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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时间以来，我很不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殚精竭虑研究《红楼梦》，对《水浒传》却敬而远之，在我看来，无论思想深度还是艺术水准，后者并不亚于前者，某些部分——例如通过“逼”字对几位主要英雄走上反叛之路的描写，真有一种摄人心魄的力道，古今中外文学史鲜见与之比肩者。接着看到好几个著名作家也放弃文学创作，研究起“晴雯之死”之类，在中央电视台口若悬河，成了准红学家，也就隐隐的看出些端倪：士大夫可以把《红楼梦》作为一件回避现实的玩儿物来把玩（现在他们已经把它玩儿得很光润了），《水浒传》则不可以，凡有触及，你无法回避那里涌动着的血脉真情，而血脉真情恰恰是需要人们甘于做奴隶的年代最为忌讳和恐惧的东西，当然是不触动为好。
不触动不等于不存在，固然可以认为中国人在专制和封闭的环境中浸淫得太久了，形成了逆来顺受委曲求全的民族性，但是性格刚烈嫉恶如仇的人仍然层出不穷，林昭是也，张志新是也，胡文海是也，王斌余是也，邓玉娇是也，杨佳是也。我今天说到的蒋爱珍也可以归为此列，然而蒋爱珍无论如何不是一个性格刚烈嫉恶如仇的人，她就像小动物一样柔弱得不能再柔弱、善良得不能再善良，就是这样一个只求安安静静地活着的人，怎么就会被几个腌臜之人逼迫到拿起长枪连杀三人的程度呢？这里边有哪些耐人寻味的东西呢？
我在向自己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最初想到的只是人之善恶，即蒋爱珍恰巧遇到了几个很坏的人，但我对这种解释并不满意，后来我才想到这件事归根结底还是政治文化问题，是畸形的政治文化决定了中国人特殊的生存状态，致使某些群类心理卑劣阴暗人格变态扭曲，社会丧失了对善进行遮护的机能，最终导致这一事件发生。
鲁迅先生很早就对民族性给以深刻关注，他笔下绝无我们主流意识形态一再强调的所谓“光明”，我们从先生笔下看到的是中国人心理卑劣阴暗和人格变态扭曲，我们甚至可以很尴尬地从那些人物中依稀看到自己的影子。直至目前，尚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像鲁迅先生那样以解剖刀一般锋利的笔触描画出如此一幅晦暗的图画。
所谓民族性，我理解是指寄寓在一个社会系统内共通的或者说标准化的人格类型，某些人或者某个人做某件事，是由他作为群体的人格类型决定的，而人格类型又是一定形态的社会政治文化的直接产物，这样，我们就进入到了问题的核心部位——在蒋爱珍杀人事件中，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政治文化导致了什么样的人格类型？在一个社会事件中，我们必须看到“社会”这个角色，人不过是它的从属，我们会发现并不是蒋爱珍在杀人，真正的杀人者其实正是她所杀的人！非常有必要弄清楚，那些杀人的人作为社会角色究竟带着哪些遗传基因？他们的黑暗人性又是被何种现实因素所诱导？
在我看来弄清这些问题很重要，甚至可以说极为重要——我们最终将会发现，我们所有人都处在蒋爱珍杀人事件之中，刀剑悬挂在每一个人的头上，随时都会落下来结束掉我们的肉体生命或精神生命，不同点仅仅在于时间不同地点不同被杀死的方式不同……这正是我们关心此事的理由，为所有这些问题寻找答案，也是我写作此文的目的。
我们在叙述中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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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7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最疯狂的阶段已经过去，国家终于把国民经济弄到了崩溃的边缘，全国数千万中学毕业生就业问题极为严峻，于是，在毛泽东指引下，一场浩浩荡荡的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这意味着城市青年都得离开家乡，去插队或者加入生产建设兵团。
