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人们普遍对社会道德状态有一种危机感，为了思考和讨论道德或道德堕落，我们需要一种能揭示道德心理结构的分析性语言，为此，社会学家们提供了罪、耻、惧的三元道德文化说——“罪过”（guilt）、“羞耻”（shame）、“畏惧”（fear）。人们有道德的行为，不只是康德所说的，因为受个人内心道德律令（moral imperative）所驱使，而且还因为受到来自相关社会群体对是非对错的约束。就避免“错误行为”（并以此为“正确行为”的最低要求）而言，个人的道德感是因为有了来自外部的约束，才转化为个人内心的伦理意识。

个人伦理意识的罪、耻、惧可以用一个故事来略加说明。美国作家斯本塞（Scott Spencer）的小说《树林里的人》（Man in the Woods， 2010）的开头说了这样一个故事：保罗是一个在林子里建造木屋的木匠，一个天色阴沉的下午，他在林子里遇见了一个名叫威尔的不良之徒，保罗见威尔在虐待一条狗，便上前干涉。两人扭打起来，保罗失手打死了威尔，陷入了一个痛苦的道德困境：虽然没有人看见，但杀人的错的，而且是一种犯罪，他该去自首呢，还是一走了之？保罗左右为难，热切地希望有一个上帝能告诉他该怎么去做。他看着那条被威尔虐待过的狗，心想该不该杀掉它，因为狗最终有可能成为自己杀人的见证，留下会是一个麻烦。保罗想，只要杀掉这狗，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不留下痕迹和后患。再说，这条狗也确实该死，要不是因为它，自己不会卷进这件麻烦的事情。但是再一想，这条狗是无辜的，因为狗本是受害者，并没有要加害保罗。保罗陷入了深深的选择两难之中。

在今天中国的道德环境中，有没有作家会对这样的道德困境感兴趣，或者会不会把一个人这样的处境看成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道德困境呢？即使有中国作家写下这样一个故事，又有多少中国读者会去体验那种令人痛苦的道德困境？会不会有许多读者认为，这根本就是庸人自扰，既然没有目击证人，还不赶紧抽身走人？

保罗的处境可以说明罪、耻、惧的不同道德感觉。故事里的保罗，他自己关于该不该自首的道德焦虑是一种“罪感”。斯本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喜欢法国作家加缪说的，小说是一种关于罪感的艺术。保罗虽然知道法律会如何确定这件事的对错（杀人是错的），但他还需要自己用理性来确定对此应有的正确行动，在他不能确定的时候，他希望有一个至高道德权威的上帝来给他帮助。

保罗的处境也可以从“羞耻”来得到不同的理解。如果保罗抽身走人，虽然他也许不能摆脱自己的罪感，但他尽可以不必感到“羞耻”。他是因为威尔虐待狗，前去阻止，才不慎失手杀人的。所有能“理解”他的人（亲人、朋友）都不会认为他做了一件“错误”的事情。这个局部的群体构成了他行为道德性的“重要他者”（significant others），只有他们的想法才是重要的。就他自己而言，如果他杀了那条狗，然后悄悄离开现场，那也是为了自保，没有什么可丢脸的。更何况，根本没有人看见，只要没有人知道，也就根本无所谓“丢脸”或“可耻”。在决定是否“丢脸”这件事上，保罗可以自行决定，他无需因为顾虑什么普遍的道德对错而感到内心焦虑，也无需咨询像宗教的“神”或世俗的“自然法”这样的普遍道德权威。

保罗还可能既没有罪感，也不感到羞耻，而只是觉得害怕，觉得今天真是“倒霉”、“邪气”或者“命中注定有此一劫”。由于只是感觉到自己在冥冥之中受命运摆布，行为者如何应对事件也就成为一件完全被动，根本与道德对错无关的事情。对他来说，重要的是如何消除内心的那种莫名的、非理性的害怕和恐惧。在这种情况下，保罗会出于本能地逃之夭夭，对于他自己或旁人，这都是再“自然”不过的行为，但这并不是理性的选择，而是一种非理性的，条件反射式的行为反应。

（待续）

《随笔》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