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哲学家孔子和苏格拉底的人格和学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曾产生过并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两位伟人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国度，但在思想体系、生活经历和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方面却有许多相似之处。本文从两位哲人在对待学习、人与世界的关系、关于圣贤君子、仁和德、音乐和宗教等方面进行了对比和分析，指出了二者的异同。同时分析了从十七世纪欧洲启蒙主义者欣赏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到后来的哲学家们冷落孔子的思想体系和中国文化的原因，指出应该公正地评价孔子，因为孔子的思想可以为现代世界指出一条将西方的追逐成功、个人主义同东方的集体主义思想、东方的人性、东方重视自然的思想相结合的新路。
1.引言
如果有人问，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哪些思想家通过他们的存在、人格和学说对人类文化的影响最大？他的脑海里便会出现许多名字：先知以赛亚和耶利来，《旧约全书》中的伟人亚伯拉罕和（被认为是犹太教创始人的）摩西，伟大的希腊哲学家毕达格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及老子和孔子，伟大的宗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琐罗亚斯德、耶稣和穆罕默德以及（理性哲学的创始人）依玛努埃尔·康德等。本世纪德国伟大的哲学家卡尔·亚斯佩尔斯（Karl Jaspers）在其著作《伟人》中，将这些伟大的人物压缩为四人，即苏格拉底、释迦牟尼、孔子和耶稣。事实上，没有哪一位伟人在个人气质以及对历史影响的久远方面能与上述四位伟人相比。老子虽然在思想方面与孔子有相似之处（这与两位哲人是否曾相识没有关系，虽然对他二人是否相识一直有争议），但是其影响却不能够与孔子相比。老子认为“道”是万物之始，因此专心致志于“道”的研究，而孔子则把这个无所不致的“道”称作“一”，认为是入世的“道”。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要求人们禁欲和服从的学说能够像孔子的学说那样，既被民众所接受，又符合统治者的意愿。孔子要求每一个人，不论其地位如何都应该努力为集体服务。只有穆罕默德在对历史影响的广度上与上述四位伟人相似，但是其人格的深度却不能与之相提并论。
上述四位伟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没有留下任何著述，而是由后人将他们的思想和学说记录下来，其道理很简单：他们没有能够像康德、黑格尔和叔本华那样，将自己的思想提出一个理论构架而形成完整的体系（他们的思想可能太复杂了以致人们只能是口头将其流传下来），而是涉及到实际的、借助图画、格言、谈话使其形象化的建议和教诲。另一方面这些建议和教诲使后人感到必须记录下来，以便世代相传。
下面我想集中论述四位伟人中的两位哲学家孔子和苏格拉底，因为释迦牟尼和耶稣更多的被认为是宗教创始人而非哲学家：他们不是从科学的、理性的角度出发研究真理，而是唤起人们超越理性的信仰，以此来拯救人类。不论是通过永生（耶稣）还是通过涅＠①意义所指的寂灭（佛陀），其目的都是如此。
2、孔子和苏格拉底的生活境况
孔子和苏格拉底的生活境况有几点惊人的相似：
——他们生活的时代相距不远，孔子（公元前551-479 年）只比苏格拉底（公元前470-399年）早出生80年；
——二人均出身低微，非名门望族。苏格拉底的父亲是雕刻匠，母亲是接生婆（这一点苏格拉底可能印象很深而常常引起他的思考，因为他经常把使谈话人认识真理的讲学活动与他母亲帮助婴儿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工作相类比）。孔子的父亲虽然是贵族，但却很贫穷，因此没有社会地位；
——二人虽然都结婚建立家庭，但是可能都没有通过婚姻而建立起牢固的家庭关系。家庭对他们均不重要，相反却与弟子们紧密联系在一起；
——二人均不重视物质上的享受和成功，因此能够承受罢官、嘲讽和批评。然而苏格拉底的承受力可能要强于孔子，他不得不忍受同时代人拒绝其讲学和人生目标失败（成为一个极有影响的邦主的幕僚）的痛苦；
——二人均生活在他们的国家（周朝和雅典王国）走向政治衰亡的时代；