蒋爱珍是江南女子，出生在鲁迅的故乡浙江绍兴，蒋爱珍和任何一个初中毕业生一样，没有选择地选择了自己的人生之路——1972年，16岁的她追随复员转业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哥哥蒋根土，到农8师144团1营1连落了户，按照当时的说法，成了一名“光荣的军垦战士”。
这个在江南水乡长大的姑娘虽然还是个孩子，却聪慧勤劳，干活从不惜力，摘棉花、锄地、挑土、赶车，样样拿得起放得下，遇到节假日她到伙房帮助洗洗涮涮，为战友缝缝补补，深得赞誉，人们都很喜爱这个身材修长的姑娘。不久，蒋爱珍以先进青年代表的身份出席了144团共青团代表大会；1973年5月，也就是她来到团里一年以后，蒋爱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共青团，同年出席了农8师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1974年，144团农场医院招收护理员，蒋爱珍被推荐到短训班学习，结业以后留在团场医院当了一名护理员。1976年，蒋爱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又当选为医院党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民兵排长，那时候她年仅20岁。
蒋爱珍的哥哥蒋根土跟144团医院党支部副书记张国政过去是一个部队的战友，蒋爱珍到医院做护理员以后，作为人之常情，他嘱托张国政多关照妹妹。这里说的“关照”当然指的是关心、照顾，但是在那个年代，也一定有请张国政帮助妹妹进步的意思。张国政没有辜负战友的嘱托，果真对蒋爱珍爱护有加，应当说，蒋爱珍工作上的进步与张国政的帮助密不可分，蒋爱珍对张国政很感激，两个人的关系也很好。
经过文化大革命，中国社会失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畸形，在当时官方的说法是“派性严重”，即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分属于群众组织的不同派别，人和人之间很隔阂，有的甚至结着仇怨。我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准确。
众所周知，19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生活形态，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一位社会心理学家概括说：“一种集体生活形式的诞生总是伴随着一种新类型的人的出现，相反地，一种集体生活形式的衰亡也总是伴随着某种类型的人的消逝。”（［法］塞奇·莫斯科维奇：《群氓的时代》）我们必须注意到人类群体所发生的这种变化。
中国连续的政治运动造成了整个民族群体的非人化，传统意义上的世界被打碎了，消失了，个体成为了冰冷的社会机器上的零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机械的和非人际的关系，人几乎全部丧失了自我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出现大面积的人性扭曲、良心泯灭和道德畸变，出现一些看风使舵、口蜜腹剑、吮痈舐痔、阴鸷狡诈、诛锄异己、狐群狗党、为虎作伥之人，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结果，我们在边陲一个很小的人类群体中，发现了两个新的类型化的人，一个叫李佩华，团场医院助理医生；一个叫谢世平，团场医院的药剂师。从身份看，这两个人都是144团医院的普通医生。普通医生的身份无法说明问题，共产党员的身份就不同了，因为这通常意味着这种身份的持有者具有在更高层面进行人生博弈的条件，可以做医生做不了的事——李佩华和谢世平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却都不是党的领导干部。虽然不能说所有党员都在觊觎党的领导干部手里的权力，但是具体到李佩华和谢世平，我们却完全可以断定，此二人很为自己没有掌握权力而苦恼，简直到了“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程度，他们对144团党支部副书记的张国政很烦很不感冒很看不惯眼——这就是我们通常在观察人与人关系时所说的“矛盾”。
