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版序言
——未经“国定”的一册公民读本——
孝通最近写了八篇稿子，用对白和讲故事的方式谈论到民主国家的人民对于政治应有的最低限度的常识。这八篇是：一、人民 政党 民主;二、言论 自由 信用;三、协商 争执 智慧;四、宪章 历史 教训;五、波茨坦 磨坊 宪法;六、人权 逮捕 提审;七、特务 暴力 法律;八、住宅 警管 送灶。八篇的总题是“作之民”。
八篇合起来，我毫不犹豫的认为可以当作一册公民读本来读。高小的中以读，中学生，大学生都应当读，身为民主国家官吏而多少被妄自尊大的心理所驱策的许多朋友更不可不读。此册一出，而一切公民课本与公民教科书可废，特别是那些所谓“国定”的教本。道是公民教本原就不必存在，既存在了，原该早就作废;但民主国家不能没有公民，公民不能没有公民的教育，而公民教育不能没有教材，教材的有无是第一个问题，好坏是第二个问题，有而坏，总比完全没有好，完全没有，说来总有几分不像样子，不成体统。这种心理，无以名之，姑名之曰“姑备一格，宁缺毋滥”的心理。“国定”公民课本与教科书的得以存在，流行，甚至于还有上千上万的孩子们被压迫着背诵默写，好比前清时代的“圣论广训”一般，至少有一半的责任要由这种心理负去。对于这一类的课本与教科书，当然也有人说好，甚至于有人认为非此不行，对于这些人我不预备说话，孝通这八篇稿子，料想也不是为这些人写的。他们应该读，不可不读，是我的看法，他们有没有阅读的雅量与工夫，终究是他们的事。不过为那些一向受“姑备一格，宁滥毋缺”的心理所支配的朋友们，我要说，这一类的课本与教科书现在该可以作废了罢，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这方面的更好的读物，不阙了。
我写这几句话的时候，恰好我的第三个女孩子在准备学期考试，手里拿着一本教育部审定的高级小学公民课本第四册，正在硬背，说得文雅些，正在强记。我顺手接过来一看，才知道她也受着上文所说的那种心理的支配，进了小学不能不讲公民，讲过不能不考，要考不能不背，要背只有硬记一法，因为，的确，全书十二课是十二篇八股文，减去了起承转合的技巧，和顿挫的声调，是根本不容易上口的，遑论背诵。十二课的节目是：国家的起源和演进，国家的组织，国体和政体，人民和国家的关系，宪法的性质和作用，中华民国的宪法，民法和民事诉讼程序，刑法和刑事诉讼程序，我国的兵役，我国的兵制，国民精神总动员，国民公约。好一大串大人都嚼不烂的东西，试问教十一二岁的孩子，除了硬背，除了囫囵吞枣之外，还有甚么办法?怪不得有一位朋友某次谈起，公民教育书中全是一大堆大人的现成结论，教小孩子活剥生吞，结果不是喉头哽咽，这是肠子打结，最起码的也不免长期便秘，下气不通。
现成的结论，如果理论上经得起盘驳，事实上找得到确据，生活经验里有事物随时可供印证，倒也罢了。至少像前人背诵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童年虽则活剥生吞，壮岁可以反刍细嚼，只要终身受用有日，何妨一时消化无方。不幸的是连这一点我们都没有着落。我们翻几课看：
第一课里有如下的几句话：“人类联合组织以后，为了合力奋斗，共同生活起见，便拥护一个聪明而有能力的首领来管理众人民事，这首领就是古时的皇帝……这便是最初的国家。”历史的事实，与初民社会研究所得的结论真是如此的么?原始人是不是真会一窝蜂似的拥护一个首领出来，我们无法断定，但拥护的词听来十分新颖，不像原始人的运动作。
第二课说到“国家是一种有机的结合”，甚么叫“有机”，我料想不特学生听不懂，连老师也根本说不清楚。又说国家组织有四个要素，其三是政府。一半的话是“国家……要组织一个万能的政府，替人民作事，如果没有政府，人民不过是一群无组织无秩序的‘乌合之众’罢了。”这有点不成话，试问万能政府和极权政府又有甚么分别;理论上政府真应该万能吗?连希特勒也不过是自以为万能罢了。试看人类学者与文化史学者的议论有如马林诺夫斯基，而马氏恰好是孝通从师最久的一位老师。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上，学者们大都认为政府只是人类社会制度的一种，和家庭，学校，教会，工商业团体，等等一样，各有各的能，谁也不是万能。至于说没有了政府，人民便是乌合之众，我倒要劝读者不必因无端挨骂而计较，在编写审定的人也无非是故意说得凶险一些，藉以见得政府的重要有如此者罢了。
