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曾经尖锐地指出，中国如果不搞改革，那就只能是"死路一条"。如果说我们在以往相对顺利的环境中对于"死路一条"这四个字的分量还掂量不足的话，那么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海啸及其对于我国经济的日益强烈的影响，则已使我们不能不愈益强烈地预感到，深化改革现在已经具有了高度的紧迫性。
一、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质是一场深刻的文明危机
笔者认为，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当前的金融海啸既不是常规的经济危机，也不是开始陷入了新的长周期，而是一场深刻的文明危机，因而我们也就必须对于发达国家的未来市场需求有一个根本性的重新估计。
毋庸置疑，如果现在只是常规性的经济危机，我们就会在十几个月后看到复苏和高涨。如果只是长周期，我们也会在几年后看到复苏和高涨。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会看到更加繁荣、更加富有购买力的西方市场，因而我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也就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但问题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实际是西方五百年来、甚至是人类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深刻的文明危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未来的前景又将是怎样的呢？
要搞清这个问题，首先就要深入地认识和理解这场大危机的历史背景和文明实质。概要地说，这种背景和实质就是：近五百年来，西方社会所追求的首要目标始终是现代的物质富裕。无论是现代科技文化还是现代社会制度，也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凯恩斯主义，实际都是以此作为首要目标的。自由主义激发了社会活力，社会主义、凯恩斯主义促进了公平分配，也培育和激发了更大的社会活力。这样发展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各国就已基本上实现了公民的普遍富裕。这种历史转变的主要证据就是西方学者经过长期跟踪调查所发现的一个基本事实，这就是从那时起财富的增长就与幸福指数的提高基本无关了，而且有时还会出现负相关。富裕的实质就是所享有的物质财富已经能够满足个人正常的基本消费需要了，因而富裕实现后的新增财富也就与提高人的幸福水平基本无关了。所以说，公民财富的增长与公民幸福指数的提高已经基本无关之日，也就是公民的普遍富裕基本实现之时。这就表明，西方社会所长期追求的富裕社会的目标，至此已经基本实现。
进一步看，富裕社会实现后，自然就应有更高的发展目标，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由于幸福是人的终极价值目标，普遍幸福也是社会的终极价值目标，所以在普遍富裕实现之后，自然就应当向着着重通过基本价值观的升级、精神境界和精神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关系的改善、人的全面发展、异化现象的克服等等途径继续提高普遍幸福水平的方向去发展，也就是应以更加直接的普遍幸福为目标，进入更加全面深入切实地实现普遍幸福的新的文明发展阶段。由于富裕社会又是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最严重的社会，所以普遍富裕实现后，富裕社会又应以自己的资金、技术、文化、体制实力着重实现从依赖不可再生资源和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不可持续的现代经济到依赖可再生资源和富有环保性的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的根本转变。这就表明，富裕社会实现后的新方向，客观上就是创造和发展这种以特别重视普遍幸福、环境保护和循环经济为特征的新文明。
不仅如此，普遍富裕实现后，一方面，原来以存在大量穷人为前提的经济规律和经济手段就在很大的程度上失去自己的意义和效力，另一方面，在普遍富裕的基础上自然又产生了新的经济逻辑。在这时，由于普遍富裕已经基本实现，所以，除非是有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新的合理需求，新的真正有份量的合理的经济增长点实际已经不复存在，正常的经济增长已经只能限于微弱的补充性的增长，即只能限于为满足少量应予满足而又未能满足的合理需要而实现的补充性增长，如果超过了这个限度，所谓增长实际就是在制造泡沫、浪费和危机，因而以往为实现持续有力的经济增长而服务的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也就失去了自己的用武之地，尽管它们在维护正常的经济周转方面仍然是必不可少的。与此同时，能源、资源、环境因素的越来越大的刚性约束（这种约束首先就表现为价格约束），也使继续推进持续有力的经济增长已经成为了不必要和不可能。