我们可以把这种矛盾的根源理解为人类非常原始的精神心理现象——嫉恨。嫉恨是一种有很强销蚀力量的欲望，就像性欲一样，能够把人折磨得变形、变态，可以使人抓狂。很抓狂的李佩华和谢世平一天到晚不思茶饭，只是想怎样抓住张国政的把柄把他整下去，即使不能取而代之也不能让狗日的在这个位置上人模狗样。千万不要小看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小人之恶，在一定条件下它是可以恶到没边没沿没有一丝光亮的。结果，此二人就像嗅觉灵敏的狗一样，嗅到了张国政和蒋爱珍关系较好的味道。
32年前的中国，“男女关系”还是一种能够导致人身败名裂乃至于身陷囹圄的极为危险的关系，不像现在动辄“上床”这样简单。如果被确认（往往是“组织”，即单位出面代为行使法律职责）通奸，当事者是要被处分和治罪的，就像今天你跑到天安门广场大放厥词一样，后果很可怕；从社会道德角度来说后果也很严重，通奸者，男人为“流氓”，女人为“破鞋”，会自动失去做人的资格，走到街上都会有人啐骂。所以我们说，李佩华和谢世平想利用张国政和蒋爱珍关系较好这件事做文章，是极为阴狠歹毒的一招。
1978年3月，蒋爱珍被批准回浙江探亲，17日晚，张国政和医院另一个同事去蒋爱珍的住处（她住在外科值班室的一个房间）向她告别，顺便嘱咐她路上注意安全，没说更多的话就离开了，张国政回到了离这里不远的自己的家。
李佩华和谢世平就像闻到腐尸气味的鬣狗一样亢奋起来，妄断张国政要在这天夜里和蒋爱珍“发生关系”（就是今天所说的“通奸”），在副院长粟有成的支持下，纠集起六七个人（包括谢世平的妻子钟秋）前去“捉奸”，看守住了外科值班室和张国政的家。他们并不知道张国政早已离开。
李佩华和谢世平让一个护士以取纱布为名敲开了蒋爱珍的房门。蒋爱珍根本想不到这是一个圈套，和颜悦色地把门打开，到另一个房间给护士取纱布，谢世平趁这机会溜进了蒋爱珍的卧室。他原本以为会在这里看到赤身裸体的张国政，没想把到床上床下和房间每一个角落都搜遍了也没见张国政的身影。蒋爱珍取纱布回来发现了谢世平，很奇怪他怎么会在自己房间里，但碍于情面，蒋爱珍还是和谢世平打了招呼，谢世平鬼魅地笑了一下，什么也没说。
蒋爱珍送谢世平和护士走出值班室，在门外又看到了躲闪不及的李佩华和钟秋，心里就有些犯嘀咕，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尽管这样她也没把事情往那方面想，而是想到她明天就要上路，行李中放着900元钱，她害怕他们是想偷她的钱。回到房间查看，钱并没有丢，蒋爱珍坐在床上琢磨刚才的事情，越琢磨越心神不安。蒋爱珍耳闻过李佩华、谢世平散布她和张国政关系不正常的流言蜚语，但是她总觉得身正不怕影子斜，从来没有放在心上。今天他们显然是有备而来，莫非他们是想……对于一个年仅18岁的姑娘来说，这是极大的冒犯和侮辱，蒋爱珍十分生气，决定向医院领导反映，党支部书记徐进义离医院很远，她就转身去找身为144团医院党支部副书记的张国政。
张国政跟随蒋爱珍来到医院值班室了解情况，就在这时，李佩华、谢世平、钟秋等人突然闯了进来。张国政问：“你们要干什么？”李佩华阴阳怪气地说：“我们来抓鬼！明说了吧，就是来捉你和蒋爱珍的奸！”
张国政气得发抖，指着李佩华和谢世平大骂起来，张国政叫人把医院党支部书记徐进义和所有支委都叫到了值班室，想让组织对此事作出判断，谴责和阻止李佩华和谢世平的无耻作为。徐进义问李佩华和谢世平究竟是怎么回事，此二人支支吾吾，说不出所以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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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了这样的事，蒋爱珍再也没心思回去探亲了。第二天早晨她没有起床，一直在哭，在没有把事情弄清，还她以清白之前，这个22岁的姑娘觉得没脸出现在众人面前。在哥哥蒋根土的劝说下，蒋爱珍尽管勉强参加了工作，但是她精神恍惚，有时候一整天都不说一句话。一个柔弱的女子，这时候只能求助组织，她数次向医院领导申诉，要求组织澄清事实，还她一个清白，蒋根土也劝慰她，让她相信组织一定能够把事情弄清楚，平息这件事在群众中的影响。
