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经历
我的姨父陈翰笙，原名陈枢，1897年2月5日出生于江苏无锡。他幼年就读于无锡东林小学，后来到长沙先后进明德中学和雅礼学校。1911年2月北京成立清华学堂，招收我国第三批留美学生时，陈枢刚初中毕业，只有14岁，闻讯赴京赶考。他的国文考试顺利通过了，算学、英文却不及格。他听说考试主持人兼算学阅卷人是无锡籍学者顾枚良先生，即前去拜访，苦苦求情，然而没用，只好落榜回家。顾枚良先生就是我的外公，他的大女儿顾淑礼是我的母亲，二女儿顾淑型是我的姨母。1919年陈枢与我姨母邂逅于美国旧金山海岸码头，姨母是1917年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去美国勤工俭学的，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教育系学习。他俩一见钟情，志同道合，又是无锡同乡，往来日益密切，于1921年在西雅图结婚。可惜那时外公早已仙逝，而姨父却笑对朋友们说：“我早在10年前就拜见了岳父大人，向他行过大礼！后来才认识他的女儿顾淑型。”
姨父曾兴致勃勃地对我讲述他的出国留学经历。他在长沙雅礼学校读高中时，在基督教青年会听到一位美国科学家的演讲，希望中国青年努力学习科学，举了一个例子说，美国的一位农业专家用不同品种嫁接成的桔子又甜又大，还没有籽！陈枢被这个演讲吸引住了，真想立刻就到美国拜这位农业专家为师。他下定决心要去美国学习科学，为此他加倍努力地学习英文。但是他的父亲反对他的想法，说他年纪还小，要他高中毕业就投考北京大学，等大学毕业再出国留学。然而他却心意已定，迫不及待，在家里进行“绝食斗争”，硬是咬牙饿了好几天。严父并不动心，慈母则心疼掉泪了，答应为他想办法。他母亲向娘家借钱，还卖掉自己陪嫁的金银首饰，为他凑了两千大洋。
1915年秋，陈枢趁父亲不在家，带着两千大洋和基督教青年会的介绍信，在雅礼学校一位美籍历史老师的指点和帮助下，跑到上海，办好护照，买好船票，独自一人踏上了远渡重洋的留学征途，以实现他“实业救国”的志向和理想，途经日本时，他上岸给父亲拍了一个电报，告诉他自己赴美国勤工俭学了。
陈枢到美国后，先考入马萨诸塞州的赫门工读学校，学习英文、生物学和历史。第二年考入加州的波莫纳大学，学习植物学，准备将来从事农艺工作。他的生物进化论等课程学得很好，但是由于视力不好，看不清楚显微镜下的东西，植物分类老是搞错。他只好接受老师之劝：改行。他想，中国的矿藏丰富，学地质学可以发展矿业，以带动中国的工业化，于是在第二学年改学了地质。虽然他的理论课成绩很好，但野外实习时却辨别不清岩石的种类。倒霉的近视眼，使他只得再次改行。他在波莫纳大学听过历史课，历史教授对他印象很深，说他英文好，记性尤其好，适合学习历史。这时陈枢想起了明德中学的历史老师傅荣湘，曾在课堂上声泪俱下地讲中国受西方列强欺凌宰割的国耻史，极大地激发了年轻学子们的爱国热忱和革命意志。于是他决心改学历史，师从这位卫斯特加德教授，从此，他就一辈子再也没有离开过历史学。
1920年陈枢在波莫纳大学毕业，成绩优异，在70多名毕业生中名列第三。卫斯特加德教授推荐他到芝加哥大学研究院，一面当助教，一面学习。这时他认真研究了美国宪法及其历史。
1921年冬，有朋友寄给他一份加拿大出版的《华侨日报》，上面登着一则启事：陈枢要去法国学习航空，请求捐助。他发现竟然有这么一个同名同姓者，为了避免误会，他决定改名。因他属鸡，古书中有“鸡曰翰音”之说，所以他小时候父亲就叫他“翰生”，他想就以此小名为名，而为了书写好看，在“生”字上加了个竹字头，就成了陈翰笙。
姨父陈翰笙在波莫纳大学运用英文已很自如，他又学了法文和德文。到芝加哥大学后，为了了解俄国的革命，他又学了俄文。为了熟悉和研究中国的近代历史，他以《茶叶出口与中国内地商业的发展》为题写作学位论文，于1921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之后，他去了哈佛大学，打算研究欧洲史并读博士学位。但待了一段时间，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波士顿生活费用昂贵，而听说德国物价低廉，于是新婚不久的姨父母离开美国移居到德国柏林。
陈翰笙1922年到柏林大学东欧史地研究所，任研究员。他一方面学习和研究世界经济，一方面研究欧洲历史。在3位德国同学的帮助下，他用德文写成论文《1911年瓜分阿尔巴尼亚的伦敦使节会议》，这篇论文受到研究所赫曲教授等人的赞赏，于1924年授予他博士学位。
“娃娃教授”
1924年4月，应当时正在德国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陈翰笙回到了阔别9年的祖国，到北京大学任教。
陈翰笙任北大历史系教授，讲授的课程是欧美通史和史学史，并在法律系兼课，讲授美国宪法史。当年他27岁，王昆仑先生曾向人介绍说：“陈翰笙是我们北大有名的‘娃娃教授’！”然而他的学识渊博和治学严谨，则是众所称道的。研究茶叶的权威吴觉农先生回忆说：1924年翰笙写过一篇关于鸦片战争前后中英茶叶贸易的文章，全文仅三千多字，引证的资料书刊多达五十多种，他阅读的材料则在百种以上。他的文章立论有据，内容充实，真是掷地有声，令人折服。
陈翰笙一贯关心教育，1925年春，他与好友高仁山（时任北大教育系系主任、教授）、查良钊等人在北京创办了私立艺文中学（即后来的北京市第28中，现为长安中学）。由高仁山出任校长，查良钊任董事长，姨父是董事，姨母顾淑型任教务长兼英文教员。这所学校实行美国的道尔顿制教学法，是“五四”运动以后我国最早进行教学改革实验的学校之一。
陈翰笙在北大与李大钊日益熟悉，在李大钊的引导下，陈翰笙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并从事各种革命工作。1926年起，李大钊介绍他为“共产国际”工作，1935年他在莫斯科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员。李大钊还推荐我的姨母顾淑型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去学习了一年。
