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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的人与事，有许多在今天都不可思议。我有时翻阅彼时的报刊，见读书人的种种文字，心甚向往，觉得今人已不复有那时的冲荡了。中国的历史，六朝与唐宋时的士人有几分傲骨，给时光留下了诸多亮色，后来的读书人就难见那样的气象了。唯有民国初年前后，风气大变，狂士辈出，遗绪一直延续多年。我记得鲁迅在一篇文章中就写过那时的风尚：
但这是当时的风气，要激昂慷慨，顿挫抑扬，才能被称为好文章，我还记得‘被发大叫，抱书独行，无泪可挥，大风灭烛’是大家传诵的警句。
鲁迅那一代人，是曾崇尚血气的，“尚武”在那时连女子也曾有过。秋瑾的故事似乎可以证明这一点。周作人在回忆录里谈到过绍兴人的孤傲，鲁迅那个“戛剑生”的笔名，倒可想见当年的情形。你能想到他骑着马在南京城奔跑的样子吗?若是能看到那时的神采，史学家们不知又要生出怎样的感慨的。
鲁迅喜欢以“狂人”的形象隐喻所经历的人生。不过要谈人的放荡不羁、独往独来，鲁迅、周作人就要退避三舍，将这美誉让给陈独秀。陈独秀的狂表现在多方面，不像同代的友人做人谨慎，而文章放荡。陈氏做人不守旧规，为文亦傲气袭人。五四前后，有癫狂之态者很多，但像陈氏那样倜傥的人，却不多见。我们现在谈那段历史，当惊异于陈氏的奇特之举。中国读书人的狂放之风，在他那里可谓达到了极致。
几年间我搜集陈独秀的照片、信札，翻阅相关的史料，被其风采所吸引。他是个硬朗的汉子，一生做的都是奇事。言行举止，非儒学化，有点离经叛道。别人不敢做的事，他往往敢做。有一段故事，大概可看出他的个性。1902年秋，陈独秀第二次赴日时，和留日学子黄兴、陈天华、邹容等人有过诸多交往。那时鲁迅也来到了东京，正在学习日语。不过鲁迅与人交往不多，像个静静的看客，没有什么过激之举。陈独秀和邹容却已显出个性，不久就演出了一场恶作剧。大概是 1903年春，因为陆军学生监督姚昱恶气扰人，陈独秀遂与友人伺机报复。有一天夜里，陈氏与邹容等偷袭姚昱的住所。他们把对方抱住，陈独秀拿出剪刀，将姚昱的辫子剪了下来。此举在留学生中传出，一片喝彩。但陈独秀却因此不得不回国了，因为惹怒了官方。这一故事后来成了留学生久传的段子，鲁迅想必是颇为兴奋的。那时的留学生，大多留着辫子，凡被剪辫者，或被疑为偷了人家的女人，是奸夫；或被看作“里通外国”，视之为“汉奸”。姚昱的被戏弄，其实是对该人的惩罚。鲁迅对“姚昱事件”的过程，应当是清楚的。他的同学许寿裳，当时就跑到留学生会馆看过热闹。现在推断，鲁迅与陈独秀在东京碰面的概率很高，只不过没有材料证实，不好妄断。其实即使见面，也难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因为那时候他们还都没有什么名气。
陈独秀每次赴日，都呆很短的时间。所以不可能与鲁迅发生直接联系。不过1907年春他再次赴日时，在《民报》馆里曾见过周氏兄弟的几位同学。当时周氏兄弟、钱玄同等人正随章太炎读书。陈氏到《民报》馆时，周氏兄弟并不在场。有传记作者曾说周作人那时就见过陈独秀，大概是搞错了。按周作人自己的说法，第一次见到陈氏是在1917年，并非十年之前，《知堂回想录·北大感旧录二》写得很清楚：