蒋根土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他不知道144团正在酝酿一场风暴。谢世平跑到144团党委去告状，信誓旦旦说张国政和蒋爱珍干了不可告人的事。144团党委没就这件事表态，这意味着也没有对李佩华和谢世平进行批评；而144团医院的领导里有粟有成这样对张国政素有偏见的人，反而更纵容和默许了李佩华和谢世平在群众中大肆散布谣言，编造说亲眼看见张国政夜里几点几分溜进蒋爱珍的卧室，几点几分出来闪进自家的大门，有鼻子有眼，谎言越编织越密。在李佩华、谢世平及其妻子钟秋等人的煽惑下，关于张国政和蒋爱珍通奸的流言不胫而走，几乎人人皆知，一些人怀着病态心理对他人的绯闻和灾祸津津乐道，舆论对蒋爱珍形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一天下午，谢世平和妻子钟秋在走廊里向张国政寻衅，双方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前者点着名说他和蒋爱珍乱搞男女关系，蒋爱珍站在值班室门口呆呆地望着，一言不发。晚上，再也承受不住压力的蒋爱珍独自坐在值班室发呆，突然“哇”的一声哭起来，大声叫喊着“冤枉！冤枉！”跑出了医院。同事连哄带拉把她弄了回来，蒋爱珍时而歇斯底里地叫喊，时而哈哈大笑，在场的人无不落泪。
蒋爱珍患了精神分裂症，到医院接受过一段时间医治和调养，病情仍旧时好时坏，经常一个人默默地发呆，自言自语，有时候甚至像疯人一样跑到医院外面去。有一天晚上，蒋爱珍又跑了出去，初春的戈壁滩寒风凛冽，穿着单衣单裤的蒋爱珍在旷野里转游了一整夜，天亮的时候，蒋根土和几个同事开着卡车找到了她，她脸上有几道血痕，两眼直瞪瞪的，蒋根土怎么喊都没有反应。大家把她弄到车上，暖和过来以后，蒋爱珍才呻吟出一句：“妈妈……”
就在这段时间里，李佩华和谢世平如愿地把所谓“张国政与蒋爱珍通奸“的问题弄成了重大事件，1978年3月30日，144团党委派出工作组，到医院专门调查所谓的“3·17”事件，担任工作组组长的是杨铭三，144团主管医疗卫生工作的副参谋长——请注意这个人，正是在这个人的主导下，蒋爱珍和张国政的处境迅速滑向无底的深渊，从而酿成了一场惊天血案。
杨铭三和张国政以往在工作中曾经产生过矛盾，杨铭三对张国政同样“很烦很不感冒很看不惯眼”。如果说李佩华和谢世平表达“很烦很不感冒很看不惯眼”使用的是诬陷手段，那么掌握权力的杨铭三就一定要依仗权力使用报复手段了，这是所有权力者的本能。所以，我们可以说杨铭三带领的工作组从一开始就带着有色眼镜，自然要偏袒李佩华、谢世平一方，只能越调查越复杂，越调查对张国政和蒋爱珍越不利。
4月6日，144团团长冯俊发亲自跑到医院做政治动员，号召在144团医院全面开展揭批查运动，集中揭发张国政的问题。调查“3·17”事件的工作组改为领导揭批查运动工作组，把“3·17”事件放在揭批查运动中一起搞，这样，“3·17“事件就被人为地赋予了一种政治色彩。
上级有人来，蒋爱珍最初满怀希望，马上就去找杨铭三诉说，不料杨铭三并不想听她的申诉，冷冷地说：“3月17日的事，没有，要给你搞清楚；有的话，就改，改了就好。”蒋爱珍对杨铭三的话虽感意外，却仍旧没有失去对组织的信任，回来以后认认真真写了一份材料，递交给了工作组，满怀着希冀等着杨铭三找她谈话。这一等就是4个月时间。
在这4个月里，李佩华和谢世平等人一刻也没有停歇，写了很多关于张国政和蒋爱珍“男女关系”问题的大字报，画了很多污秽不堪的漫画，张贴在医院乃至于团部招待所的墙壁上，尽管144团医院有很多人反感这种做法，但是工作组的态度很明确：张国政、蒋爱珍必须就群众提出的问题做出交代。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那时候动不动就“划线”，工作组的这种态度，实质上就是划出了一条线：认为张国政和蒋爱珍有问题的就是听党的话，立场正确的，不认为有问题的就是不听党的话立场错误的。这样一来，144团员工就被分为了两部分人，一部分受到鼓励，一部分受到打击——因为同情张国政和蒋爱珍而受到歧视打击的就有三四十个人。