——二人均是被谋害的目标，理由是“腐化青年人”。孔子在公元前493年（宋国桓ｔｕí＠②对他进行）的那次谋杀中大难不死， 而苏格拉底却成了谋杀的牺牲品：他没有对指控他腐化青年和亵渎神明进行辩护就被处以死刑，并且通过自愿服毒而很快自我执行。特别重要的是由此而证明的与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十分相似的后果，使苏格拉底对他以后几个世纪及至今天的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然而孔子和苏格拉底生活上重大区别在于，前者在家乡开办私学无非是迫切希望作为影响力很大的诸侯的幕僚来实现其学说，从而改变世界，然而苏格拉底却没有自己的学校，他在大街或广场上同人们攀谈，与他们对话，从而使他们明白，他们所认为的那些固有的知识是多么不可靠。
3、欧洲思想家们眼中的儒家思想体系
儒家思想在中国、日本、朝鲜和越南的影响长达2500多年，然而在欧洲历史上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却被人忽视，无人知晓。但是自十七世纪特别是启蒙运动（十八世纪）以来，儒家思想在欧洲被真正欣喜若狂地接受。启蒙主义者认为，《论语》是仅从自然理性而不需要宗教和束缚人的教会说教权威，便能获得一种关于道德的令人称道的证明。令启蒙主义者神往的是《论语》浅显易懂，伦理原则质朴以及这些伦理原则久远的历史，以此为后人确定了批评的道路。然而孔子认为自己是承袭传统的思想，而非本来提出这些传统的思想家，这一点赋予了他的学说一种远古时期的质朴。这种质朴清楚地再现了自然的力量。德国启蒙运动时期伟大的哲学家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范例能够像孔子所代表的中国人的信念那样，向人们表明自然力量的作用范围。但是也不乏对孔子的批评。伏尔泰在评价中国人时这样写道：“（他们的）孔子既没有给予他们新的世界观，也没有带给他们新的礼治，他既没有启迪人们的神灵，也不是先知，他只是传授古代法则的智者……他只是向人们建议道德，却没有传授任何奥秘。”对于廷塔尔（Tindal）来说，孔子向人们展示的是一种仅剩道德核心的基督福音的更纯粹更清楚的幻想：“我把孔子和耶稣基督的准则作了比较，因此我认为孔子清晰质朴的准则有助于阐明后者准则中许多模糊不清的东西。”对于启蒙时代，孔子是高于基督以前时代包括苏格拉底在内的伦理学家们的权威。
自然与理性的统一构成了十八世纪赞赏中国文化的主要支柱。不论是从孔子泛道德主义的“中庸”还是从著名的新儒家的理论中，人们解读到了启蒙主义者通过文艺复兴从斯多葛派那里承袭过来的同一种完整的世界观，随着康德的批判主义哲学战胜这种宇宙观和黑格尔的辩证法扬弃这种宇宙观，对中国的兴趣便失去了哲学基础。那些启蒙主义者津津乐道的他们所理解的孔子学说的特点，如质朴、原始、非预言、植根于对世界的完整认识等，现在统统成了一种“物质的”（黑格尔），即静止的、不变的、一开始便僵化的、被欧洲的进步抛在后面的文化印迹。康德认为，“孔子的”非抽象的“全部道德是由令人难以承受的道德格言组成的，因为这些格言每个人都能够背诵”。黑格尔则证明，从孔子“大众化的道德中不能获取特别重要的东西”。黑格尔这样写道：“从他的著作中可以这样判断，假如这些著作还没有翻译，孔子的名声可能会更好。”
上述对于孔子的评价，从内容上说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在此之前，费纳罗（Fenelo）在其著作《死人的对话》里，孟德斯鸠在他的著作《论法的精神》中均批评了他们那个时代对中国的狂热。同样，赫尔德在其著作《关于人类历史的哲学思想》中抨击了“中国的奴隶文化”。关于孔子他写道：“……对我来说，孔子是一个伟大的名字，虽然我马上看到了他对人们的束缚。他想尽一切办法，通过他的政治道德，迫使下层民众和中国的国家机构永远接受这种束缚。由于这种束缚，这个民族像地球上一些其他的民族一样，在他的教育下仿佛停留在稚童阶段。”
在赫尔德所描写的有关中国的观点中，几乎没有哪一个不在黑格尔那里重复再现。然而这些观点却依然有力地影响着西方科学。马克斯·韦伯认为，孔子代表着一种仅仅是适应社会的伦理学，提供的不再是一种从社会学角度来丰富德国理想主义所代表的观点。汉学界特别是德语国家的汉学界——当然也有例外——一直受到那种未开化的、固守在神话中的文化形象的影响。直到今天，那种延续到十八世纪的、赫尔德发表的关于中国人幼稚无知的普遍观点还在影响着汉学界。那种与此相关的完全实证主义的观点，仅仅是以中国停滞不前和失败的观点来分析中国。在这里，想要发现关于中国前途、发展潜力和掩盖在倒退后面的、几乎察觉不到的原始动力的视角是徒劳的。