要想讲北大名人的故事，这似乎断不可缺少黄季刚，因为他不但是章太炎门下的大弟子，乃是我们的大师兄，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正比例，说起有些事情来，着实令人不能恭维。而且上文我说与刘申叔只见到一面，已经很是希奇了，但与黄季刚却一面都没有见过，关于他的事情只是听人传说，所以我现在觉得单凭了听来的话，不好就来说他的短长。这怎么办才好呢?如不是利用这些传说，那么我便没有直接的材料可用了，所以只得来经过一番筛选，择取可以用得的来充数吧。
这话须还得说回去，大概是前清光绪末年的事情吧，约略估计年当是戊申(一九0八)的左右，还在陈独秀办《新青年》进北大的十年前，章太炎在东京民报社里来的一位客人，名叫陈仲甫，这人便是后来的独秀，那时也是搞汉学，写隶书的人。这时候适值钱玄同(其时名叫钱夏，字德潜)、黄季刚在座，听见客来，只好躲入隔壁的房里去，可是只隔着两扇纸糊的拉门，所以什么都听得清清楚楚。主客谈起清朝汉学的发达，列举戴段王诸人，多出在安徽江苏，后来不晓得怎么一转，陈仲甫忽而提起湖北，说那里没有出过什么大学者，主人也敷衍着说，是呀，没有出什么人。这时黄季刚大声答应道：
“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主客闻之索然扫兴，随即别去。十年之后黄季刚在北大拥皋比了，可是陈仲甫也赶了来任文科学长，且办《新青年》，搞起新文学运动，风靡一时了。这两者的旗帜分明，冲突是免不了的了，当时在北大的章门的同学做柏梁台体的诗分咏校内的名人，关于他们的两句恰巧都还记得，陈仲甫的一句是‘毁孔子庙罢其祀’，说的很得要领，黄季刚的一句则是‘八部书外皆狗屁’，也是很能传达他的精神的。”
周作人这一段文字，被后人演绎出诸多故事，有的竟有一点小说的意味，陈独秀与黄季刚的性格也由此点染出来，颇为生动。人们把陈氏的旧事写成小说一类的文字，也证明了某种传奇性。那是一个新旧交错、偶像破坏的时代，留日学生中诸多狂妄之举，今天看来亦让人玩味再三。陈独秀是表里如一的硬汉，鲁迅好像有点内向，不愿与生人讲话。陈氏的狂显露在外表的时候多，动辄身体力行。鲁迅却仿佛在修炼着内功，把孤傲内敛于学术与译著上。1903年，《苏报》案发，章太炎、邹容入狱，对陈、鲁二人都有不小的刺激。陈独秀与章士钊等人创办了《国民日日报》，继续《苏报》的工作，发表了诸多抨击时弊的文章。鲁迅则默默地翻译域外小说，以此作为寄托。许寿裳的回忆录说，《苏报》案后不久，鲁迅就送来一篇译文《斯巴达之魂》。小说借看异域的尚武意识，倾诉复仇的观念，精神的深是一眼就可看出的。那时候他就与陈独秀显示了路向的不同。不是办报、从事地下活动，而是靠艺术的思索去完成一种夙愿。这里，鲁迅呈现了一种寓言化的趋向，他借着西方古老的故事，来暗示内心的企盼，组合着一种新梦。留日时期的许多译作和论文，其实都有这一特点。后来，他一直保留着这一与世界对话的方式——以艺术的、形象的和寓言的表达式，与自己的时代交流。我读他的书，在和陈独秀的文本对照时，就感到一种反差。后者几乎已失掉审美的魅力，而前者却仍在动感中变化着，随着不同阅读者在不同时间的阅读，而涌出新意。理解陈独秀不能仅依靠他的文本，你必须了解他的身世、故事，才会被那激昂的文字吸引。而鲁夫子则完全相反，浏览他的文字就足够了。那个世界的奇异、幽远、玄妙，都非语言可以表达。