因为没有证据，144团医院党支部根据对所谓“3·17”事件最初也倾向于否定，但是工作组对支委进行了严厉批评，把他们称作“保张派”，干脆把党支部排除在了运动之外。一个文教干事贴了一张《呼吁医院广大群众为受害知识青年蒋爱珍伸冤》的大标语，当即就被工作组调离了医院；一个女医生仅仅因为曾经安慰过蒋爱珍，就被杨铭三一次一次追逼，让她在全院大会作检查；杨铭三连与蒋爱珍谈恋爱的青年医生也不放过，警告他说：“我以领导的名义和长辈的身份告诉你，现在蒋爱珍的问题还没有搞清楚，你不能再跟她谈了。”
蒋爱珍就像有罪的人那样，行动受到严密监视，没有人敢接近她，更没有人敢于对她表示同情，就连她的信件也被李佩华等人拆看……22岁的蒋爱珍陷入到了绝境之中。 4 1978年8月5日，工作组在医院群众大会上宣读了对张国政的审查材料，确认张国政3月17日与蒋爱珍有通奸行为——我无论如何找不到工作组对张国政做了什么处分的材料，按照常识，应当是撤除了他144团医院党支部副书记职务，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李佩华和谢世平达到了他们的目的，蒋爱珍成了他们卑劣行为的陪绑。
会后，杨铭三第一次找蒋爱珍谈话，让她“老实交代”与张国政通奸的事。蒋爱珍小声嘟囔一句表达不满，杨铭三厉声说：“这是被组织认定了的，你当然也要深刻检查！即使到最后什么也没有，光凭你跟张国政的接触，你就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
蒋爱珍对杨铭三和工作组彻底失望了。
走投无路的蒋爱珍再次去找144团团长冯俊发诉说冤情，这位团长哼哼哈哈地打马虎眼，一个问题也不回答，只是说：“你要相信组织，相信群众，相信工作组。”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这句话相当于：“你的事情组织自然心里有数，你说什么也没用！”蒋爱珍还能说什么呢？
蒋爱珍又找到石河子地区派驻144团的工作团团长，后者同样冷冰冰地把她推了出来。蒋爱珍真正是走投无路了，她曾经想到乌鲁木齐向自治区领导告状，但她又知道，上级领导不可能直接到下面来调查处理，即使出面过问，也必定会通过基层组织，这意味着事情最终还是要落到杨铭三和工作组手里，这只能导致她的处境更为悲惨。
对于这个柔弱女子来说，事情已经到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境地，然而，事态还在发展——144团医院整党工作期间，在要不要开蒋爱珍批判会的问题上，工作组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事情已经过去，没有必要再开了；以杨铭三为代表的另一种意见认为，蒋爱珍并没有认识自己的错误，坚持要开，最后，依照杨铭三的意见召开了批判会。
1978年9月26日下午，批判会如期召开。杨铭三显然做了精心策划，火力准备十分充足，就连没有参加整党工作的钟秋等三四个“有关人员”也邀请出席了会议。蒋爱珍根据杨铭三的要求，就“3·17”事件、“装疯卖傻”以及曾经与张国政等人上山打猎等问题做了检查，虽然没有承认与张国政有通奸行为，为了过关，也对自己的思想做了检讨。
蒋爱珍话音刚落，李佩华就站起来质问她：“你装疯卖傻！你为什么不去死？为什么不跳水库？”他竟然拿出一份与谢世平一同署名的报告，当场宣读，要求144团党委对蒋爱珍作妇科检查。宣读完毕，李佩华把报告交给了杨铭三。一直在暗中支持李佩华和谢世平的144团医院粟有成副院长在发言中阴阳怪气：“蒋爱珍，你害怕检查？真金不怕火炼嘛！”谢世平的妻子钟秋更是恶毒地嘲笑和挖苦她，说了很多极为下流和侮辱性的话。
蒋爱珍木然了。
上一次“说清楚”会上，李佩华等人也曾经这样侮辱蒋爱珍，当时她头都没抬，任由眼泪簌簌地往下掉，她觉得既委屈又愤懑。现在，她不再哭了，整个会议期间，蒋爱珍一直都在认真记笔记，听到谩骂和侮辱，脸上露出了蔑视的笑容。在场的人都注意到了蒋爱珍的变化，但是谁也没想到，今天是一件事情的转折点，它开始向极为危险的方向发展了。
1978年9月28日，民兵排长通知蒋爱珍参加第二天的实弹打靶训练，绝望的蒋爱珍在这一刻产生出一个想法：用枪打死那几个诬陷和迫害她的人，以证明自己的清白！她知道，作为准军事单位，这里对枪械的管理比较松懈，她完全有把握拿到枪和子弹。
当天晚上蒋爱珍彻夜未眠，想了很多很多。这是一条不归路啊！她才年仅22岁，她是多么不甘心啊！她流了很多眼泪，跟远在几千里之外的父亲母亲说了很多话，在哭诉的泪水中，她分头给父亲母亲哥哥嫂子写了遗书。