即使现代人对孔子的一些评价也是令人吃惊的，孔子被看作理性主义者而受到冷落。复吾康（Franke）这样评价孔子：“不论是其本人还是其著作均不具有现实意义的特征。他是一位规矩的道德家，认为凭借道德说教便能恢复已破坏的秩序，正如事实所证明的，为此只需要政权的暴力。”
一种致力于文化交往的观点能够打开人们的眼界，以另外一种视角观察问题，亚斯佩尔斯（Jaspers）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启蒙运动以来，他是唯一的一位以严肃的科学的态度把孔子视为“伟人”的伟大哲学家。在孔子身上，他看到了“中国的不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的第一个伟大的理性之光”。亚斯佩尔斯认为，研究孔子对于我们非常重要，因为从另一方面来说“关系到我们自己”。他写道：“观察他人理解他人能帮助我们看清自己，能够克服任何一种自我封闭的历史观点可能造成的束缚。”
法兰克福的汉学家海纳尔·罗茨（Heiner Roetz）反对歪曲孔子并将其简单化：“完全应该反对将孔子归于启蒙运动以前的毫无原则的传统主义，或将其归入启蒙运动以后的唯美主义，因为与他的许多后来的乃至当今的追随者相比，在所有与传统和他的思想方法的相关问题上，他认识到必须以‘内心的道德（仁）’对‘礼’进行补充。”
在我们深入阐述学者关于孔子的争论之前，我想先研究他的学说。这里主要引述《论语》中的观点，因为《论语》使我们离孔子更近因此也就更真实。孔子经常被误解（不仅在德国，甚至在中国也是如此）并因此而受到批判，原因是他的学说是由他的学生和传人发展起来的，并且在儒家这面大旗下形成了不同的体系。即使在公元前四世纪到三世纪由孟子和荀子整理的孔子思想，虽然更抽象、更条理、更系统，但却有其局限性，而这种局限在《论语》中还不明显。特别是在清王朝（公元1644-1912 年）儒家经历了上升成为教条并且使这一地位得到巩固的过程。然而这种教条对于孔子本人来说是根本不合适的，因此孔子本人和中国给欧洲人一种僵化的形象，而这种形象绝非其本来的真实面目。二十世纪，这位老夫子经历了一个对其崇拜的奇怪的高潮。这个行将灭亡的帝国在其垂死挣扎阶段，把孔子抬到了与天地同祭的神祗的高度，并以孔子来纪年。但是这种与西方强有力的竞争平分秋色的荒唐企图成效甚微一一被看作孔子学说化身的古老帝国的末日已经屈指可数。本世纪六十年代特别是1973年至1974年，中国再次经历了一场批判儒家的浪潮（其激烈程度与公元前221－210年相似）。但是，中国的教育机构和公共舆论界再次呈现出对孔子非僵化的、坦诚的、正面的评价。在欧洲，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对孔子那模糊不清的被歪曲的形象中解脱出来。
4、欧洲人眼中孔子学说的几个核心问题
4.1通过学习改造人
孔子和苏格拉底的共同特点是，要在政治走向衰亡的时代改造人。此外，孔子试图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而加以改造，而首先把人看作个体的苏格拉底却与之相去甚远。为了实现改造人的目的，二人采取的方法截然不同。
苏格拉底认为，人通过思考方能进步。为此他通过向谈话伙伴（错误地）认为是肯定的东西提出疑问，动摇他们对这些东西的认识来激怒他们。他想以能够找到答案来激发人们探索问题。如果被提问者抱怨这个过程很痛苦，这时他便会以他母亲接生的例子进行开导：“你的确很痛苦，因为你不是腹中空空而是怀有身孕。”此时苏格拉底总是很清楚自己的知识是有限的：“我知道，自己（许多东西）不懂。”
孔子的观点却与之完全相反，他认为最重要的知识不仅能够一览无余而且能够学会，通过不断地学习就能越来越多地获取这些知识。假如他能够长生不死，就能够成为十全十美的智者。自己的思想产生于真正的理解，苏格拉底不仅提出了这一要求而且为此作出了榜样。但是这一要求对于孔子是徒劳无益的。
“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他的主导思想是重新整理和编纂古代文献。学习在于掌握前人留下来的知识，目的是恢复古代文化。这里他的观点不仅仅是保守更别说是倒退了，这一点被他的批评者所忽视。因为他不是毫无批判地接受前人的知识，而是区别善与恶，选择那些值得纪念的东西，作为榜样或使人警醒的事例。人们不应盲目地照搬前人的东西，更多的是要恢复那些被忘却的永久正确的东西。他认为一个生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回头走前人的路是愚蠢的，将给自己带来不幸。这里孔子对寻求真理和克服困难的描述，几乎和苏格拉底的观点是一致的：“学习并不意味着是在探索真理，探索真理并不意味着掌握了真理，掌握了真理并不意味着能够在个别情况下辨别真理。”