第三课说到“国家可分做君主国与共和国，君主国体就是国家主权完全操在一人手里，共和国体就是国家主权属于人民;我国的主权发球人民全体，并且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国家，所以中华民国是三民主义共和国。”姑不论中国是何种国家，根据这个所谓用主权做标准的分法，如果学生发问，英国属那一类?战前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又属那一类?不知公民老师将何辞以对。
第四课讲人民的权利和义务，理论上大致不差，实际上则截至今日为止，学生所能在生活经验里引做印证的似乎始终是一大串的义务，而权利几乎是绝无仅有。不过理论上也还没有问题。我百思而不得其解的是，何以“受基本教育”的一点也列为义务的一种，而不是权利的一种。教育就是发育的一个步骤，目的在求人格的完成，好比一棵植物要长成，要开花，要结实，试问那一个人不愿意，那一个人想推诿，而不得不安排在义务或责任里面。有人愿意把教育当义务看，我们不不能不疑心，那人以上中的教育大概不是发球启发的一路，而人民属于接纳的东西;乃是属于灌输的一路，而人民不得不吞咽的东西;不过此种理论虽错，它与近年来的事实却相符合。近年来政府统制下的教育，很大的一部分是训，不是学;是宣传，不是教育。公民的教材就是一些上好的例子，公民课本的编者与审订者在这一点上至少没有骗人。
够了够了。普通征引别人的笔墨，如果不准备恭维的话，切忌断章取义，我是未尝不知道的;不过这对于这一类一部分的目的在宣传某一部分人的政治信条，又不直接宣传，通体宣传，而像外国点心“三明治”一般，面包片夹些肉片，或不老实的小本商人一般，大铀结里夹些小铜钱，我认为非“断章”便不足以“取义”。这和近代智识社会学里所称的“揭穿面纱”属于同一类的技巧，是少不得的。
借了孝通这几篇稿子，说了一大堆久已想说，而表面上和和稿子内容不大相干的话。不过，表面上不相干，实际上是最相干没有的。孝通稿子里所谈的种切就是公民读本里应当谈的种切，特别是在这个年头。坊间浒的公民读本谈国家，谈政府，谈人民，谈宪法约法，谈民法刑法，偶然看去也未尝不面面俱到。但历年以来，在搞战与训政的两大帽子或两大金箍的压力之下，我们把课本与实际生活两相对照了看，我们只觉得关于国家与政府，或对于假国家与走卒的命会行的团体或个人，工切是实在的一切是不兑现的支票。我们有政党，但政党已经成为一部分人的利害关系的结合，何尝能反映人民的意见?在政策的推行上，不能;在人才的登进上，更不能。我们在约法上何尝不申说言论以及其它自由的重要，但即在今日，有那几张报纸能就事论事，从而觅取问题解决的途径，而不专说一面之词，从而对其它的立场，扩大其距离，矗高其壁垒，而巩固其阵线的呢?我们又有连篇累牍的法律;政府说人民得享受法律以内的自由，但很难有人问起，这些法律是怎样产生的?宪政一日不成立，训政一是不取消，训政期间的法律事实上岂不是等于训令?而训令的法律效用究有几许?同时，所谓法律方式的训令之外，我们又见到过不少的命令式的训令，手谕式的训令，这些训令对于法治的精神有助长之功，抑或有摧残之力，也是一些不大有人问起或虽问而无人解答的问题，至少负责公民教材的专家们从来没有答复过。兵役有兵役法，士兵的选取，公民课本上告诉我们是抽签的，但实际的经验告诉我们无钱的是被强拉的，被绑走的，有钱者是可以出钱买脱自己的，或买人顶替的。民法型法早已成文公布，但在提审法颁行以前，一个被告可以被拘禁上若干年月，受尽多少磨折，还不一定有机会和法律照面;即在提审法颁布以后，这种不提不审而无可告诉的例子，在各地方的监狱里还不知有多少;即在提审法公布以后不多几天里，我有一位朋友就无端的与毫无法律手续的被人逮捕，被人监禁。诸如此类名实背道而驰的情形，公民课本上没有看见看见提到过几字;而孝通的稿子里直接间接都讨论到一些，而在好几个节目上，还引证了青海省耳闻目见的实例;即如“人权·逮捕·提审”一篇中所叙三嫂一家的经验便和上文所引公民课本十二课中的四课发生直接冲突：第四课的人民和国家的关系，第七课的民法，第八课的刑法，和第九课的兵役。三嫂可能有个儿子，儿子可能“履行”受基本教育的“义务”，他可能尽义务尽到高小毕业，他读到这几课时候也就可能问公民老师说：“见鬼，你骗谁!”