然而，新文明的诞生谈何容易？已经持续了五百年之久的追求现代经济增长的文明传统所积蓄的能量已经强大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至在它的巨大惯性的推动下，即使是客观上没有新的真实合理的经济增长点，人们也还是要为了实现意念中的经济增长而用财政金融等等手段人为地炮制出某些新的经济增长点来，但在这时人们实际也就是在制造严重的经济浪费、虚假繁荣和经济危机了。从过去的ＩＴ泡沫到现在的房市泡沫，我们所看到的都是这种因为坚持过时的文明传统而造成的经济乱象。在这种过程中，如果说ＩＴ泡沫形成前的网络经济繁荣还是基于真实合理的经济需要的话，那么次贷危机前美国房市的繁荣则已自始就是用金融手段炮制出来的虚假的经济增长点了。
国人往往误以为美国"穷人"的住房条件差，确有购置中产阶级体面住房的刚性需求，而事实上，根据2002年美国人口普查的统计数字，54％的美国"穷人"住在有花园的独立住宅中，36.4％住在公寓中，9.6％住在汽车房屋中，而且46％的"穷人"已经购买并拥有了自己的住房。美国"穷人"的人均住房面积是439平方尺，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的人均（(不是那里的穷人而是那里所有人的人均）住房面积才是376平方尺，比美国"穷人"还少63平方尺。美国"穷人"平均每家的住房面积多达到1228平方尺，比欧洲家庭的平均976平方尺还多232平方尺。另据美国房屋发展局的统计，全部美国人中70％的家庭平均每人拥有2个或2个以上的房间，而在"穷人"中平均每人拥有2个或2个以上房间的家庭有68％，只比美国的平均水平低2个百分点。在全部美国"穷人"中，只有6％住房比较拥挤。
严格说来，美国"穷人"通常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穷人，而只是按照美国标准富裕程度相对较低的人。按照国际标准，每人每天生活费少于1美元就算贫困人口，而按美国2002年的标准，单身成年人每天收入少于25.1美元才算贫困人口。所以，2002年，即在美国房市开始"繁荣"的时候，在美国被定义为"穷人"的家庭中，73％拥有小汽车或卡车，其中近1/3有2台或2台以上汽车；99％有冰箱；65％有洗衣机；56％有烘乾机；1/3有洗碗机；73％有电烤箱；97％有彩色电视，其中55％有2台或2台以上彩电；63％装有有线电视或卫星电视，其中1/4有大银幕彩色电视；78％有录像机或DVD；59％有立体音响；1/4的家庭有个人电脑；27％使用手机。而且美国"穷人"同时还是享有免费医疗和义务教育的。显然，如果按照"富裕的实质就是所享有的物质财富已经能够满足个人正常的基本消费需要"这个标准来衡量，绝大部分美国"穷人"实际已经是富人。美国智库的研究报告也指出，大部份美国穷人生活的物质条件和他们父辈比起来甚至可以用舒适和富裕这两个词来形容。因此，美国"穷人"的需求实际已经不再能够构成美国经济的有力增长点了。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根本转变。
再进一步看，"享有"次级贷款的美国"穷人"实际既没有普遍扩大住房面积的刚性需求，也普遍没有购买住房的有购买力的经济需求，所以次级贷款所塑造出来的实际基本上只是脱离实际需求的虚幻的市场需求，而近年来美国房市的繁荣就是建筑在这种虚幻的市场需求的基础之上的，因而这种以命悬一线的金融魔术炮制出来的虚假繁荣最终也就只能是以前所未有的金融海啸及其对于实体经济的严重冲击而收场。在这个过程中，高油价严地削弱了次级贷款人的供房能力，自然也是导致这场大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这场危机实质上就是盲目崇尚无节制增长的旧的文明传统已经无法适应普遍富裕社会之现状的深刻的文明危机，但它同时也是崇尚普遍幸福、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新文明诞生前的不可避免的历史阵痛。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看出，这场前所未有的危机的未来也将是前所未有的。除非出现重大的新技术革命，传统理论所期待的危机过后发达国家的更大的经济繁荣和更大的市场需求已经不可能出现了，而那个尚未露出地平线的新技术革命自然也还没有给我们提供想象和预期的空间。这场深刻的文明危机对于代表旧文明传统的投资银行等等的猛烈冲刷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致使新的金融泡沫不再那么容易制造新的虚假的经济热点和新的大危机，也使我国难以再有这种新的"发展机遇"，尽管它还没有导致旧传统的全面消失。诚然，危机过后的复苏还会出现，我国的外需也将会有相应的首先是恢复性的增长，但重要的是，除非是有重大的新技术革命，人们在发达国家内部将不再能够看到新的持续有力的经济增长点，旧文明时代的持续有力的经济增长将会被新文明时代的微弱的补充性增长所取代，因而我们对于来自发达国家的外需拉动的基本期望值也就应当永久性地降低了。