对于苏格拉底来说，最高的目的（苏格拉底相信正确的见解导致正确的行动）是这样的真理本身，然而对于孔子这位伟大的实践家来说，真理不是终极目的。他认为所有探索真理的目的、所有学习的目的是实践：“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同时孔子看到了学习与学习者本人的德行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同样被他的批评者所忽视）。因此，一方面他认为在生活中不懂礼法的学生，学习是没有希望的；另一方面则认为，不学习其他的道德，他便会模糊不清，便会堕落：“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直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
世界应该感谢孔子关于理性与道德之间关系的新的发现。只强调道德但同时蔑视理性，在人类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地导致了关于哲学和宗教的失败。崇尚理性（在忽视伦理的情况下）是理性主义者的一个弱点，在今天这个无所不作的时代（从原子弹到基因垄断）成了人类最大的威胁之一。
4.2 与世界的关系
孔子通过培养有道德的政治家努力使世界恢复其本来的秩序。他想使人们通过学习尽可能地达到完美，因此人们不仅能够实现自我完善，而且也将是他人和社会的福祉。对于孔子来说重要的是一个有序而和谐的社会。他的理想不是人与自然的统一（老子），而是人与社会的统一。
对于苏格拉底来说，个人要学会通过证实其理性来找到真理。在这方面苏格拉底像孔子一样面对世界。二人均拒绝像佛陀和老子劝解的出世（逃避世界）。但是苏格拉底却没有改善世界的雄心，没有任何政治抱负。然而有趣的是，他最伟大的学生柏拉图却像孔子一样有相同的政治抱负（他特别想在Syrakus的统治者Dionysions 那里谋到政治幕僚的位子，但是没有成功，在其著作《论国家》中阐述了他理想中的国家）。但是命运却赐给柏拉图的学生亚理士多德在政治上发挥作用的机会，因为他作为亚力山大大帝的老师间接地参与了改变世界的历史。
就孔子而言，他被西方现代的批评家指责为劝解人们盲目地相信权威。对于孔子来说，重要的是维护处于高位的人士的权威，因此他要求子女要尊重父母，年轻人要尊重老年人，并且为他们服务，就像臣子尊敬君主，所有的人应该恭恭敬敬地对待君王一样。正如他的批评者所指出的那样，这种等级制度适用君主专制时代，但是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却不能认真地遵守了。
但是这种肤浅的批评对孔子是不公正的，孔子并没有要求盲目地服从，而是像苏格拉底所作的那样，对权威产生了怀疑。“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因此他没有主张盲目地相信权威，而是君子应绝对遵循的伦理：“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
在这个有关伦理的基本态度上，孔子完全可以和苏格拉底相比。对苏格拉底来说德也是绝对的，同时他承认国家的权威，在这方面他甚至走得更远，以至于接受了对他判处的死刑，虽然他很可能认为判决是不合理的，考虑到国家的权威和判决形式的合法性，他谢绝了朋友们将他从监狱解救出去的建议。然而尽管（或由于？）这种源于年龄的智慧和完美的哲学家的毫无动摇的、乐观的镇定自若的态度，使苏格拉底成了无数欧洲哲学家的先驱。他们不顾统治制度，受理性的驱使向古人流传下来的东西提出质疑，以此为现代科学奠定了基础，并且总是不顾集体的阻挠把人类提到价值的最高水准。
苏格拉底和耶稣影响欧洲文化二千年之久。苏格拉底被处死，许多人认为是为耶稣进而为基督教作了开路人。由于僧侣们在修道院的脑力劳动，基督教一方面使科学取得了成果促进了科学的进步；另一方面则由于教皇僵化的、保守的、毫无宽容的教条而阻止了科学的发展。
与此相反，中国自汉代以来，在孔子基础上建立的受到孟子等孔子传人影响的儒家成为一种“国家宗教”，并以此而成为社会制度的支柱。它的特点是集体，二千多年来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从而保存了一种统一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个人无足轻重，而集体则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相反，在同一时期欧洲伴随着许多民族和语言产生了许多不同的文化。这些民族虽然都信奉一种实行博爱的宗教，但是却没有阻止相互间直到二十世纪中叶所进行的几乎是连续不断的战争，战争中权利关系在不断改变。基督教没有像儒家在中国那样持续的发挥作用，因为它不是致力此岸的哲学，而是一种与彼岸相关的以拯救尘世为目的的宗教。只要这种宗教还是国家宗教，便会不断地引发教会与国家之间的权力之争，从而成为战争的根源。
