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重庆作为中央确定的统筹城乡发展综合改革实验区，其几年里做的工作是值得肯定的。这当然是指大局而言，并不是他们的工作完美无缺。对它们工作的意义，要本着“大道理管小道理”的认识方法去思考。
人们都说中国农村社会经济事务复杂，岂不知它也有简单的一面。复杂局面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有两个显著特点，一个是小农经济，一个是军事管制。所谓计划经济，不过是军事命令经济的一个好听的说法。这样一个社会当然需要转变，具体说，就是把小农经济转变为高度城市化、工业化的现代经济；同时把军事管制体制转变为市场化、民主化的社会经济管理体制。完成这两个转变，我们遇到了特殊难题。
第一个难题是我们的农业生产落后，如果太多的人进入城市，城市需要的粮食就会增加，而农民减少以后产出的粮食却会减少。中国人的吃饭会有麻烦。
第二个难题是我们为了发展工业，对城市有很多垄断性的“福利”，政府的公共财政好像就是服务城市居民的财政，农民大量进城后，也要求同等的福利待遇，政府的财政吃不消，至少大部分城市如此。
但是，这两个难题并非“死扣”，中国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解这两个扣的过程。
为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我们把农民从传统集体经济中解放了出来，给了农民耕作的自由，加上农业科学技术的作用，一举解决了吃饭的问题。现在的华北平原，一亩地的粮食产出是1949年的8倍左右。
农业效率提高以后，农村有了剩余劳动力，而城市经济发展恰好需要劳动力，这时，我们又给了农民第二个自由，允许农民进城务工，做所谓“农民工”。于是，中国便成了有些人讲得“世界工厂”，勤劳的中国人发现城里的钱“好挣”，流血流汗，拼命工作，制造了廉价的工业品，打开了世界市场，促成了资本积累，带来了中国经济繁荣。
然而，两个难题都解决了一半。
中国人饭吃饱了，但农民靠农业挣的钱不多；来自农业的收入占农户总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小农户的经济规模小，一些技术不方便采用，以致中国农业的竞争力比不上发达国家。按我的调查，如果农户经营规模平均在50亩以上，每亩地的综合效益可能提高30%左右。这就要使农民的土地通过流转，有所集中，将经营规模适度提高。但是，我们的土地承包制不是太方便土地流转，承包期限最长30年，期限到了怎么办?麻烦！我把承包制改革叫做“半截子产权改革”，主要就是因为这个麻烦。
农村剩余人口进城问题也解决了一半。农民工在城市工作，但他们的根留在农村。本来中国有城乡二元结构，现在城里也有了“二元结构”：农民工和城里的原住民权利不平等！农民工被统计局统计为城市“常住人口”，但他们没有被真正被当做城里人对待。有学者把这种城市化叫做“伪城市化”，多少有点道理。
近些年还有了另一个麻烦。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工业、扩张城市，想廉价获得土地，于是瞄准了农民的耕地和宅基地。而我们国家实行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又方便了政府拿地，农民没有真正的土地财产权，常常争不过政府。于是，农民便想出了很多法子抗拒，集体上访就是常用办法。有时候，农民还用极端的办法抗争。这样又产生了农村社会稳定问题，让中央忧心。
怎么办？中央政府先是在2005年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张，想要在城乡之间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后来发现把大量人口留在农村搞不好新农村建设，还是不得不遵守基本经济规律——必须在中国实现的高度城市化。于是，在2008年，中央正式提出了要搞“城乡社会经济一体化”，推进城乡统筹发展。这样，中央便部署了重庆和成都搞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实验，试图解决上述问题。
几年下来，重庆和成都的工作做得风生水起，相当不错。以成都为例，它们部署了“三个集中”，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民（本应该是基本脱离农业的农民）向新型社区集中，土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这种集中不只是简单的空间变换，成都市基本做到了给城乡居民相同的权利。留在农业领域的农民少了，土地相对多了，农业的效率也提高了。
成都试验的另一个亮点，是下大力气做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把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固化为土地财产权，长久不再变化，这样就方便了土地流转，有利于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提高土地利用效益。
前不久，成都市的领导人还宣布，要在全成都的辖区内实现农民的“市民化”，并且允许农民保留土地，不因为农民变市民就丧失土地。这不像有的地方那样，硬要求农民用土地换社会保障、用宅基地换城市楼房。农民要不要换，以什么比例换，不和农民的权利实现捆绑在一起，各算各的帐，给农民自由。这个思路不是搞强制，而是让农民自愿选择，当然不会让农民有剥夺感，有利于社会稳定。
成都人的目标是，今后一个农民和城里人的区别仅仅是职业的区别，其他没什么两样。这个目标简单，但却迈开了中国历史的伟大一步。
附记：此文为近期新闻周刊写。有一点要补充说明。在“三集中”工作中。我不赞成专业农户集中居住，但谁是“专业农户”需要时间来“证明”，所以，“三集中”工作不宜搞运动，一定要慢一点，除非一个地区完全不需要农业了，但这样的地区少之又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