孝通这几篇稿子写得都很成功;我说成功，因为在孝通，这种写法——用对白而穿插着故事的写法——是一个新的尝试。以前白乐天做诗，教不识字的老太婆也可以懂，可以琅琅上口，历史传为美谈。赫胥黎演讲科学和深化论，文字简洁，条理清畅，连工厂里识字不多的工人都觉得引人入胜，达而文学说的不胫而走，论者推赫氏的功劳为多，好像连达氏自己也如此产。如今孝通谈论民主政治的基本认识，深入浅出，意达言简，匠心别具，趣味盎然，我以为多少可以和这两位前辈媲美。不过白氏自己是诗人，赫氏自己是科学家和演化论者，都是本行人说本行的话，孝通却不是一个专攻政治学的人，是以外行资格出来说话的，那就更见得难能可贵!
不过，再进一解，政治学虽是一种专门研究，广义的政治生活与基本的政治常识却是尽人应有的事，因为人是一个政治的动物，在企求民主政治的国家里，也尽有公民的权责;孝通写出这几篇稿子，也无非是努力于不辜负此种权责，一面所以求其心之所安，一面亦未尝不希望别的同做公民的人，更深切的了解此种权责，而更进一步的求其实现罢了。我在上文说他实在是为了一册公民读本，原因在此。
潘光旦 三十五年六月
一 人民·政党·民主
投票自由不受拘束
我还记得前年在美国北部一个农家作客，主妇太太和我们谈起了罗斯福的新政，我就问她你是那一党的?她很简单的回答我：“共和党。”我接着又说：“你常去开党团会议的么?”她不大明白我这问题，张大了眼睛表示要我解释一下。所以我又补充说：“你们怎样入党的?入党的手续怎样?有没有党证?交不交党费?”这些问题把她更弄糊涂了。“对不起得很，我不很明白你的问题，我说我是共和党人，意思是我上一次大选时投威尔基的票，我觉得罗斯福总统做了太久，该得换换人了。”
我对那位太太的话也相当的不清楚，因之不能不再问下去：“你每次选举总统都去投票的么?每次都投共和党候选人的么?你是不是考虑那位候选人中不中你自己的意，只要他是共和党推举出来的，就投票选他么?——”
她很不好意思的摇一摇头：“按理我有了权利就该投票，我会选罗斯福的。”
“兰登不是共和党的候选人么”我插口说。
“是的，可是我不喜欢他。”
“你不是自己说是共和党人么?”我又问。
“可是，这并不是说我一定要投票选那个我不喜欢的兰登呀。这次我们县里选举议员，我又投了民主党候选人的票。因为我认识他，他是个好人。费先生，你以为我说是共和党人就必须投票选共和党候选人的么?那不是民主。我有我的自主，谁也不能一定要我投谁的票。上一次我选威尔基，汤姆(她的丈夫)就投罗斯福。投票前一天，我们两人还辩论了一场。汤姆也是共和党人，可是他这次去外边去走了一趟回来，偏说罗斯福好。他说了许多理由，我还是有我的成见，他说不服我，我也说不服他，各人投各人的票。”
“那么，你所谓共和党人是什么意思呢?”我不能不追问了。主妇太太给我问住了。她的女儿在旁却笑起来了。“孝通，你像个法西斯蒂!”