二、我们非常需要保持清醒头脑，形成更加符合实际的新的战略思维
目前正在继续深入蔓延的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世界历史事件。由于这一世界历史事件的实质和核心就是人类现代文明最发达的地区已经不得不在痛苦的动荡中开始从传统的工业文明转向普遍幸福主义的生态文明了，所以这一文明转型的根本特征也正是从着重追求物质财富的量的增长转向现代文明的质的升级。虽然这种文明转型早在三十年前就已开始向人们悄然走近了，但在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新的合理需求和旧文明传统所制造的过度消费的经济繁荣的双重作用下，我国仍然享有了近三十年世界市场繁荣所带来的各种好处，但同时也"享有"了这种国际经济环境所带来的诸如可以部分地延缓和规避某些重要改革的种种弊端。然而，在国际金融海啸以排山倒海之势到来之后，所有这一切都嘎然而止了。面对新的形势，我们非常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形成更加符合实际的新的战略思维。国际金融危机所包含的文明转型的实质无疑比国际金融危机本身更根本、更持久、更具有深远的影响力，而在现代文明的新的重大发展趋势和客观逻辑已经现身的新的国际环境中，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事业也就突然地、但也是必然地具有了高度的现实紧迫性。
这是因为，第一，出口导向战略难以为继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出现了暂时的经济危机，而是出现了文明转型。如果只是因为出现了暂时的经济危机，危机过后就仍然能够继续实行这种战略。正是因为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到了通常只能实现微弱的补充性增长的新时代，所以以发达国家为主要市场的出口导向战略才历史性地终结了。
第二，在这种新的国际环境中，首先依靠投资拉动也只能是死路一条。投资必须以消费为出口，否则就在制造经济浪费和经济危机。过去投资因有繁荣的国际市场这个首要的大出口，所以才以成为了较之内需更重要的拉动力，但这种现象已经不可能再现了。如果误以为现在搞一个投资大跃进就能抗过近几年的经济危机，然后又能在世界性的复苏和繁荣重新到来之际重新走上依靠外需拉动的传统道路，那将是极其危险的。问题在于，这种传统思路中的预期已经不可能实现，这就使现在的巨额投资因为没有相应的消费出口而将在几年后演化成为严重的内源性经济危机。不仅如此，由于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的增长之路不仅很少需要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与之相配合，而且还会使传统体制更加强化和使腐败问题更为严重，所以，伴随着这种内源性的经济危机，我们尤将面对种种难以想象的历史苦果。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因此，我们现在不仅需要抵御当前的经济危机，而且还应特别注意防止投资大跃进的传统冲动导致未来的更大危机；不仅需要现在"保八"，而且尤应注意防止出现未来的萧条、滞胀和恶性通货膨胀。危机接踵而至，绝对不是好事情。"危"中未必都有"机"，有时危机就是走进了死胡同。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的道路实质上就是排斥深化改革的道路，因而也就是把可能的活棋逐步走死的错误道路。邓小平在1992年说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并不是说不启动改革就是死路一条，而是说不深化改革（改革是在1978年启动的）就是死路一条。过去不深化改革是死路一条，现在不深化改革也是死路一条。作为应急措施，首先依靠投资拉动，这在短期内无疑是必要的和合理的，因为实现依靠内需拉动的速度至少也得慢半拍，但若把这种应急措施理解和变成了战略性措施，那就会犯历史性的大错误。因此，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和"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的指导方针，尽早实现从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到主要依靠消费拉动的根本转变。
第三，只有抓紧时间深化改革才能决定性地扩大内需。对于中国来说，扩大内需不仅是反危机措施，而且更是实现中长期发展战略的根本措施。扩大内需的实质是扩大人民的消费需求，扩大生产性需求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有意义。