文学家就是文学家，有时是不可与政治家简单类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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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现象是颇值注意的。鲁迅交往的人物，有一些和陈独秀都有关系，个别的还非同寻常。比如苏曼殊、章太炎就是。还有一位，鲁迅后来痛恨的人物章士钊，和陈独秀竟是老友，且一度亲密无间。不过这几个人物与鲁迅多是文字关系和学术上的交往，与陈氏则不同了，有的过从甚密，乃至于同吃同住。陈独秀和苏曼殊、章士钊的往来都在早期，很有些旧式怀才不遇的士大夫气。他们之间的诗词唱和，亦带明清读书人的遗风。例如苏曼殊吧，他与鲁迅、陈独秀的交往，也能看出当时狂士的风尚。这位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每每被后人追忆时，都有些趣味儿，像他那样柔情万种、放浪形骸者，确是难得一见的。
苏曼殊1884年生于日本，父亲是中国人，母亲乃日本人，可谓是混血儿。大概是1907年，鲁迅结识了他。增田涉《鲁迅的印象》云：
他(指鲁迅)说他的朋友中有一个古怪的人，有了钱就喝酒用光，没有钱就到寺里老老实实地过活，这期间有了钱，又跑出去把钱花光。与其说他是虚无主义者，倒应说是颓废派。又说，他到底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不很清楚，据说是混血儿……我问道，他能说日本话吗?回答说，非常好，跟日本人说的一样。实际上，他是我们要在东京创办的《新生》杂志的问人之一。问那是谁?就是苏曼殊。
鲁迅他们要办的《新生》，预想得很好，大有一番抱负。但是因资金的原因，最终流产了。何以吸引曼殊来，由谁介绍，都没有文字记载。只是鲁迅在一篇名叫《杂忆》的文章里，谈到了彼此的相通之处：都喜欢浪漫的诗人。那文章的开头写道：
有人说G．Byron的诗多为青年所爱读，我觉得这话很有几分真，就自己而论，也还记得怎样读了他的诗而心神俱旺……
苏曼殊先生也译过几首，那时他还没有做诗‘寄弹筝人’，因此与Byron也还有缘。但译文古奥得很，也许曾经章太炎先生的润色的罢……
苏曼殊的汉文本来不行，后因陈独秀、章太炎、章士钊诸人指点，长进很快。鲁迅那时欲与其联合，大约也是看到了其间的奇气。他后来写的小说、诗，都有一点悲怆，是颇有诱力的。鲁迅之前，小说写得很有张力的作者，应当说非曼殊莫属。该作者的许多作品风靡一时，陈独秀还为其写过序文，可见当时的影响力。有趣的是，还是在1903年，鲁迅埋头于译雨果的随笔《哀尘》等文时，苏曼殊则同时译了雨果的《惨社会》。该译文经陈独秀修改润色，发表于《国民日日报》上。周作人回忆说，鲁迅看了那译文，印象很深，对苏曼殊自然有了好感。苏曼殊在1903年后译的一些作品，大多为鲁迅所喜爱，1907年，当他出现在鲁迅身边时，立即被吸纳到同一营垒里是必然的，说其为同路人也未尝不可。他与鲁迅的交往很短，远不如与陈独秀的友谊那么久远。苏氏与陈氏相识于1902年，直到五四前一年去世，与陈独秀的关系时断时续。《新青年》创刊后，还能在该刊读到他的小说，那是陈独秀所邀的吧。陈独秀对苏曼殊的浪漫生活和率真性格颇为欣赏。有时谈及其学问，也有赞佩的时候。这在他是少见的。1907年，看了曼殊所译的《梵文典》后，陈氏赋诗一首云：
