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lter Allyn Rickett，华名李克，一九二一年十月生；其妻Adele Austin Rickett，华名李又安，一九一九年五月生。李氏夫妇一九四八年十月自费城抵北平，十一月应聘为国立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讲师，同时在中国文学系注册为学生；一九五〇年七月为清华大学解聘，八月至私立燕京大学读书。一九五一年七月李克被拘捕，一九五二年九月李又安被拘捕；李又安一九五五年二月被审判并被释放（《人民日报》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八日《两名刑期已满的美国间谍被我国驱逐出境》），李克一九五五年九月被审判并被提前释放（《人民日报》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我国释放的美国间谍承认他们所犯的罪行》）。返国后，李氏夫妇写作纪事录Prisoners of Liberation（《羁囚的解放》），一九五七年三月在纽约Cameron Associates出版公司出版。北京群众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八月出版中文译本，《两个美国间谍的自述》。第二章中文本有云：
到了一九五〇年暮春，形势有了显著的变化。中国人不论是死硬派还是吸收新学说的人，都显著地和我们发生了巨大的差别。有一天下午我们在教职员中邀了两个老朋友和他们的夫人来吃饭，这种对照就显得很清楚了。
吴先生和吴太太先到，坐我们房子里和我们谈他们在美国的经历。二次大战期间吴先生曾在哈佛大学教过几年书。正当我准备问吴先生几个有关我所研究的问题时，刚好门开了，赵先生和往常一样带着一种有素养的急切神情【with his usual air of polished eagerness】进来了，赵太太跟在他的后面。
当我们接过他们的外衣时，听到吴先生从容不迫地说：“今天的教职员会怎么没见你去参加？”
赵先生把手一摆，似乎是要把这种琐事推到一边去似的：“今天我整个下午都在图书馆里忙着查书。我想我已经找到了最早的有关中国甘薯的资料。甘薯最初出现在福建，你知道……”
接着甘薯就成了主要的话题，过了几分钟，赵先生才决定转到他另一个伟大的发现上去。为了把话题转到最近一世纪，又安提出她正在研究几篇现代诗，并问赵先生是不是念过。
赵先生在鼻子里哼了一声然后答道：“你说是‘现代’诗吗？哼……我认为还不如说是‘绝代’诗倒更恰当些【Did you say ‘contemporary’? Hmmm, I think ‘temporary’ would be more appropriate】。五十年以后就不会有人再听到这些东西了。”他那一口训练有素的牛津口音更加衬托了他对中国新起诗人的鄙视。
我们听了之后都笑起来了。这时吴先生用软绵绵的声音说：“这里面有些还不算太坏，他们正在努力写一些人民能听得懂的东西。”
“呸，人民根本就不懂得什么诗！”【Bah, the people don't understand poetry anyway!】
吴先生本打算回答几句，但饭已经摆上了，就没有说下去，话题又转到旁的方面去了。
饭后我问赵先生是不是参加了哪一个政治讨论组。“讨论，”他大声说道，“那根本不是讨论，而是瞎扯。他们所谓的逻辑简直是一派胡言，亚理斯多德在九泉之下听着也不会瞑目。所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都是这样。这里面一点内容都没有。这些东西真幼稚，幼稚得很呀！”【That's no discussion; it's a talkathon. What they call logic is sheer nonsense. Why, it would make Aristotle turn over in his grave. That goes for all this Marxist thought. There's absolutely, nothing in it. Puerile, that's what it is, puerile.】
笑声一停，吴先生就慢条斯理地笑道：“唉，难说，我现在倒认为这里面还有点东西。”
听见吴先生说出这话，我不禁吃了一惊。像吴先生这种风采翩翩、态度保守的学者，似乎应当是最不至于倾向共产主义的人。我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是这样，”吴先生答道，“我现在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并不像表面所看到的那样杂乱无章、不可预测、不可理解。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一发展受着几条基本规律的控制，如果理解了这几条基本规律，人类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和苏联的革命运动史肯定地证明了这些规律。无论如何，有一点我是肯定的：一般人民大众只有在人人都对自己周围的事情感兴趣并且积极地参加政治活动时才能过一种像样的生活。”
【中略】
“我认为我们并没有盲目追随苏联或任何其他国家，”吴太太插嘴道，“不错，我们是在努力学习苏联，因为他们在发展像我们这种落后的国家方面具有较多的经验，但现在中国已经站起来了，这是以往所办不到的事。”
“我简直不懂，这些野蛮人身上到底有什么可学的。”赵先生嘟囔道。
【中略】
这时我认为最好是转换一下话题，所以就转过来问赵先生，牛津大学过去两年来一直在请他去任教，他是不是会接受他们的邀请。
赵先生慢慢地摇了摇头说：“不，我不打算接受，我虽不同意吴先生的说法，但这儿还是我的祖国。这儿正在发生许多变化，我还是留在这里做自己的一份事情好【No, I don't think so. I don't always agree with Wu, but this is my country. There's a lot going on and I'd rather like to stick around and do my bit.】。”
吴先生和赵先生走了以后，我感到非常不安。他们进步的快慢虽然不同，但都在朝同一个方向走，而我和又安则在朝相反的方向走。一九五〇年六月末那几天是我们终于开始分道扬镳的日子。同时中美关系新的恶化也使我们在中国的处境更加困难了。
合看第三章：“十二月的某一天，我和又安骑车到清华去看我们的老朋友吴先生。自从他在我们搬家之前跟赵先生来我们家吃过一次饭之后，就一直没和我们见过面。在这几个月当中，我已经很不受人欢迎了。”又第七章：“当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大学那些受过西方教育、我所认识和尊敬的知识分子中扩展开来的时候，我仍然没有认为这代表任何意义重大的变革，只以为这不过是在表面上和新政权的理论妥协。我感到，他们有西方教育的坚实基础，要动摇他们由来已久的对西方思想的忠诚，并不那么容易。因此，当中国人民在一九五〇年十月参加了朝鲜战争，我的亲密朋友像李乔治、吴、赵等人完全转过身来反对西方时，我不禁深为震惊，并且感到非常沮丧和伤心。”