我没有想到会带这顶黑帽子，不免惊异的把眼光转向那位小姐。
选举票是人民的力量
那位小姐放下手里的织物，“孝通，你问我妈什么入党手续，什么党证，什么党费;你又认为一个人一定要受党的抵赖投票，这些不是法西斯蒂么?我们美国是没有这一套的。我们喜欢谁就选谁。候选人要千方百计的讨我们喜欢，想得到我们手上的票。这张在我们手上的票是我们自己的，也靠这张票，我们的政府不敢得罪我们。若是我们没有投票的自由，美国怎能自称为民主国家?”
主妇太太打断了她女儿的话，插口向我解释说：“我说我是共和党人，意思不过是我大体上同意共和党的政策。其实，那是因为我的父亲是共和党的同情者，我也就继承了他的成见，我们在大选前总是要先去注册的，凡是合格的选民都可以去注册。注册时我就填上共和党，我可以参加共和党推举候选人的大会。我若不注册共和党，我就没有推举共和党候选人的权利了。但这并不说我们最后的投票时一定得投共和党的候选人。我们是在一个围着布幕的小房间里投票的，没有第二个人知道我真正投谁的票。我们说是共和党人或是民主党人，意思只是到那个党里去推举候选人罢了。我们没有党证，更没有起誓一类的入党手续，而且我们每次选举时，可以自由注册愿意在那一党里去推举候选人。”她顿了一顿，“我想罗伊思(她的女儿)说，这样才能使那些政客们不敢得罪我们选民。费先生，天下大概没有一个政客是好的，我们若是放弃了投票的自由，我们也就没有办法对付这批混蛋了。”
这位小姐回头问了我许多关于中国的情形，我窘得很，连忙用别的话支吾过去。可是，我的日记上却写了一句话：“民主国家的政党不是限制人民政治意识和政治行动的机构。”
看了威而逊总统传
不久之前我和太太一同去电影院看威而逊总统传。从电影院里出来，我的太太向我说：“威而逊在学校里教教书多舒服，也不会劳苦得这样。我真不明白为什么那几个民主党的老头一定要去找他出来。从电影上看来，这几个老头不是本来不认得威而逊的么?为什么他们自己不出来竞选，一定要找到威而逊呢?使他不能安安静静教书，在球场上看学生们比赛?”
“那些党老爷有他们的苦衷，”我回答说：“他们要上台必须要人民选举，所以他们必须千方百计的猜测大多数选民要什么政策，喜欢那些人。猜得中就可以竞选胜利，猜错了也就失败。譬如那次竞选中，他们不能拉出个威而逊，不能提出‘新自由’的口号来，民主党也很可能会落选的。威而逊名望高，要用他的名词来争取选举票，所以得三顾茅庐的请他出山。你还记得威而基和罗斯福竞选的事罢?威而基本来并不是共和党的人，可是共和党在那次竞选里，知道罗斯福是个劲敌，不请出一个美貌有魄力的人来做它的竞选人，不会有胜利希望。威而基是个大公司的经理，有名能干的，长得又漂亮，所以把他推举出来了。”
“你这样说，好像学校里选球员了。……”我太太说。
“不错，不错。政治本来该是当足球比赛看的，这也许就是威而逊总统传那个电影用赛球的场而作为开场的原因。”我应着。
“可是，我不惜，这样猜测人民心理，挑选名角，不是这些正党在愚弄人民么?谁可保证他们说的话当话呢?”我太太还是问。
“选举票能做保证。”我接着说，“若是一个正常执了政，他们所许下的诺言不兑现，下次选举时就会失去很多选举票，甚至落选，退出白宫。骗人至多骗一次，而且骗了人就出卖了前途，因之代价太在，在可能范围内是不敢离开所许下的政纲太远的。”
我的太太却还觉得我的话里有问题，她想了一想：“依你这样说，美国的正常是干什么的呢?请人做官，听人民的意思做事，有什么好处呢?”