当前扩大消费需求的最大障碍是体制障碍，扩大消费需求的最大关键也正是深化改革。因为，扩大人民的消费需求的根本途径，一是大力发展生产力，特别是大力积累和提升我国的人力资本，从而使我们能够以更高层次的竞争力在世界市场（包括中国市场）上获得更多的收益，以从根本上获得扩大公民有购买力需求的可能性，而要做到这一点，那就特别需要加大市场化改革的力度，特别需要着力解决国企垄断和私营企业的市场准入等问题，特别需要通过财政体制改革大幅地增加我国在义务教育、职业培训、医疗卫生、大众体育、环境保护等等民生领域的公共投入。二是大力推进公平分配，特别是大力推进国民收入再分配领域的公平分配，着力统一财政，努力使全部国家收入都能纳入到以民生性、公开性、民主性、法治性为根本特征的公共财政的轨道上来；着力解决政府收入过高和人民收入偏低的"国富民穷"问题，大幅提高人民的实际收入水平；着力解除人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努力使我国目前的名为社会保障实为社会保险的保险范围和保险程度尽快得到应有的提高，以至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实行和实现从社会保险到社会保障的转变，从而使人民的20万亿存款得以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为现阶段的消费资金。这样就能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直接地、大幅度地扩大人民的有购买力需求，而这也就特别需要大力推进以建设公共财政制度为核心的全面改革。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世界上经济增长需要最大的国家。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富裕社会阶段、进而又因传统的惯性而酿成当前的世界金融风暴的背景下，中国尤有可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首屈一指的发动机。这种经济增长既是实现中国人民的普遍富裕、普遍幸福的基本需要，也是世界性的利好消息。但在新的国际环境中，我们若要长期保持相对较快的经济增长，那就必须全面地深化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着力打开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局面。
全面深化改革现在已经具有了高度的紧迫性。因为，只有抓紧时间通过深化改革实现依靠扩大内需的根本战略，我们才能真正避免使作为应急措施的依靠投资拉动客观上拖延和演变成为相对持久的战略措施，因而也才能避免由这种战略错误所导致的内源性经济危机。同任何事情一样，深化改革和扩大内需也是需要一定的条件的，而若出现了严重的内源性经济危机及其所伴随的其他各种严重后果，这种条件就很有可能从根本上丧失，因而我国的改革和发展也就有可能会从此走进死胡同。所以说，只有抓紧时间深化改革才能有机会深化改革，也只有深化改革才能从目前的困境中杀出一条血路来。捷足才能先登，时间就是生命，拖延就是死路，这也是改革和发展的一种历史逻辑。
由此可知，我们现在实际已经是站在中国历史的新的十字路口上了，现在的挑战就是历史性的挑战，现在的选择就是历史性的选择，现在的决策就是历史性的决策，现在的责任就是历史责任。
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指出，人类文明实际都是在挑战和应战中诞生的。有挑战就是有新的危机和新的需要，有挑战就能激发新的勇气和智慧，因而有挑战就能有新文明的诞生。能否以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应对历史性的挑战，这对于任何共同体来说都是决定兴衰荣辱甚至是生死存亡的大事，因而也是全体共同体成员的根本利益之所在。这种情况也使共同体中原来获利相对较多的社会群体和个人常常能够为了保障自己和他人的这种重大的共同根本利益而聪明地让渡自己的部分既得利益，因而也就使应对迫在眉睫的重大挑战的改革更有成功的可能和机会。
面对当前的巨大挑战，我们只有深化改革，全力应战，绝无退路。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奋起应战，已经开始形成了万众一心、共抗危机的大好局面。我们应当百倍地珍惜这一必将决定中国命运的改革机会和发展方向，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不狭隘、不保守、不侥幸，保持清醒头脑、凝聚改革共识、抓住改革机遇、调整利益认知、增强社会团结，共同为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而奋斗。
作者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原载《人民论坛》2009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