4.3关于圣贤君子的观点
毋庸置疑，孔子主张圣人君子的基本观点。在孔子看来，理想的圣人君子具备一切道德、一切真理、一切美好的人格。君子圣人是高尚的人的思想与等级社会中身居高位的人结合在一起，是天生的贵族与有贵族气质的人结合在一起，是贵人的行为与智者的德行结合在一起。与君子圣贤相对的是小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论语·颜渊》）“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论语·子路》）“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君子求诸已，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论语·宪问》）
然而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君子，只要人走的路正确。这样看来孔子与苏格拉底的差别比人们表面上观察到的要小。
但是区分“君子”与“小人”对于苏格拉底来说是陌生的，虽然他不关心那些他认为不合适的人，但是与孔子相反，完全不希望对知识和对真理认识的尽善尽美。对于苏格拉底来说既无“君子”又无“小人”，在苏格拉底那里没有关于“君子”的论述。
与孔子关于圣贤和君子的观点非常吻合的是他对妇女的冷漠，他更多的是贬低妇女，喜欢说没有什么人比女人更难相处，因为他的周围都是男人。虽然苏格拉底没有作出贬低女人的评价，但是与他打交道的也都是男人，在这方面他也可以和孔子相比。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二人生活在父权制的社会里。
就孔子而言，由于他鄙视妇女而惹怒了今天的女权主义者，因此在德国发起了一场由女权主义者倡导的真正的运动“妇女反对孔夫子”。从今天启蒙的、人文的观点来看，孔子对待妇女的态度可能是一个弱点，但是如果从他所处的时代来观察这一问题，他的观点肯定是可以理解的。
4.4 仁和德
亚斯佩尔斯认为，孔子、苏格拉底、耶稣、佛陀这四位伟人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他们原则上要求普遍爱人。但是孔子没有像佛陀、耶稣、苏格拉底走的那么远，把爱的信条扩展到对敌人的爱。困此先于基督教提倡的仁爱，苏格拉底这样说道：“谁若是受到了冤枉，不可以再冤枉别人；即使是受到严重的伤害，也不可以以怨报怨，以牙还牙。”
孔子虽然在《论语》中多处强调“德”和“仁”，但却是有其限度的：“以德报德，以直抱怨。”（《论语·宪问》）仁者可以以正确的方式去爱去恨：“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理者，恶果敢而窒者。”（《论语·阳货》）这种现实主义的态度是儒家适合作为一种国家制度的理论基础的原因之一，然而耶稣或苏格拉底无限的仁爱则几乎是不可实现的理想，因此不适合作为国家教义的基础。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关于国家的理论则与苏格拉底相去甚远，在某些方面恰恰代表了非人道的要求。
与此相反，在孔子那里礼、德、法构成了一个统一体（在欧洲则早已将三者区别开来）：“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论语·卫灵公》）对于孔子来说，没有仁美将不美，没有美仁将不仁。此外，人性也包含智慧。孔子在人、人性、仁中发现了这种仁、善、真实和公正的统一，仁是一切道德的道德。一个国君有五种人性的品格：“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以使人。”（《论语·阳货》）这五种理想对于任何一位国家领导人都是适用的，无论他在世界的哪一部分。但是无论是在哪一种社会制度里，则很难找到这些理想。
令人感兴趣的是将孔子的金科玉律与耶稣的相比较，耶稣对金科玉律作了正面地描述：“你们希望从他人那里得到的一切都会给予他们。”以此而提出了一种几乎无法实现的伦理要求。相反孔子却满足于更现实的相反的表达方式：子贡问曰：“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这一表述似乎可以理解为禁止伤及他人的行为，与真正的仁相去甚远。但是孔子没有坚持纯粹的被动和禁止的态度，他更接近正面意义的金科玉律：“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