是的，我也相信很多中国人会这样问的。原因是在我们这现实生活里所认识的政党多少是一个特权阶级的集团。入党是想做官，做官是想发财：为了官可通财，所以不能弃官，于是要独占一切官职，这些人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政党。在这种现实的经验中，自不易明白一个民主国家中政党的作用了。
我正想回答这问题时，公共汽车来了，我们忙着搭车，把话打断了。
到家坐了不久，来了一位刚从重庆来的美国朋友。我们寒暄了几句之后，我就向太太说：“好了，你要问的问题问他罢。我正不知道怎样回答你。”转过来，我把我们看了威而逊总统传之后的谈话告诉了那位朋友。
“这可难住我了，正常这个东西实在不容易说明，我在学校里考试也会为此得到了个零分。孝通，你知道，在我们宪法上根本就没有这东西，制宪的那批人不但没有想到后来美国的政党在政治中发生这样大的作用，而且他们对于正常那个名词根本就不喜欢。”
“你们没有政党合法不合法的问题么?”我太太问。
“政党当然合法的”这位朋友点了点头说，“像其他团体一般。我们宪法保证了人民结社和议论的自由，我们不过用这自由来争取自己的政治利益和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结果产生了政党。宪法里虽则没有政党的明文，但是还并不是说正常是违宪或不合法的。”
我想接口时，我太太打信了我说：“今天晚上不是讨论会，我们不要把时候全化在政党上，这样不好，劳莱(那位朋友的名字)，你能不能最简单的回答我，美国政党究竟是干什么的?把我这个疑团弄清了，我们改天再继续讨论这个问题。时间不多，我是不喜欢整天讲政治的，好像生活中只有政治一件事似的。”
政党是干什么的
那位朋友把手按住了额头，“好罢，我来讲一课书罢。我们知道民主政治是要以人民意见来决定有关大众的事，可是要知道人民意见却是件极困难的事。每个人对于每一个问题都有他自己的意见，各人的意见又是可以各不相同。若是人说纷纭，莫衷一是，怎能根据人民意见来办事呢?所以民主政治的初步工作是在‘整理意见’归纳成几个不同意见，然后可以让人民根据这几个意见投票表决，寻出一个大多数人的意见作为办事的依据。
“于是问题是在怎样去‘整理意见’了。若是每一个人，你说一句，我说一句，意见可以愈弄愈分歧。最切实的方法是有个起个草案，根据这草案，再让人家批评，修改，编成条文。这其实就是政党的一个重要任务。民主国家的政党并没有不变的‘主义’，更没有发起人的‘遗教’必须被遵守的，他们每次选举时都要临时编出个纲领来。这些观念纲领就是整理过的意见。
“一个国家的人民因为看法不同，利益不同，不容易有一个一致赞成的意见，所以若干政党便同时去整理不相合的，甚至是相反的意见。最后每党提出一个他们认为可能最最合人民大众意见的纲领来。人民就根据自己的意见去看那个纲领最中意，中意那个就投那个党的票。票子多的政党猜中了民意就可去推行他们的纲领，给他们政权。政党是一个整理民机构，而且使实行的纲领必然是大多数人民的意见。
“政党的第二个任务是推举人才。有了纲领若没有合式的人去执行，还是没有用的。在民主政治中每一个公民都有资格做官的。可是粥少僧多，决不能个个都成为总统。谁来选择呢?若是每一个人都自己站起来竞选，都是候选人，那是又会臭烘烘的一团糟了。所以又要一个机构来推出少数候选人，然后让人民来挑取他们所中意的。这里又需要政党了。政党为了要取得多数选举票，所以必须尽力的去寻出众的人才来做候选人。这样有能力的人就有机会被挑中了。”
趁劳莱停一停，喝口茶的时候，我太太加了一句：“你这样说来，美国政党有一点像我们的蔗头店，蔗头店的老板要体悉那一家的主人脾气，性情，工作，然后去挑一个合式的老妈子送去。是不是?”
