是不咄咄逼人或教训人的。他始终反对暴力，反对迫害与压制，始终希望我们满怀同情、细心和耐心地倾听尘世间怀有各种各样隐痛的诉说。他执着而又宽容，愿意倾听各种声音；但又温和而坚定，决不放弃自己的向善原则。他并没有留下确定的信仰和教义，但却留下了一个精神探索者的永恒形象。他以他的残躯，却努力助我们保持一个健康而坚强的道德和精神的格准。

他一直好像在同死神角力，现在死神似乎赢了。死神终于从我们手里夺走了这个铁汉子。我过去就常常想，他的存在——现在就只是他的作品存在了——就意味着我们对人间总是怀有希望。他存在着，就意味着我们的精神不坠，他存在着，就意味着我们的理想不灭。所以，在他走了之后，我们就更需要读他的作品了。没时间或或者不易读懂《务虚笔记》等长篇，那怕只读一两个短篇像《我与地坛》也行。只要我们阅读他，他就会永远地活着。就像一句老话所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但这需要我们自己成为那能够让麦子变成种子、让逝者复活和生长的大地和土壤。无论如何，我个人还是深信，在现在这冰冷的死亡的事实之后，将还有一个未来的生命的事实。

我等着，等着这个冬天的第一场大雪。在我的心里，这场初雪是属于铁生的，是他来看望我们。当大雪降临的时候，风不再怒吼了，一切都安静下来了，天空中只有大片大片的洁白。

那将也是我们的祭奠。

写于2010年的最后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