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通过访谈案例归纳出了"文革"时期广东出现的"奇装异服"的主要类型及其特点，分析了国家对个体着装实践的规训机制，并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维度探讨了它得以实施的深层次原因。研究的基本结论是：服装秩序和着装政治是统治者赖以规范社会，建立社会共识及其政治合法性的一项重要手段。

［关键词］阶级斗争；奇装异服；国家规训；"文革"

一、引言

"文革"前夕，国内各级报刊对"奇装异服"进行了全国性的讨伐。这实质上是"文革"时期"破四旧"的先声，当时红卫兵满街盘查路人的裤腿尺寸、头发长短，普通民众因为发型、着装的原因而被剃"阴阳头"，被剪烂衣服，被戴高帽游街批斗，甚至为此而自杀身亡的荒谬事情每天都有发生，全国性的暴力与恐惧因此而蔓延。现在看来，官方对"奇装异服"的全国性征讨，实则是"文革"的第一声惊雷。

在其后的十七年里，"奇装异服"一直是一个污名。直到1983年12月13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出席团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团委书记会议，就精神污染问题发表讲话，才算是为"奇装异服"平反。在谈到清除精神污染要注意的问题时，他说："第一条是服装问题，穿衣服的问题。现在穿的衣服情况是好还是不好？我看不好，包括你们今天穿的。现在我们的衣着还不行，一个花色，一个品种，着衣并不好。什么奇装异服，这个话不好。外国人看我们的女同志总是穿长裤子，也认为是奇装异服。"

作为"社会的皮肤"，身体及其装饰物是研究私域与公共空间，结构与能动的理想场域。着装，这原本属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领域内的私事，何以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成为党同伐异的阶级斗争工具？"奇装异服"如何与"精神污染"挂钩起来？究竟什么是当时的"奇装异服"？什么又是"革命服装"？服装与革命如何关联起来？在"文革"这种特殊的权力、文化、历史和社会情境中，个人与国家，个人与政治之间如何互动？个人发挥其能动性（humain agency ）时是如何被赋权或者被夺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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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与讨论

"文革"期间，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被纳入国家控制的范围。与之相配合，国家权力通过对宣传工具的全面控制和利用，以红色暴力和红色恐怖震慑人心，以共同理想和公共道德进行诱导，自上而下地创造了一种"阶级斗争高于一切"，"革命高于一切"的意识形态，控制了全部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目的是促使社会成员在思想上达到高度统一，远离一切异端思想和行为，从而通过服装秩序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整合。表现在个体的着装实践中，就是对"奇装异服"的打压，从而导致"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着装怪象的十年延续。

在这种特殊的社会情境下，着装是表征社会区隔的重要手段，符合规范的着装使个体获得"直接合法性"；着装是实施国家权力的具体方式，符合规范的着装使个体获得"结构合法性"；着装是实行道德惩戒的有效途径，符合规范的着装使个体获得"文化合法性".三种手段和方式的配合使用，构成了国家控制个体着装实践的特殊逻辑。"文革"时期国家从政治高压、消费约制与心理压制三个方面对"奇装异服"所进行的独特的规训机制就是一个明证。

目前，学界对"文革"时期国家权力及其政治意识形态对民众日常生活领域的渗透和约制的研究尚不多见，从普通人日常着装的视角关注国家权力的作用和影响的研究更为少有。在史学家的眼里，普通民众琐碎的日常生活究竟被放在什么位置呢？笔者的思考只是对这个领域的一点初步尝试。

受解构分析和后现代转向的影响，西方的文化研究开始注重文化和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本研究而言，"文革"中，国家对民众日常着装，尤其是对"奇装异服"的规训，使得具有"合法性"的着装成为一种象征和符号，代表着一种权力和规范。另一方面，这些象征符号、思想意识和"观念体系"也被民众部分地、创造性地用作自身反抗的工具。本研究强调了国家对于这种合法性资源的掌控和利用，但是，毋庸置疑，民众与国家作为相对独立的行动者，他们针对这些可资动员和利用的象征和符号而不断展开的争斗和角力从来就没有停止。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因为双方对于这种资源的争夺以及由此而进行的斗争，恰恰使得这些象征符号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在此过程中得到彰显、强化，或者篡改与更换。

由于篇幅所限，本研究对民众的反抗和超越行动及其策略没有展开。中国民众对日常生活与生俱来的执着和他们与政治狂热周旋的姿态，本身就构成了民众自下而上抵御政治迷狂的一股不可低估的力量。动荡年代的日常生活中寻找消解政治狂热的清明理性、逃避政治昏乱现实的可贵努力，这些不仅发自普通人的生命需求，也暗合了历史的意志，因此，从日常生活的角度重新审视"文革"，有可能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新的视野。

孙沛东：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