4.5 音乐
对于研究孔子的欧洲人来说，最令他们吃惊的可能是音乐对于孔子的重要意义。“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这样的观点我们想不可能从苏格拉底或康德的口里说出来。对于孔子来说，音乐始终贯穿在对人的教育使其达到尽善尽美的过程之中。孔子认为，音乐和礼构成了不可分割的统一体。集体欣赏的音乐决定了集体的精神，个人的精神得到激发而规范自己的生活。
但是音乐也像礼一样自身不是绝对的：“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像其他事物一样，对于音乐的评价也是由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公元前427－347）作出的。他只看到了音乐的消极影响，担心由音乐激发出来的热情会扰乱人们的理性。但是亚理士多德却没有这样的担心，建议把音乐作为自由市民的美好艺术。他甚至认为音乐具有医疗和净化灵魂的作用。这里他引用了毕达格拉斯（公元前570－479）的观点。对于毕达格拉斯来说曲调起伏就如同灵魂的活动一样，他认为音乐具有宗教、神奇、政治、教育和医学的目的，可以教育和影响听众，这方面他与孔子的观点十分相似。普罗提诺（Plotin公元205－270）认为韵律和曲调能照亮美好的思想，使人们接近认识到美好事物的灵魂。唯一的一位像孔子一样高度评价音乐的是伟大的欧洲哲学家阿尔图尔·叔本华（1788－1860），他认为曲调是音乐的核心。和谐的曲调对于音乐来说就像美味佳肴的调味汁。音乐对于叔本华来说重要的是以世界作为其篇章的曲调。
4.6 对宗教的态度
毋庸置疑，孔子对（他经常提到的神和天）的观点是超验的。在这方面人们又可以将孔子和苏格拉底的相比。人们认为宗教对苏格拉底并不重要，但是这种对神的冷漠态度对苏格拉底来说是致命的，因为指责他蔑视祖国的诸神是判处其死刑的一个重要理由。孔子和苏格拉底的共同点是，他们感觉到将认识到的正确东西表达出来是神的使命。但是他们两人都害怕说出和得出彼岸的事物（正是因为形而上学的超验的认识是不可及的）。同时苏格拉底谈到了内心的预感，即来自于神的当他试图作错事时告诫他的“神灵”。孔子很注意流传下来的宗教观点，不怀疑鬼神和预兆之类的东西，认为祖先崇拜和祭礼是重要的现实。但是他对上述事物的处理方式则表现出反对迷信的倾向，与迷信保持着明显的距离：“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论语·为政》）在回答如何侍奉鬼神时孔子答道：“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
当孔子谈及超验的事物时主要使用无人称的概念，如“天”或“天命”，只有一次用了“上帝”这个词，他也很少谈及祈祷。生活在九世纪的一位日本的儒家信徒的话非常恰当地表达了孔子对于祈祷和宗教的态度：“只要心灵与真理相通，你不必祈祷，神明自会保佑你。”
苏格拉底的态度与此相似：不应该认为宗教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但是要承认神的存在，感觉到行善事是自己绝对的伦理义务。这种观点与那些今天信奉基督教的人的观点相似（区别是只有少数人在其真正的行为中具有为此所必须的结果）。
5、结论
作为欧洲人，今天应该如何表达我们对孔子的评价呢？当然人们不能像上面所引证的那样评价孔子及其传人。孔子不仅仅是一位维护道德和和谐的旧式的诚实的教师，同样也不是一位把过去绝对化进而阻止一切创新的反动思想家。
人们完全不能够指责儒家阻止了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走向未来，虽然与日本和韩国相比，中国现代化的迟缓事实上与影响中国几千年的古老文化有关。问题是非要把这种古老的文化看成是负面影响吗？弗朗西斯·富山（Francis Fukuyama）在他令人感兴趣的著作《孔子与市场经济》中提出这样一种论点：儒家将妨碍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因为按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自由民主结构的前提是对全球化的准备，然而受儒家影响的文化则推崇完全不同的道德。儒家伦理中的五项基本原则涉及到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姊妹及至朋友之间的关系，根本没有考虑到对陌生人的义务。因此，东方文化对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产生影响是很困难的。许多人把发生在几个“小虎国家”的经济危机归咎于亚洲国家的“文化的缺陷”。为了创造与西方国家经济体制接轨所必要的政治框架条件，例如科学优先或在国家监管下保证市场自由，亚洲国家必须告别自己的文化传统。