千年绝学从今起，愿罄全功利有情。
罗典文章曾再世，悉昙天语竟销声。
众声茧缚乌难白，人性泥涂马不鸣。
本愿不随春梦去，雪山深处见先生。
曼殊的颓废、浪漫、好学，以及诗人气质，都深得陈氏喜欢。后来两人渐渐疏远，有些道不同的缘故。但对他的真性情却念念不忘。晚年的时候念及曼殊的一生，常有动情之处。台静农追述说，陈氏念及这位亡友，神色黯然。也可见他对亡友的挚意。
追记那个时代，文人多感伤和复仇的意识，浪漫的东西自然很多。苏曼殊的小说《断鸿零雁记》、《绛纱记》、《焚剑记》、《碎簪记》等，就气韵不凡。苏氏的小说除感伤的东西外，个人主义的因素历历在目。比如写暗杀，画贫弱之人，都是陈独秀所关注的内容。他好像在这位友人的笔墨间，感受到了相近的体验。文学作品，往往有文人的某种寄托，曼殊多感伤，用情亦专，所以小说写得让人心热。我们看那个时代的风气、社会心理，有时就不得不在文人的墨迹里驻足。骚客与狂士提供给人的想象与暗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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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狂士，身上多少带一点旧式文人的侠气，这种新旧参半的特点，陈独秀、苏曼殊都有一点。侠义之中，有苦味，有悲愤，这是自古亦然的。观陈独秀、苏曼殊的诗文，均喜引用旧典谈论已身，豪放之气诱人。细细品味，也有感伤的成分，所以侠气与哀情，有时是一对兄弟，如果看不到其间的隐忧，那大概是不得窥其全的。
陈独秀早年的诗中，就有才子与侠客的痕 迹。看他1909年写给苏曼殊的诗，就可嗅出内心的孤苦与豪放：
湘娥鼓瑟灵均泫，才子佳人共一魂；
誓忍悲酸争万劫，青衫不见有啼痕。
丹顿裴伦是我师，才如江海命如丝；
朱弦休为佳人绝，孤愤酸情欲与谁。
苏曼殊也有几首旧诗，常被后人引用，其中《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二首》，就写得悲烈不已：
蹈海鲁连不帝秦，茫茫烟水着浮身。
国民孤愤英雄泪，洒上鲛绡赠故人。
海天龙战血玄黄，披发长歌览大荒。
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
诗写得溅血、壮怀，很有风骨。不过看他写的小说，又会坠入别一氛围，有些缠缠绵绵，衷情万状。苏曼殊的小说以言情者为主，多写青年男女婚恋的不幸。作品直指悲剧的源头，对旧的礼教殊多嘲讽。他的《焚剑记》、《破簪记》以传奇笔法，勾勒世道人心，比先前的才子佳人小说，多了一种讽世意识。曼殊乃多情善感之人，对人间苦难颇为敏感，每每下笔泪水涟涟。小说情节并不复杂，然而有仗剑归去，佳人难得的孤愤，这情调，甚得陈独秀等人的赏识。陈氏在《为苏曼殊<破簪记>作后叙》中写道：
余恒觉人间世，凡一事发生，无论善恶，必有其发生之理由；况为数见不鲜之事，其理由必更充足，无论善恶，均不当谓其不应该发生也。食色性也，况夫终身配偶，笃爱之情耶?人类未出黑暗野蛮时代，个人意志之自由，迫压于社会恶习者又何仅此?而此则其最痛切者。古今中外之说部，多为此而说也。前者吾友曼殊造《绛纱记》，秋桐造《双枰记》，都是说明此义，余皆叙之。今曼殊造《破簪记》，复命余叙，余复作如是观，不审吾友笑余穿凿有失作者之意否耶?