1978年8月29日，蒋爱珍出奇的冷静，毅然决然踏上了用性命反抗命运的道路，没有人看出有什么异常。打靶之前蒋爱珍如愿领到了步枪和子弹，打靶的时候，她偷偷把8发子弹装进了口袋。打靶结束，参加打靶的人往回走，枪支仍旧拿在每个人的手上。蒋爱珍在一个背人的地方把子弹一颗一颗压进弹匣，就像战士一样拿着枪直奔医院，去找陷害她的人寻仇。
蒋爱珍走到内科诊室，第一个就看到了仇人李佩华。蒋爱珍冷笑一声，说：“李医生，你不是想逼我死吗？现在我叫你先死！”还没容李佩华做出反应，随着“砰”的一声枪响，这个作恶多端的小人应声倒下，身子底下流出一团污血。蒋爱珍又直奔外科，在走廊看到谢世平的妻子钟秋正在跟人说话，蒋爱珍举起枪说：“我让你造谣！”话音未落，枪声响起，钟秋扑倒在地，扭曲了几下，断送了性命。李佩华的妻子戴淑芝听见枪声，从一个房间里出来，问：“怎么啦？”蒋爱珍笑道：“你还不知道怎么了？我这就让你知道怎么了！”剧烈的枪击把戴淑芝掀翻在地，顷刻间就停止了呼吸。
蒋爱珍连杀三命，终于出了心中的恶气，身心感觉到从未有过的舒畅。她走出医院外科诊室，突然撞见一个也曾经参与“捉奸”的医生，二话没说，举枪就打，伤了这个医生……就在这个时候，闻讯赶来的群众把蒋爱珍包围在了球场上，相持一个多小时以后，蒋爱珍被抓。
5
我似乎讲述了一个很久远的故事。
为什么会有“久远”的印象呢？原因有三：一、“组织”、“检查”、“男女关系”、“说清楚会”、“批判会”之类的语汇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目前从我们的生活中已经基本消失了；二、在整个事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一种行政的力量，我们甚至可以说是非人性的行政权力把蒋爱珍逼到了绝路，而现在这种行政力量对个人生活的干预已经比较鲜见了；三、李佩华、谢世平虽然没有从生活中绝迹，但是此类小人要想再用这种丧尽天良的方式害人，在今天已经很难了。
这么说，难道我们谈论的是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脱水标本？
不是。
我们做逆向思考：请想象蒋爱珍事件不是发生在距今32年前的1978年，而是发生在1978年前的32年前，也就是1936年，那时候有“组织”、“检查”、“男女关系”、“说清楚会”、“批判会”之类的语汇吗？那时候的行政力量能如此野蛮残暴地干预个人生活吗？那时候李佩华、谢世平之类的小人能在行政权力遮护下如此肆无忌惮地为非作歹吗？回答必定为：不能。这就是说，中国社会在1936年以后32年的某个时间节点上，一定是添加了某种原来不曾有的东西，正是这种东西决定了什么事件发生和什么事件不能发生。
这个时间节点就是1949年。
我一向持一种见解：当我们观察历史事件的时候，一定要挖掘出隐藏在历史事件和人类行为后面的动力源，才能够真正弄清历史。我们都知道1949 年发生了什么，正是这件事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形态，人性在这个过程被打得七零八落，从革命的阴沟里冒出来一些可以被称之为动物品性的人，这些人冠冕堂皇地成了人民的主人……我们有理由认为蒋爱珍事件是中国独特的社会政治文化的产物，它表露出了中国当代史中最为隐秘的部分——当民间社会被政府权力取消以后，每一个公民都直接面对着冷冰冰的国家机器，当这架装备精良的机器想要毁灭人时，人既无力阻挡又无力反抗。
具体到蒋爱珍案件，所有致使事件发生的因素都可以归结为一个“逼”字，就像《水浒传》中高俅、童贯、蔡京、杨戬之流把原本并不想背叛朝廷的下层官吏逼上梁山一样，144团的行政权力作为凌驾在社会之上的与人对立的野蛮力量，不仅压制着弱小的蒋爱珍，更纵容着形形色色的腌臜小人，把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弄得七零八落，正如水浒英雄所言：“这四个奸贼不要说把我一百单八个弟兄弄得五星四散，你只看那般绵绣江山都被他弄坏，遍天豺虎，满地尸骸，二百年相传的大宋瓦败冰消，成甚么世界！”（《水浒后传》，第二十七回）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骇人听闻的权力罪恶都不是直接施加到受害者身上的，就像高俅、童贯、蔡京、杨戬之流开口闭口“朝廷”、“圣上”一样，144团对一个弱小女子的凌辱，也是以“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保证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的名义下进行的。