“吴先生”（Wu）是周一良的代号，“赵先生”（Jao）是钱默存的代号，用《百家姓》典。李书弁言解释化名是“不欲为难清白无辜者”（Not wishing embarrass any innocent person）。胡志德（Theodore Huters）一九八二年出版Qian Zhongshu（《钱锺书》），援据《羁囚的解放》所载钱默存语“This is my country. There's a lot going on and I'd rather like to stick around and do my bit.”，并注明“Jao”就是钱默存——作者感激传主一九七九年五月和他长谈生平。
相识不几天，李克就和钱默存结为挚友（“We have become quite good-friends”），对钱默存的狂傲和才华大惊叹（“A more conceited man I have never met, but I have also not few more brilliant”——李克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一日致Derk Bodde函，录自《二十一世纪》二〇〇九年八月号谢泳《钱锺书与清华间谍案》所附景本）。这是“老友”（old friend）或“密友”（close friend）的注释。钱默存“找到了最早的中国甘薯资料”，详见《容安馆札记》第五百七十四则。“contemporary”意味着“temporary”，也早已见于钱默存书评“Selections of English Prose from Chaucer to Hardy”中（contemporary may be merely temporary）。“不懂诗”，只要看他的《中国文学小史序论》：“窃谓至精之艺、至高之美，不论文体之雅俗，非好学深思者勿克心领神会，素人俗子均不足与于此事，更何有于平民”。“胡言”的检举，《容安馆札记》触处弥望，我另有文章来讲。
周一良一九九八年五月出版《毕竟是书生》，第七章云：
与外调和交代都有关的是北大文革中喧嚣一时、成为我的大问题的李克事件。李克是美国人，解放前后清华外语系的英文教师，其夫人李又安则在燕京任教。两人分别对中国思想及文学有兴趣，我爱人曾辅导李又安读《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两家有过来往。一九五〇年抗美援朝开始以后，李克夫妇以特务罪名被捕入狱，公安部门也曾派人向我们了解情况，我们当然如实报告：一九四九年圣诞节到清华北院李克家吃过饭，在座有钱锺书夫妇；解放后和他们谈过教学改革和教师生活情况；抗美援朝初步胜利后，仍把他们当作朋友，说过“你们美国军队一向自命不凡，这次可败在我们手里”之类的话。公安部门并未把我们牵连进去。但由于我反对了聂元梓，“新北大公社”派恨我入骨，千方百计罗织罪名，要把我在群众中搞臭。他们以我的档案材料为线索，到公安机关查阅李克供词，发现其中交代与我们夫妇有来往，从我们口中得知解放之初清华教学与教授生活情况。于是不顾司法机关原来的处理，硬诬我向“美国间谍”提供“情报”，给我加上一顶帽子“美国特务”。“井冈山”一派也派人到公安机关查李克口供，看到李克的交代，于是也贴大字报宣告把我除名。我的儿子从清华图书馆借来李克夫妇的书，我才知道，他们早已释放回国。原文书名《解放的俘虏》，中译本改名为《两个美国间谍的自白》，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书中提到清华一位美国留学回来的历史教授，解放之后乐于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无疑是指我。按理说，这应是对我有利的，结果李克的供词却成了我的负面材料。此文革中千千万万颠倒黑白的事例中小小一件而已。到七十年代初，历史系总支书记找我，郑重宣布，我与李克是朋友关系，与间谍案件无关。打倒四人帮以后，听说李克夫妇分别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和马里兰大学任教授，我国大使馆也为他们的间谍冤案平了反。他们多次来华，我们夫妇一九八二年和一九八九年两次访美，都在费城和他们会晤。李克教授夫妇当然不知道我在文革中受他们株连，而他们在新中国监狱中受到的教育，看来确实起了作用，至今两人在学校内被目为左派教授。
“供词”云云参看李书第五章之“命令我把在北京所认识的人全部写出来，同时说明我和他们过去的关系”，第六章之“怀着早日解决案子的希望，我开始写我们所认识的人的名单”。吴宓一九六四年三月浏览李书，日记谓作者“深佩党国之恩”，可与“左派教授”相印证。
钱默存受牵连，《容安馆札记》第一百六十五则（作于一九五四年初）隐晦地提及：“余记儿猫行事甚多，去春遭难，与他稿都拉杂摧烧。”其遭受审讯，创钜痛深，都在默尔不言处（1es silences de l'histoire），读者须会心文外。参看《容安馆品藻录·家人》。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编印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参考资料》第二辑高等教育部上报的《北京大学典型调查材料》中以“与美国间谍特务李克关系密切”，作为钱默存“政治历史复杂并一贯散布反动言论”的首选证据。杨绛一九八三年九月发表《回忆我的父亲》，未尝避忌讳匿“美国友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李又安（Adele Rickett）教授”。《听杨绛谈往事》龂龂辩护，自然之理，必然之事。
“现在事过境迁，也可以说水落石出。在这次运动里，如同在历次运动里，少不了有三类人。假如要写回忆的话，当时在运动里受冤枉、挨批斗的同志们也许会来一篇《记屈》或《记愤》。至于一般群众呢，回忆时大约都得写《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塌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也有一种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账，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钱默存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作《干校六记小引》这段文章时，心目间准会浮动着镇压反革命运动里的李克案。
原载2010年《万象》杂志第1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