相当长的时间，陈氏一直觉得曼殊的小说颇可一阅，对国人大有价值。待到鲁迅出现，新风吹来，他的看法便有所变化，对鲁夫子的癫狂与笑傲群雄之举，很是惊异吧?坦率地说，苏曼殊只是个抒情诗人，还像个少男，跳不出个人恩怨与情感的圈子。文章固然精秀善雅，也不过侠客与佳人的旧梦新唱，与现代人的情怀还有差别。鲁迅作品的规模与气象，都非前人可比。倘将《呐喊》诸篇与曼殊全集对比，优劣立判，明暗顿出。鲁迅写人写事，不拘于儿女情长，内中多伟岸之气。他写婚恋之不幸，穷人之落魄，故事隐曲之外还多哲人之思。那情感百折千回，直抵上苍，有幽玄之美。所以五四之后，鲁迅谈到苏曼殊，对他写《寄弹筝人》一类的诗，就不以为然，觉得远不及其译介拜伦时那么可爱。
鲁迅在文章上的修养，远在陈独秀、苏曼殊之上，这是大家公认的。陈氏诗文豪情万丈，但止于此岸；苏氏柔情万种，毕竟是才子式的低徊；鲁迅却天马行空，走在生死之界，上究苍穹，下诘阴域，横扫人世，走得比二人都远。直到晚年，回忆起留日时的生活，对大的破坏与大的变革，依怀旧情，年轻时代的气韵还久绕心头。陈独秀等人的放荡不羁是外露于世的，鲁迅则在内心深处，有超迈之气，文章要比别人走得更远，绝无旧才子式的缠绵。你看《狂人日记》、《长明灯》哪有文人的酸腐气?小说里的鬼气与阳气交织一处，凛凛然冲荡于世间，读了不禁毛骨悚然，仿佛被抽打了一般。他的杂文犀利、尖刻、明快，有人讥之为有“刀笔吏”之风，不是夸大之词。但那也是只看到了一面。其实鲁迅的文章，酸甜苦辣之外，亦有自我戕害、抉心自食的地方。这后者残酷而奔放，为千百年间所罕有。毛泽东当年在最困顿之时读到了鲁迅的文字，曾暗自叫绝，以为是难及之人。那时毛氏还是个被压迫的人，忽在鲁迅身上看到了奇气。自己想要说或未曾说出的话，鲁迅大抵都说过了。以毛泽东的性格，天底下可看上的人物殊少，唯对鲁迅说了一大堆好话。对陈独秀这样的人物，毛氏只是在一个阶段引为同道，后来就弃之一旁了。鲁迅却是个例外，几乎一直陪伴着他。思想的深处是有某些呼应之处的，乃至对其称为现代中国的圣人。这个现象很值得玩味，在现代史上颇为独特。文人大多喜读鲁迅文章，乃是从中悟出反叛奴性的朗然之气。那志不拘检的阳刚之美，映出了同代文人的弱处。今人欲达此等境地，大约是难而又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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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鲁迅较大的前辈学人，是章太炎。1907年，就是鲁迅与苏曼殊结识的那一年，陈独秀也与章太炎有过接触，还与章氏一同加入了亚洲亲和会。鲁迅与章太炎是师生关系，曾随章氏学习文字学。而陈氏则是章太炎的客人，并无深交。章太炎在世的时候，鲁迅对他很客气，亦无谈论的文章。而陈独秀则快言快语，对其爱憎参半，爱其学识之深，斗士风骨，又憎其混迹名流之间，未保晚节云云。不管鲁迅、陈独秀对章氏的看法如何，以狂士闻名的前辈章太炎，多少感化过五四这一代人。若谈精神谱系的延续，是要看到彼此的联系的。
