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有位十分活跃的华裔“国际学者”，不久前在一个高规格的中外学术论坛上发出雷人之语：“摆脱西方，海阔天空!”顿时引得四座皆惊。这种豪言壮语近来时有所闻，听上去相当鼓舞人心。但真要是摆脱了西方，这类学者大概就会失去在中西之间频繁穿梭、游刃有余的活跃空间，更谈不上什么海阔天空了。至少五百年来，中国与西方的关系错综复杂—有交往与试探，有殖民与反抗，有辩论与对话，有竞争与依存，一直纠缠不休，最终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甚至我们国家意识形态的基础都来自一位德国思想家的理论创造，我们何以摆脱已经内在于我们自身的东西?

所以，这类惊人之语表达的，更可能是要告诫国人摆脱西方对于中国的偏见。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判别偏见的标准是什么?在“抵抗西方”的流行话语中，我们鲜见对这种标准的严肃讨论。而日渐走强的一个趋势是，那些盛赞中国奇迹的论述，比如马丁·雅克斯的《当中国统治世界》或者约翰·奈斯比特的《中国大趋势》，基本上都不会被国人视为偏见。相反，那些对我们有尖锐批评或颇有微词的观点，常常被主流舆论指责为“西方的偏见”。

于是，我们似乎默认了这样一种潜在的标准：偏见与否和我们的“舒适感”密切相关，那些越是让我们听得舒服的说法就越是正确，而越是让“中国不高兴”的观点就越可能是偏见。我不知道这种关联有没有因果逻辑，但许多心理学家会将此看作一种“认知的未成年状态”。

喜欢赞美、厌恶批评，这大概是人的自然情感倾向。但成熟的心智不会将好恶感等同于正确性。一种看法是不是偏见，只能基于其证据和理由来辨别。赞美中国的经济奇迹当然有理，但批评我们发展的不平衡也言之有据;对中国社会保持稳定的评价固然不错，但指出这种稳定存在着隐患也不无道理;说中国是体育大国可能正确，但说我们还是体育弱国也不一定错;有人在上海世博会中看到了卓越的城市治理水平，也有人在最近的火灾中看到了城市安全的机制尚不健全……

凡此种种意见，都有其特定的、局部的依据，但以总体的正确来要求，都可以说是某种“偏见”。有什么理由说，让人舒服的正面意见偏见更少、而让人感觉不爽的负面意见则偏见更大?倘若要寻求无偏见的正确意见，更有前景的方式并不是放任自身的好恶感去杜绝“偏见”，而是在各种局部意见之间展开自由的对话语与交锋，在寻求综合的努力中接近真相或真理。

我一直就觉得，“盲人摸象”的寓言故事编得很离谱。我认为，现实生活中，盲人对自己的感官缺陷格外敏感，很明白自己的认知局限。若真有一群盲人在一起摸象，他们一定会知道自己触摸所得的感知只是局部，而不会陷入“以偏概全”的自负。我甚至猜想，正因为他们有自觉的“盲人意识”，彼此之间才可能有更真诚、更谦逊也更开放的合作与商议，更少有各执己见的固执争吵。最终，他们在共同的探讨中反而可能达成更为全面的认识。就此而言，“盲人摸象”既不是一个关于盲人的故事，也不是说给盲人听的训诫，而是针对那些自以为“独具慧眼”者的一种告诫。

若要避免所谓“盲人摸象”的错误，恰恰是要意识到每个人都在某种意义上是“盲人”，都有自己的认知的片面和局限。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阐明这种自觉意识的教诲。古代中国贤人告诫我们，“忠言逆耳”“兼听则明，偏信则暗”，鼓励要“闻过则喜”“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特别提醒人们的自我认知存在盲点。而缺乏那种盲人的自觉意识，实际上会比盲人更加盲目，也可能会固执于更强烈的偏见。

因此，最重要的，是要摆脱那种自以为独具慧眼的自负：假定别人都陷入在意识形态的偏见之中，自己却丝毫不受污染地站在所有偏见之上，如同获得了上帝的视角，将真理一览无遗，尽收眼底。以这种心态来抵制各种负面批评，大概只会让偏见更加泛滥，而与我们中国的传统智慧也会渐行渐远。

《新世纪》周刊 2010年第4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