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世界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国经济实力的国际影响与日俱增，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尚未与此比肩同步。为什么一个国家的发展需要国际话语权？话语权的实质和决定因素是什么？怎样才能实现一个国家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不久前，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与察哈尔学会共同举办“中国公共外交：话语权视角”学术研讨会，邀请国内外多位专家就此进行了深入探讨。
国际政治渐成“话语权政治”
话语权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方面，丰富的内涵中包括对议题的设置、对规则的制定，话语权甚至意味着使其他的表述和看法失去合法性
赵可金（清华—卡内基中心副主任）：冷战结束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政治权力斗争不仅围绕军事实力、经济实力等传统硬实力资源展开，而且围绕价值观、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等软实力资源展开。无论是硬实力的竞争，还是软实力的竞争，有关各方越来越把角逐国际话语权和合法性摆到日益重要的地位，围绕话语权展开的竞争越来越成为当今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要现象。诸如恐怖主义的概念界定、国际人权准则和人道主义干预、气候变化和国际温室气体减排标准、汇率争端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方案，以及在利用核能与防扩散等问题上的争斗，几乎无不首先表现为国际话语权之争。无论是美国、俄罗斯等处于国际政治舞台中心的大国，还是挪威、新加坡等小国，甚至连原先不属于国际政治游戏场中的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媒体等，无不把谋求左右国际舆论导向的话语权作为角逐的主要目标之一，并积极谋求将自己的特定话语巩固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游戏规则。从某种程度上说，国际政治日益变成了“话语权政治”。
江忆恩（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认识话语权就不能回避软实力概念。话语权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方面，但软实力概念本身的理论化程度有待提高。约瑟夫·奈（因最早提出“软实力”概念而闻名）是我在哈佛的同事，他尚未对软实力这一概念背后的理论化内容有过深层次的挖掘。比如，如果一个国家从另一个国家引进快餐文化或者其他一些文化产品，那么这是否对该国对另外一国的态度会产生影响？亦即什么样的理论可以将麦当劳和中国的外交政策联系起来。我能想象出的模式也许是，一国之中熟识另一国文化的民众或许会对该国产生某种喜好或者认同感；但这只是我的一种想象，缺乏理论化注脚。其次，我认为在探讨软实力时，我们并没有采用固定样本追踪法来跟踪同一批人，来研究在公共外交行为或软实力的实施逐步消退后，是否还会对他们的看法产生影响。相关研究是非常匮乏的。在我看来，软实力的概念更多具有“新瓶装旧酒”色彩。所谓“旧酒”就是以前我们说的外交影响力。
软实力是否具有非胁迫性？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区别在于软实力没有胁迫性。但事实上我们发现软实力本身具有不少胁迫性特征。当然，这种胁迫可能也是软性的，比如它会让你觉得做某事很羞耻，而如果没有对方国家软实力的影响，你不会产生这种羞耻感。还有一些学者从其他角度对软实力的概念进行批判，比如所谓的代表性权力。拥有软实力就意味着获取了话语权，而这种话语权使得其他的表述和看法失去了合法性。从这一角度来说，软实力就具有了胁迫性。此外，话语权还意味着对议题的设置，这种权力具有排他性，因此也具有胁迫性。
中国发展必须赢得话语权
中国拥有自己的优势话语，应当及时转化为国际话语；学术理论支撑是赢得话语权的重要通道
江忆恩：关于中国的海外形象，在西方存在被固化的问题，而且似乎很难被改变，比如美国媒体在涉华报道中，不时指认中国在全世界掠取资源，或指责中国的产品质量差，或认为中国随着其国力的增长变得日益傲慢等。一个国家在实施公共外交的过程中，往往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国内十分有效的信息传递者在国际上却未必能胜任相同的使命。中国要实施公共外交，要特别重视其信息传递者和信息内容到底是什么？针对西方的普通民众和政治精英，显然应该采用不同的话语进行公共外交的实践。
张志洲（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首先，话语权的核心是权力，落脚点也是权力。在国际社会中，我们可以主动设置议题，引导人家从我们的角度看待问题，获得话语权。再者要考虑话语自身的完善性，如果话语本身体系完备、逻辑性强，那么自然容易说服人。其次，话语在国际社会中处于什么位置和结构也非常重要。对中国而言，一方面要提高话语的质量，另一方面要提高中国在国际话语结构中的地位。中国一直在学习，并强调与国际接轨，引入了诸如“全球化”、“全球治理”等很多国际通行的概念。