姨父于1927年离开了北大，此后，姨父母为革命工作奔波，辗转于国内国外。而姨父在进行革命工作的同时，总不忘抓紧一切机会进行科学研究。1929年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聘任他为该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蔡本人兼任所长）。
给李大钊送信
1925年秋，姨父为我的哥哥姐姐请过一位女家庭教师，名叫张挹兰，当时她在北京大学读书，是一位思想进步的女学生。她每天来我们家两个小时，检查哥哥姐姐们的功课，指导他们读课外书，讲解各种问题。大家都很喜欢张老师，可是几个月以后，她因参加李大钊领导的革命活动而被捕了。
1926年3月18日，北京学生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的卖国行为。那天姨母带领艺文中学的学生参加游行，姨父则约母亲一同上街，他一边走一边散发反抗八国通牒的传单。在铁狮子胡同，他们看见李大钊扛一面大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接着，军警向游行队伍开枪射击，他们立即伏地而幸免遇难，却目睹了那一天的惨案。事后姨父怀着十分悲愤的心情，写下了《三一八惨案目击记》，于3月24日登在《现代评论》上。
3月19日，段祺瑞政府发出逮捕李大钊的通缉令。李大钊潜入东交民巷前苏联大使馆西院的中东铁路办事处。姨父认识中东铁路办事处的职工，他以联系业务为名，进入办事处，会晤李大钊。这期间姨父也请我的母亲当过交通员，让母亲化装为教师，名义上去大使馆讲授中文，实际上是给李大钊送信。李大钊被捕后，姨父曾派我母亲去探监。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被处绞刑的时候，同时遇难的还有我们的张挹兰老师。
辉煌晚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6年姨父母从印度去了美国。曾在华盛顿州立大学、约翰霍普金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并在约翰·哈近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和纽约亚洲研究所做研究工作。他以大学教授和学者的身份在美国上层社会和高级知识分子中活动，撰写文章，在旧金山、芝加哥、纽约等城市发表演说，揭露蒋介石政权的黑暗统治和发动内战的阴谋。他与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路易·艾黎、爱泼斯坦等国际友人在共同工作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姨父母在美国得知全国解放这一特大喜讯之后，奉周总理的指示于1950年冬绕道欧洲回国，姨父结束了他以学者、教授身份为共产国际、为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工作的25年“地下生涯”。总理表示：希望他能多做些学术研究工作。
那年，姨父母都已五十多岁，但是他们的思想感情、精神风貌真像一对血气方刚的革命青年。他们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到组织为他们安排的各项工作中去，姨父创办英文版《中国建设》、担任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创办中国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并出任所长；1955年陈翰笙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姨母则工作在新华社、中苏友好协会、中国摄影协会……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姨父母居住在我父亲的老家，清朝末年遗留下来的一个破旧古老的四合院。姨父在这里一住就是25年。
“文革”中，姨父受到严重迫害，给他列上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姨母和母亲在忧虑中先后病逝，姨父下放到外交部干校时已经年过古稀。
1972年他从干校回来时，已是75岁，因患严重的眼疾：青光眼和白内障，双目几近失明。然而他常常自我解嘲：“我现在是真正一清（青）二白了！”
也是自1972年起，姨父着手出版自20世纪三十年代就开始收集资料的《华工出国史料汇编》。这部《汇编》共10 辑，300多万字，由中华书局于1985年出版。
自1978年起，他担任北京大学兼职教授，为国际政治系、历史系和南亚研究所指导研究生。
姨父总勉励我要在北京大学这个教育岗位上好好工作，不光教书，还要写书，要多培养青年人。
1994年，姨父已经97岁，北京大学举办了庆祝陈翰笙教授从事教育与学术活动70周年的会议，记得他在会上说：“我年纪大了，也不能白拿工资，我还可以工作，我可以教英文，可以讲世界史，你们需要我帮忙，随时可以来找我，白天来，晚上来，星期天来都行。”主持人宣布散会的时候，他还大声喊道：“我还要说一句话，你们不要发牢骚，要干，要实干！”
正是在这次会议前夕，姨父自愿把自己的许多著作、证件、甚至许多日记本都捐赠给了北京大学图书馆文库。他说他喜欢北大图书馆，因为这里是他的革命引路人李大钊曾经当过馆长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