“是的，是的，我们的确把我们的官吏当老妈子看的，称他们为公仆，有时还要很苛刻的对待他们。”劳莱很得意的点头。
我们的谈话，于是转入了家务。
那天晚上我记日记时写着下面的话：
“民主国家的政党不是一个做官的，或是想做官的集团，而是整理民意，推举人才的政治机构。这机构的基础有二：一是人民可以自由结社，自由议论;二是用选举票来决定政策和官吏的作用。民主政治不能没有政党，可是政党的积极贡献也必须在民主政治中才能表现。”
二 言论·自由·信用
星期天的朝上，有位广东朋友约我到金碧路去“饮茶”。从城北坐上公共汽车，停在近日楼的附近。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铁栅东边，坐着一行卖花女，四季不断的鲜花，常引起我一种幻想：我想这天赋独美的南国只要政治一清明，经济一繁荣，遍地的鲜花，黄的迎春，红的山茶。足够把这历史上的名城打扮得妖娆迷人。我的幻想总有一天会实现的罢?我自己问着自己。有时，为了路旁垂死的瘦骨，和南屏街高楼对照得太明显，也使我不敢再看那些无邪的鲜花。可是也不愿放过一些可以支持我这幻想的证凭。那天从公共汽车上焉，被近日楼下看壁报的群众吸引到了他们里面。这一刹间，我觉到一种愉快，似乎是说我这久存的幻想有了实现的消息了。
我的愉快并不只是昆明有这样多人肯鹄首街头看壁报，而是在近日楼四周同时可以贴出意见相反，言论不同的报。这一件事实给我很大的鼓励。
同行的朋友催着我走。也许是怕去晚了，茶室里会找不到座位，可是他并不这样说。他用了不耐烦的口气，指斥着眼前的形色：“好的城墙贴得满满的像什么?而且，你瞧，这也是讲民主，那也是讲民主，不是把人都弄糊涂了?言论，这也算言论!”
我笑了一笑，“我却就爱这个，民主就是这样长成的。我对于近日楼更喜欢了，因为它使我想起伦敦海德公园。”
我想起了海德公园
九年前我在伦敦，初到的时候，我曾打听寓所的主人：“我想认识伦敦，应该先到那里去?巴力门，还是唐宁街?”那位老太太摇摇头说：“这种地方你去干什么?你得先上海德公园，在海德公园里你才能了解我们英国怎么会有巴力门和唐宁街的。”她的意思是说造成英国政治的是英国人民的精神。并不是有了议会和内阁，英国才得到民主的政治，而是人民中有了民主的精神，才有英国的议会和内阁。海德公园下是民主精神表演的地方。
多雾的英伦常使人懒得出门。可是我既然得到寓所主人的指导，不能不个决心到海德公园去看看了。海德公园和英国其他的公园一般，并没有太多的奇花异葩，更没有关在笼子里的孔雀，只是一片旷地，保留着一株株比伦敦年龄更高的林木。海德公园所以著名，却是在园角那片宽阔的草地。这草地上有着各各样的人，丫在桌上，椅上，肥皂箱上，同时向着游客演说。有些吸引着几十到几百个听从，围得密密层层;有些只有一二个人，甚至，一个听者都没有的，大家还是提高了嗓子在说话。我在好奇心中挤进了一群人。那位先生却在大发说当时首相鲍而温是个伪君子，他说了几个理由;台下就有人接口，问他自己是不是伪君子?天下那个人不是伪君子?另外又有一个人却出来为学说者辩护。很多人中有点头的，有叫Hearl hearl的(赞成的意思)，也有气得胡子都跷起来的。在毫不相识的人中，热烈地互相辩论了一场。
一忽，又换了一个人上台，大大的批评在离开不到五十码的那个在台上说话的人的意见，对面那个是工党，在这里站起来的是保守党。两人唱对台戏。听众里有些人，听了一回，不满意，走到对面去了。同时也有人从对面走来。