应当看到，中国拥有自己的优势话语，只是没有及时转化为国际话语。比如，美国总统奥巴马“无核武世界”观点得到国际热炒，但实际上，中国一直主张世界消除核武器，只是类似观点多年来未得到国际社会应有的关注。这一方面是由于国际媒体的偏见，另一方面是中国的话语缺乏学术理论支撑。西方的话语往往基于学术研究，如文明冲突论等，因此从政策上对之加以批判是没有力度的。
中国制定国际议题和国际规则的能力比较有限，多数情况下表现为对西方话语做出反应，处于结构性弱势当中。当然，这种结构性弱势和国际大背景有关。比如20世纪60年代，很多国家在学习当时中国的革命话语。而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需要构建新的有国际影响力的话语，需要对此进行深入探讨。
存在5种片面观点
话语权同“话语权利”、“权力话语”、“媒体权”、道德水准和文化实力、“外交能力”之间没有绝对等号
赵可金：中国当前对国际话语权的认识还存在以下5种片面观点：一是将话语权当作“话语权利”，认为只要有权利讲话，就会有话语权。此种看法是不准确的，对西方话语的片面道德批判也是不适当的。西方国家的话语权绝非仅仅取决于垄断话语权的地位。话语权的核心是权力关系，话语权的本质不是“权利”，而是“权力”。
二是将话语权当作“权力话语”，认为只要国家实力增强了，话语权随之增强。事实上，话语权与经济、军事实力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相关性，实力弱的一方也可能比实力强的一方更有话语权。
三是将话语权当作“媒体权”，认为谁只要掌握媒体权，谁就会掌握话语权。诚然，中国国际话语权不足确实部分受到媒体的影响，如对外传播力不够、语言障碍、在国际议题的设置上缺乏主动性等，但根本上并不取决于媒体。一个颇具说服力的例子是，尽管美国掌握着全世界最庞大的媒体机器，2001年以来对中东地区明显加大了媒体传播的投入，但2001年以来中东地区的反美情绪却迅速上升，美国在该地区的话语权受到重大损伤。
四是片面地认为话语权取决于道德水准和文化实力，只要复兴一国的文化和道德水平，就会增强话语权。毋庸讳言，一个国家的文化和道德水平是获得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条件，但仅靠提高文化和道德水平不必然导致话语权增强，须知文化和历史的魅力是不会自动转化成国际话语权的。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要想转化成为话语权还需具备战略支点，要通过外交、外贸、外宣、国际民间交流等众多渠道，将各方面的跨文化、跨国界交流整合起来，统筹协调各方面资源，才能将文化软实力优势转化为话语权优势。
五是将话语权当作“外交能力”，认为话语权取决于政治操作和理念贡献，只要提升外交能力，就会增强话语权。此种看法部分抓住了话语权的关键，亦即话语权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不同话语体系之间的博弈，政治目标越清晰，体系越完备，信誉越强，国际话语权会越高。然而，话语权问题涵盖的范围要比政治和外交事务的范围要大得多，仅仅靠政治操作和理念贡献，短期可能会带来话语权的提升，长期则不能巩固话语权。中国不仅要在政治上敢于确立话语权，而且还需要在经济上、社会上和文化上配套进行，为话语权夯实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总之，只有在理论上澄清对话语权的片面认识，明确话语权的内涵和本质，遵循话语权的一般规律，制定正确的话语权战略并付诸实施，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一个国家话语权的提升。
制定话语权战略
要跟上国家发展的节奏，以核心价值理念为载体，建设发达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
周方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公共外交的目标必须是战略性的，具体来说就是化解中国发展的压力、减少中国发展的阻力。中国的发展速度非常之快，提升话语权的公共外交的节奏要跟上。改善国家形象要通过代际更替，指望一代人改变印象是很难的。公共外交话语权是一个流水线，它包含很多层面，包括政府的偏好、人文学科的建设、政府的实际政策行动等。
张志洲：我们需要明确如何提升话语权。首先要有国家的大战略。没有实质性的战略内容是不行的，而具体的行业部门也应有具体的话语权要求。话语要系统、有体系，要对国家有清晰的定位，要重构核心价值理念，要建设发达的人文社会科学。
刘贞晔（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提升中国的话语权，还要重视中国应该用什么来提升话语权。一般而言，提升话语权的主要载体还是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要敢于和对象国社会中的舆论权威进行竞争，这是衡量中国外交是否取得成效的一个重要标准。在话语权建设过程中，还必须解决精英领导大众的问题。如果精英缺少对大众的理解，就不能有效领导大众，就会大大压缩话语权空间。
余万里（北京大学副教授）：提升中国话语权主要有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从对内的角度来看，国内媒体争的是国内话语权，如果在国内失声，那么在国际上就没有发言权。舆论的引导针对大众，更针对精英。因为精英的意识本身比较混乱，所以政府会有一些担心。美国虽然在表面上很自由，但事实上，美国精英阶层有讨论的边际性，他们知道进行讨论的自我约束的边界在哪里。