关于鲁迅随章太炎读书的前后经历，后人多有描述。鲁迅自己却写得不多。看他前期的文章，尤其是那些古奥的译文，就分明留下了章太炎的影子。章太炎长鲁迅十三岁，名炳麟，字枚叔，生于浙江余杭。黄侃称其“懿行至多，著述尤富。文辞训故，集清儒之大成；内典玄言，阐晋唐之遗绪；博综兼擅，实命世之大儒”。鲁迅随章氏读书，学问上大有收益，懂得了文字学的堂奥。晚年欲写一本中国字体变迁史，大概与早期的训练有关。不过，后来回忆章太炎的一生，看重的却是狂士之风，以为那才是先生的魅力所在。章太炎在学问上的高深，世人是公认的，但他的狂狷、傲世，尤给人以深的印象。他的弟子中有此特征者甚多。黄侃的倔强，钱玄同的雄辩，曹聚仁的独行，都含有某些章氏形影。鲁迅身上峻急的一面，和其师也有吻合的地方。或说，老师的气节，多少感染了弟子们。那是时代的风气：康梁多狂语，章氏喜厉言。邹容以身殉道，秋瑾血溅刑场。而诸人之中，章氏的形影，让鲁迅久久不忘，印象是抹不去的。鲁迅和章门弟子相遇时，偶谈章太炎，口气颇为尊重。当然其中少不了先生的佚事。学生中喜谈老师的学问者多，自然也免不了谈那些桀骜不驯的往事。比如怎样的骂人，自称为疯子；怎样的临危不惧，置生死于脑后；怎样衣食无序，孤行已意。曹聚仁和鲁迅谈天时，大概涉及于此。看二人的通信，可以证明此点。曹聚仁1934年在《章太炎先生》一文中说到了老师的 “疯”，很有意味：
太炎先生有一个外号，叫做章疯子。清光绪末年，梁启超，麦孟华，奉康为教主，在上海宣传《公羊》义法，说是“不出十年，必有符命!”太炎先生嗤之以鼻，曰：“康有为什么东西!配做少正卯、吕惠卿吗!狂言呓语，不过李卓吾那一类货色!”康氏徒党，恨之刺骨!两湖总督张之洞慕先生之名，由钱恂介入幕府。时梁鼎芬为西湖书院山长，一日，询章先生：“听说康祖诒(有为)欲作皇帝，真的吗?”太炎先生说：“我只听说他想做教主，没听说想做皇帝；其实人有帝王思想，也是常事；只是想做教主，未免想入非非!”梁鼎芬为之大骇!民国二年，袁世凯诛戮党人，絷先生于北京龙泉寺，后移札于钱粮胡同；先生每与人书，必署“ 侍死人章某”。前年，黎元洪死，先生挽之以联，下署“中华民国遗民章炳麟挽”；联云：“继大明太祖而兴，玉步未更，倭寇岂能干正统。与五色国旗同尽，鼎湖一去，谯周从此是元勋!”孙总理奉安之日，先生寄挽之联，更是骇人：“举国尽苏俄，赤化不如陈独秀；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章疯子这外号，就这样更流传更证实了。
鲁迅和曹聚仁毕竟有些区别，他谈章太炎，非文史小品的心态，倒是有一点形而上的倾向，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鲁迅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回忆三十余年之前，木板的《訄书》已经出版了，我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时的青年，这样的多得很。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那时留学日本的浙籍学生，正办杂志《浙江潮》，其中即载有先生狱中所作诗，却并不难懂。……
一九0六年六月出狱，即日东渡，到了东京，不久就主持《民报》。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的×××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章太炎的影响力，在民国初已达到别的学人难以企及的程度。他的弟子有许多执掌北大教席，对现代语言文字学的普及，推力很大。到了三十年代，章氏以讲学为生，门徒甚众，学生每每以沾到老师之光为耀，遂变成了一种学术偶像。平心而言，章太炎的学问阔大而幽深，后来得其真谛者不多。鲁迅向来不喜欢以弟子自居自夸自誉，对学界蛀虫常常嗤之以鼻。他的赞赏章氏，有另样的眼光，就与周作人、钱玄同大大不同了。鲁迅以为，师徒之间不必以旧礼相处。师若荒谬，不妨叛之。所以看鲁夫子的言和行，倒仿佛真的得到了老师的某些遗风。比如傲世独立，依自不依它，等等。章门弟子中与老师最近者，反而愈远，精神相通的寥寥。鲁迅与章太炎后来的接触几乎中断，但细细打量他们的“孤”与“傲”，“独”与“狂”，却蕴着现代史的诗魂。思想者与自己周围的世界，并非相容的。