听的人，有话想讲，随时随地，可站起来讲。听一阵，觉得没有趣味的，随时可以走开。在海德公园里真可以说是议论纷纷了。幼稚可笑的，胡言乱说的，有条有理的，引经据典的……种种色色，无不具备。从立场说，有极端的保守派，有过时的传道士，也有激烈的共产党，真是无派不全。可是有一点，也就是我寓所主人要我去看的一点，值得我们这些异邦人记得的，是在海德公园中，从来没有人互相打过架，没有人流过血，没有人投过手榴弹，没有人停止过别人的说话。即使没有人听你，你照样可以直了嗓子发议论，没有人笑你。我确曾看到一个没有听众的演说家，而且据别人和我说，他是每星期必定来的。大家非但不耻笑他，而且认为这人不错：自己认为对的就得说。他每星期可来唱独白，可是他却不能强近别人来听他。更不能不许别人说，只准让他说。他若这样做，就不能在海德公园里了。
意见的乱和行动的乱
从近日楼到金碧路的路上，我把海德公园的情形描述给我的朋友听，一直到我们进了茶室。坐定了，我还沉湎在记忆里。我的朋友打断了我的独白：“我知道你从小喜欢热闹，臭烘烘的，像你的书桌一样，不乱，写不出文章。我和你的脾气就不同。我喜欢有秩序，有纪律。像近日楼的乱劲儿，我就看不惯用语;照你所说的海德公园，我一去就会头痛。”
“老王，你说乱么?也许不错。但是你也不能不承认英国政治和社会是最有秩序的，最不乱的。他们好像有很纷乱的意见，但是大家把纷乱的意见自由的说了出来，大家有机会听到别人的意见，大家能对于每一问题思索一番，结果才有相同的，也才有衷心情愿的相同行动。意见阶段里的乱却是达到行动阶段里不乱的必要过程。老王，你喜欢意见阶段里表面的不乱，而行动阶段里发生乱么?”我逼着我的朋友回答我。
“都不乱，才是我的希望。”他回答了。
“你希望一件不可能的事了。”我很快接着说。
我的朋友放下茶，等待我的解释，所以我接着说下去：“每个人身世不同，经历不同，利益不同，希望不同，所以对于任何一个问题的看法也不会相同的。一个人的意见总是版面的，总是从个人的经验和立场出发的，所以在意见上开始时总是各人不同的。但是在一个团体里生活的人又不能不有一致的行动。团体生活的主要问题就在怎样从各人不同的意见中去求得一个共同能接受的统合意见。怎样统合呢?就是要大家能了解别人的经验和立场，和共同的利益的所在;互相迁就，调协，使有一共同的意见来作一致行动的根据。——”
“要行动上一致，我们不是可以加以管制的么?否则要权力做什么呢?”我的朋友插入了一句。
“不，”我很坚决的说：“一致行动不能没有共同意见作根据。外在的权力没有法子改变内在的。若是用权力来维持行动的一致，不但不能持久，而且这一致只是属于表面的。权力必须有人把握，握有权力的人没有法子的监督每一个人，看守着每一个行为;所以权力所不到之处，行动上就得不到一致。从意见上谋调协着手，来取得全体一致行动，是最可靠，也是最经济的办法。”
尊重别人，尊重自己
我说了一阵，好像是在课堂里讲书，自觉不好意思了，所以借着茶房送点心上来时，把话收住了。可是我的朋友却觉得很有趣，因为他正在工厂做事，在管理工人时常常逢到工人们阳奉阴违的事，使他无法提高工作效率。所以他很表示同意的说：“心诚悦服自然是最好。对人必需诱导感化。孝通，这点我是接受的。我不是常常说，中国基本问题是在教育么?”