很多人曾认为中国对外宣传应以传播中国的古典文化为主。好莱坞拍摄电影《花木兰》，以别样的方式讲述典型的中国故事。这是我们需要不断加强的方面，即用西方人熟知的语言和故事传达中国的价值观。但需要明确的是，西方对中国传统的认知首先是好奇，不可能由此完全认同中国。
需要注意方式方法
坚持用先进的价值观对外讲话，树立理性和成熟的话语体系,加大话语表达力度，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声音
邹建华（中国外交部参赞）：提升话语权要注意方式方法。在方式上，我们不仅要增加对外传播声音的覆盖率，而且要参与国际议程的设置。事实上，很多新闻媒体都在做这方面的努力，人民日报社、新华社等中国主流媒体在海外都设立了分社，同时也在采取诸如收购外国媒体的行动。公共外交活动已经提升到议事日程上来，尤其获得了外交部的高度重视。
如何提升行动的效率，这是十分急迫的任务。外宣效果取决于时效性、公信力、针对性和亲和力，这四点是灵魂。外国对中国了解不多，应采用对方的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来进行对外宣传，可以适当淡化政治色彩，突出人文因素。
在具体方法上，我们需要注意转变话语体系，减少情绪化语言的使用。现在还有一些语言停留在很早阶段，过于情绪化，过于生硬。在一些问题上，国内网民听起来很有力度的一些话，其外宣效果却适得其反，给人一种话语体系不成熟的印象。要努力树立理性和成熟的话语体系。我们越是处于舆论中心，各种评论中国的声音会越多。因此，要学会坦然面对，要有大国胸怀，不能沾沾自喜，不能指望永远在掌声中前进。
江忆恩：中国需要注意不让话语的多元化导致传递相互矛盾的信息。虽然，这种多元化有其积极意义，它会使美国人改变对中国一成不变的印象，但这同时有可能导致政府发出权威声音的力度变小。这可能是中国面临的一个困境。
每个国家都试图向外传播自己的积极形象，但这些积极信号都构成了一成不变的固化形象，使民众更加关注彼此之间的不同。社会学的理论告诉我们，两个人认为他们越不相同，他们越有可能将彼此之间的关系视为竞争关系。这是强调自己特殊性的问题所在。
应当借助公共外交发现对象国的意见领袖，然后影响他们，再借助他们的地位，去影响对象国的整体舆论。社会交流对促进彼此关系的改善是有裨益的。让对方对自己的态度发生改观的方法在于使对方认识到我们之间存在相同之处，而不是去强调彼此的不同，其方式主要就是社会交流，比如旅游、留学等。这些都将有效减少民众对彼此间不同的认识，所以仅仅开展政府之间的交流是不够的。
张胜军（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近年来，中国在提升话语权方面进步很大。中国和其他国家互动增加，在此过程中，我们应该加强话语表达力度。举例来说，在一次讨论达尔富尔问题时，外国学者问我为什么中国不向有关方面施加压力促使问题的解决。我的回答是，这涉及到话语权的问题。中国强调重视发展，因为发展能从根本上改善人权，这是有依据的，但这个观点并没有在西方产生共鸣，其原因就在于话语权。要代替西方的话语体系是不现实的。努力的方向应是在既有的话语体系中找到立足点，或者说找到突破口。这就是话语权背后的战略逻辑，而不是仅仅从话语的技术上加以突破。
现代西方话语权问题的关键在于西方中心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群体中的一员，只要我们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声音，而且是先进的声音，就有机会找到提升话语权的出路。
均衡性的发展、重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解决南北差异等议题，都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关注，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碰触力度应当加大。此外，除了注重官方的主流话语外，还要注重和非西方世界老百姓的话语互动，以提高话语权。话语权的问题是具有战略性的，如果找不到西方话语权的核心弱点，再努力也只能是技术上的改进。所以提升话语权是全体公民的事情，而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就目前来看，中国公共外交应从战略和技术两个层面着眼。中国和西方的活动方式应该改变，要注意进阶式互动，互动一次就提高一个层次，从而加强中国的话语权。
张利华（清华大学教授）：我们要坚持用先进的价值观对外讲话。各个国家之间虽然千差万别，但人类作为整体是具有共性的，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社会性；二是劳动创造性；三是自主选择性。符合这三个人类本质的价值观就是先进的价值观，比如自由、公平、公正等均符合这些特点，所以是先进的价值观。儒学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复兴是有原因的，因为儒学中的仁义礼智信符合人类本质中的社会性，所以大家都会接受。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在提升国际话语权方面是存在优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