但是，要求以有几千年历史渊源的文化传统迅速变化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小心地、渐进地而且是非暴力地过渡到新的结构才有希望，才能避免有害的负面影响。日本作为亚洲国家的先驱，对于快速进入西方工业国家轨道有着足够的痛苦经验。在短短几十年内，日本要从一个封建国家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家， 而这样的发展过程西方国家用了200到300年的时间。西方国家有这么长的发展时间乃是他们的幸事。对此作出贡献的肯定还有诸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理士多德、亚当·斯密和康德等哲学家，他们对个人主义发展和理性的完善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影响，而受儒家影响的亚洲国家则更倾向于集体的制度。现代化的市场经济没有哲学和政治的自由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亚洲国家想要适应这种制度，事实上他们必须经历一个成熟阶段。但是这种发展必须是一种有机的发展过程。在人类历史上大多是进化而不是革命带来了福祗。不应该强迫中国进入这一发展过程，中国愈是小心地向前发展，愈能成功地避免草率进行现代化所带来的弊端，正如顺势疗法要强于对抗疗法，中国古老的针灸要优于浸入方法乃至手术疗法一样。中国不应该盲目地在社会和经济上均已失控的西方体制后面亦步亦趋，而是应该把出现的迟缓看作机会，因为这种迟缓能使中国认识到，现代西方经济制度将把社会引向何方，并且能够动员一切力量采取相应的控制手段。
西方制度中那些看来不可逆转的弱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追逐利润、利欲熏心、实利主义；
——自私自利、丧失人性；
——技术崇拜；
——失业，因为机器比人便宜；
——由于不重视环境而造成的环境破坏；
——文明病，其中包括由于违反自然的生活方式而造成的心理疾病；（身体、精神和灵魂三位一体的任务）
——对国家的过分苛求，要求它承担像家庭这样的小社会单位能够承担的任务。
所有这些弊端与儒家的观点是不相容的，这种情况清楚地表明，儒家的思想是多么的不受时空的限制。假如孔子能够继续被视“伟人”之一，可能对世界是一种福祗。儒家既不会使中国躲在传统的后面以避开西方不中听的批评，也不会使民主化和科学化按照孔子的要求向前推进。孔子不是民主主义者，他所感兴趣的知识都是伦理上重要的、在现代中国人眼中技术上不可行的知识。但是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在许多方面仍要感谢孔子，不论她给予孔子何种正式的地位。这一点罗茨（Roetz ）非常敏锐地认识到了：假如没有孔子提倡的那种学习乐趣，假如没有对教育的重视（对此要特别感谢孔子），可能这个民族的能力比现在要糟糕得多。孔子的学说使中国适应一种特别的伦理，一种原本比那种要求绝对化的宗教伦理更能公开地面对新生和陌生的事物的伦理。在他关于“己”的概念和他的金科玉律中（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存在着一种自律、社会平等和非传统思想的潜在能力，这种潜在能力不论是在孔子所处的时代还是在以后的历史阶段都是用之不尽的，并且仍可以在现代标记下用于儒家提倡的“修身”。孔子最重要的遗产恰恰是存在于不受时空限制的具有突出优先地位的道德之中，存在于由道德所塑造的人之中，而这种优先地位不是民主方法、法律的规则制度和目的理性所能取代的，有时能面对任何一种社会的重要的政治权威能够发挥其作用。由此看来，老夫子的学说是一根肉中刺，甚至是献身于民主与科学的中国刺。
但是，谁在孔子的基础上建设国家，谁就不是在沙滩上建屋。他可以为现代化的中国和整个现代世界指出一条将西方追逐成功、个人主义同东方的集体主义思想、东方的人性、东方重视自然的思想相结合的道路，因此面对受西方影响的自私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便会出现一条新路。倘若成功，孔子便会成为上述四伟人中最重要的伟人。假如没有成功，孔子仍然是亚洲首次在其深度和广度上点燃理性之光的人，是通过指明人性的道路而成为所有按其使命而生活，即为自己和他人而献身的人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