但章太炎的风骨在章门弟子之外，有另类的看法。陈独秀就不像黄侃、钱玄同那样对其恭恭敬敬。濮清泉在《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中，记述了陈氏对太炎先生的看法，文章说：
陈独秀和章太炎也时常过往，他很钦佩章的“朴学”，认为他是一个“国宝”，而章对陈的“小学”也十分赏识，认他为“畏友”。他说章太炎为人非常小气，朋友向他借钱，偿还时付息。他竟受之而无愧色，是一个嗜钱如命的人，是一个文人无行的典型。
章太炎本已够放荡不羁，陈独秀比他还要过之，已经是出言不逊了。这一篇回忆录的真伪已难考订，但至少说明陈独秀看人的目光，犀利尖刻，是狂人中的狂人。章太炎在学术上大气磅礴，非他人可比。生活中亦未闻有上述的陋习。是否是道听途说，亦未可知。不过，谈到鲁迅，陈独秀就要客气得很，濮清泉又写道：
“我问陈独秀，是不是因为鲁迅骂你是焦大，因此你就贬低他呢?(陈入狱后，鲁迅曾以何干之的笔名在《申报·自由谈》上，骂陈是《红楼梦》中的焦大，焦大因骂了主子王熙凤，落得吃马屎)他说，我决不是这样小气的人，他若骂得对，那是应该的，若骂得不对，只好任他去骂，我一生换人骂者多矣，我从没有计较过。我决不会反骂他是妙玉，鲁迅自己也说，漫骂决不是战斗，我很钦佩他这句话，毁誉一个人，不是当代就能作出定论的，要看天下后世评论如何，还要看大众的看法如何。总之，我对鲁迅是相当钦佩的，我认他为畏友，他的文字之锋利、深刻，我是自愧不及的。人们说他的短文似匕首，我说他的文章胜大刀。他晚年放弃文学，从事政论，不能说不是一个损失，我是期待他有传世大作品问世的，我希望这个期待不会落空。”
濮清泉的叙述是有误的，鲁迅并未在文章里骂过陈独秀，那焦大的说法，是安在新月派的头上的，与陈独秀并不相关。不过这一段文字也透出了一个信息，至少让我们看到了他对同代人的印象和心绪。晚清的名人多多，行迹怪异者亦不可胜数。陈独秀一生骂的人物甚多，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都不在其眼里。唯独鲁迅，让其心里折服，当看出其磊落胸襟。鲁夫子的峻急、飘逸并非轻易可以吹捧出来，其入其文旷世罕有，有惊天动地之概。陈独秀在内心中尊敬旧友，也可看出他的率真与深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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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细细说来，鲁迅与陈独秀的狂态，并不在一个精神层面。他们身上有六朝人的某些遗绪，这是一看即知的。还有一点晚明士大夫的“孤愤绝人”的气色，大概也不算妄断。不过鲁迅内心也有洋人的某些影子，且内化于其中。这使他变得复杂起来。我们看陈独秀，无论从远从近，好像大致可以看明，没有什么隐曲的地方。但鲁迅不行，无论你如何打量，好似近而又远，远而弥近，难以理出头绪。鲁迅曾说自己有安德烈夫式的阴冷，大概是不错的。但又有一些尼采的精神，心绪里汹涌着非理性的暗流。陈独秀虽说也自称喜欢尼采，可他到底能读懂多少，很难说清。而鲁迅对这位德国哲人，却曾有过认真的研究。因为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用于翻译，鲁迅对域外的反抗哲学颇为了解。而陈氏用于革命的时间过多，精神哲学驻足的也只是几年，思维由复杂趋于简单。所以同样是一名斗士，呈现的意象不同，给后人的感受，自然是有别的。