我们说国家行政权力对社会具有极强的控制能力，至少在32年前，主要的还不表现为公安、武警大规模进入民众生活，换一句话说，它主要的不是通过暴力约束它的受害者，而是通过冠冕堂皇的口号对人形成一种沉重的道德压力。这里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特征，这就是政府的个人化运作——政府不再直接面对民众，它通过具体的个人（譬如144团团长冯俊发、副参谋长杨铭三）凌驾在所有人之上，这些人就是无可争议的权威，他们是天然的道德裁判者，他们能够决定任何一个人的生死，而他们的意志又是通过李佩华和谢世平这样的卑鄙小人来实现的，这就是我开头所说“一定的社会政治文化导致一定的人格类型出现”的意指。
政府权力通过某种人格类型的人用行政手段来管理个人，切断个人与个人的社会联系，进而操纵使个人成为个人的所有事物，把人变为在强大国家机器面前徒劳徘徊的孤独者，作为个体的人此时只能像蛛网上的猎物，再也无法挣脱，只能等待着毒蜘蛛把你的体液吸食干净。
“逼”字常有，上梁山者不常有，这就是说，除非是在极端情形之下，绝大多数人选择的都是隐忍和妥协，令人怅然的是，不是铤而走险上梁山的人，恰恰是这些“绝大多数人”，构成了宏观意义上的社会形态，这就是我们的生存形态，这也是我们置身的这个世界的形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似乎“很久远”的蒋爱珍案件才重新具有了现实性——32年过去，尽管有了所谓的改革开放，尽管国家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但是畸形的政治文化没有发生变化，由这种政治文化导致的中国人的生存形态没有发生变化，社会丧失对善进行遮护机能的可悲局面没有发生变化……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才看到用为保护房产自焚了唐福珍，我们才看到为讨薪而送掉性命的王斌余，我们才看到为讨一个说法而被杀死的杨佳，我们才看到为抵抗拆迁被车轮碾压的钱云会。
当我们苟活着的时候，不要以为我们离毁灭有多远，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就是蒋爱珍，我们就是唐福珍，我们就是杨佳，我们就是钱云会……请允许我把文章开头说过的话再说一遍：刀剑悬挂在每一个人的头上，随时都会落下来结束掉我们的肉体生命或精神生命，不同点仅仅在于时间不同地点不同被杀死的方式不同。
应当交代一下蒋爱珍案件的最后结局了。
我看到一份资料说，144团领导把蒋爱珍杀人定性为“反革命杀人”，立即拘留了张国政，说他是蒋爱珍杀人案的指使者。144团党委还决定，追认被杀的3个人为“烈士”。一个月以后，144团里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团领导亲自主持，命令各单位都派代表参加，给被杀的人送了花圈予以祭奠。
下面这段文字来自当时的新闻报道：
“蒋爱珍最初被判处死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复查，提出判蒋爱珍无期徒刑，同时建议自治区党委追究有关领导人的责任。自治区党委根据高级人民法院的报告，指示石河子地区党委慎重处理，同时做好下面的工作，统一认识。后来，石河子地区党委复议了这个案子，建议重定蒋爱珍为‘死缓’，同意追究工作组长杨铭三的责任。但是，在办案人员一再提出要求处分的情况下，有关部门却把杨铭三调到河南去了。与此同时，谢世平也得到重用。”
我之所以特意把上一段文字加上引号，一是尊重当时发表文章的作者原意，二是请读者相信，这是最直接的资料，事情的结果真的是“杨铭三调到河南去了。与此同时，谢世平也得到重用。”
看来真的是这样。
2010-12-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