“老王，你所谓教育是什么意思呢?“
“你在大学里教了这多年书，还要问我这问题么?可是，我也不妨从我在工厂里的实地需要说。我希望工人们能了解我的观点，对于他们的工作能认真的做。”我朋友说。
“很好，每个人都是觉得自己观点是对的，而且应当是这样的，这样才能使一个人认真和负责做事。但是你说要从教育来使别人接受你的意见，我觉得你所谓教育和我所谓教育，的确有一点重要的不同了。”说到这里，我的朋友插口说：“好罢，你说你的教育罢工!”于是我又说了：“我倒并不想讨论教育本身。你若有兴趣，可以看一遍潘光旦先生的‘宣传不是教育’。我要问你的是你也想过去了解工人们的观点么?你也问过自己：为什么工人们不无认真做事。
“工人们的观点么?”我的朋友似乎问他自己。
“是的，”我说，“工厂是一个团体，你们需要行动上的一致，可是显而易见的你和工人并没有相互的了解，是不是?老王，你若容许我说一句直率的话，你并没有想到工人们的观点是值得你考虑的，你只想工人接受你的观点，并没有想接受工人的观点，是不是?我很希望你去海德公园看看，在海德公园里，你会发现别人也有不同的观点;而且，你若平心静气的听，你会发现他们也都觉得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意见是对的。这时候，你会觉得究竟谁对谁不对，大概不应当由自己来作判断，而应该让别人来批评了。
“这是英国觉得骄傲的精神，要别人尊重你，你必须尊重别人。若是你觉得别人全不及你，人家的判断都不正确，只有你是有能力，有知道是非的话，你就不必考虑别人的意见了。民主不但要尊重别人，认为每个人是最能从他自己立场辨别是非利害的人;而且也是尊重自己的。尊重自己，所以不肯把决定自己利害生死的事托付给别人去包办。”
言论自由矫正了欺骗
我的朋友听见我又提到“民主”，知道我的话定会拉得很长，所以特意叫茶房来冲茶，暗示要我改变改变话头。我因之停住了。时针了一回茶，我们重又回到近日楼来搭车。我的朋友也许是因为受了我刚才一番议论的影响，所以也走到城墙边去看看壁报。他绕了一圈，很失望的向我说：
“我不明白你对于这壁报会存什么希望。我虽则素来对于政治不感兴趣，可是单凭我的常识，我就看不出靠西面城墙上那几张壁报有什么道理。很多话太幼稚，不近人情，要是看的人都相信了这些话，然就不知道对于中国有什么好处。”
“老王”我却很高兴的回答他，“你是知道我立场的人;你知道我若是写文章时，这些文章会贴在什么地方?可是，我不愿意别人只看我的文章，因为我不是上帝，谁也不能保证我的意见永远是比别人高明的，我自己决不敢这样保证自己。我希望别人也发表意见，让看的人自己去选择。我觉得高兴的不是这些壁报里都是名贵的指示，而是大家能自由张贴的事实。中国若要进入民主，这是第一步，各个人能民意见发表，使人民可以自由去批评。近日楼变成了海德公园，我是心满意足了。”
“孝通，若是你看见有人在骂你，人觉得怎么样呢?”
“骂得有道理，我应常接受;骂得没有道理，我只有信托读者，他们会辨别是非。我总觉得你是不很相信别人有判断能力的。我同意你，人民有时是会被欺骗的，但是，说来也可以使人放心，世界上一切骗局决不会永久的。而且假若你让每一个人能发表意见，每一个人能自由听取别人的意见，也没有人敢欺骗人。骗了一次，一失信用，他的言论也会没有人相信了。所以在有言论自由的国家里，欺骗是最愚蠢，没有人愿意，或胆敢这样做的。诚实是处世最可靠的方针，乃是经验之谈。”
我的朋友点了点头，“是的，我最近看到中央社的电报，心里多少有一点怀疑，就因上次学生运动中，它失了信用。”
我高兴的握了老王的手，“我想早些回家了。你看了这许多街头壁报，不是有你的判断么?别人都像你一般的。我希望近日楼变成海德公园，至少，大家能相信自己能用话来争取人们的同情，比了四个月前用手榴弹去压制别人说话是大大的进步了。爱中国的人，对于一切进步要关心，要赞成。这是第一步!只要不退步，中国是有希望的。”
我和我的朋友分了手。我转身在花市蠕城带回了一枝梅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