若说对尼采的理解，陈氏可说只得其形影，鲁迅却解其精髓，且又杂以新意。留学日本的时候，鲁迅便接触了尼采的著作，对这位“超人”的哲学颇有兴趣。他早期的文章，多次提及尼采(那时译为尼伻)，并用其思想解释文化上的难题。后来他还译过一点尼采的文章，发表在《新青年》上，对其精神的深，有持续的热情。日本的伊藤虎丸先生曾描述过尼采对鲁迅的影响，其看法很值一思，有参照的作用。伊藤认为：“鲁迅发现尼采所谓‘积极的人’，是能挽救中华民族危机的具有主体性、能动性、政治性的人。‘本根剥丧，神气旁皇，华国将自槁于子孙之攻伐’(《破恶声论》)。基于这个认识，鲁迅把最后的希望寄寓于少数人物的‘心声’‘内曜’之上，这就是他的‘个人主义’”。鲁迅的喜欢尼采，在后来的创作里渐渐呈现出来。比如常用诘问句，行文是诗化的；蔑称强权，出言有冲荡气韵。《文化编至论》、《破恶声论》、《摩罗诗力说》都有尼采的影子。我以为尼采给鲁迅的深切影响是，发现了人可以超越本我，有着独立的精神。新人总将代替旧人，将旧俗远远地甩在后面。《文化编至论》深切地透出了个人的思想：
若夫尼特，斯个人主义之至雄桀者矣，希望所寄，惟在大士天才；而以愚民为本，则恶之不殊蛇蝎。意盖谓治任多数，则社会无气，一旦可隳，不若用庸众为牺牲，以冀一二天才之出世，递天才出而社会之活动亦以萌，即所谓超人之说，尝震惊欧洲之思想界者也。
鲁迅的藏书中关于尼采的著作存有多册。我有时看两个人的照片，不知怎么，觉得气质上有一点相近。都留着胡子，目光灼灼，忧郁，却又坚毅，目光后是深的海洋。鲁迅年轻时关注这位德国人，大概缘于“尊个性，张精神”的启发吧?天底下平庸之人，大多因了个性的消亡而沦为奴隶。所以根本的出路在于“立入”，“ 人立而后凡事举”。这个核心的思想，可以说是来自尼采的暗示，。鲁迅相当长的时间不与党派团体发生关系，没有自己的圈子，乃是恪守尼采式的箴言，不使自己沦入非我的精神樊篱。你看他早期的诗文，多么像尼采的独自。虽然格调不同，指向有别，但在境界上多有重叠之处。《新青年》时代，他的《随想录》里还肯定着尼采，并相信优秀的民族能够涌现出来。鲁迅的怀疑主义眼光里还迸射着进化论与“超人”的渴望，在同一篇文章里可以体味出他复杂的意识。尤其是以被压迫民族的一员所发出的吼叫，是动人心魄的。他不像后来的陈独秀始终拒绝承认自己是奴隶，而鲁迅则一直到死，认为自己还受奴隶总管的辖制，身上还有曾做过奴隶的旧迹。所以他对尼采的接受，不像书斋里的学人那么平直，内心一直滴着血。尼采的精神闪光，是切入到他的肉体里的。北京生活的末期，他和陈西滢的笔战，和章士钊的交锋，就有着尼采的印迹。诗与哲学的内蕴，一直交织其中。他在此时期写下的《野草》，在意绪上分明有了《查拉图斯特拉》的韵致，以绝望的心反抗绝望，和以自信的心拒绝绝望是不一样的。如若细想一下，陈独秀显然属于后者。他的经验里排斥了自身的苦难，或者说把凡人的忧患，凄楚驱赶到了身外。而尼采与鲁迅，却将智慧建立在对苦难的咀嚼中，他们的文本所以有人本的诱力，我想或许与此有关。陈独秀和这个传统的陌生，是自然的。虽然他承认也喜欢尼采。
在和友人的谈话里，陈独秀坦言，对中国古代哲学有些研究，但对西洋哲学却是个门外汉。显然，他尚无力对西方文明史做一个系统的浏览和整理。而这些，鲁迅与周作人在青年时候已认真做过了一些。鲁迅的一生，基本的人文思路在1907年左右已经确立。陈独秀到三十年代还在修正自己，变的东西较多。即以尼采话题为例，他就说出了自己的感情变化：
讲到尼采，陈独秀说，我以前道听途说，以为他是帝国主义的代言人，但现在我看了他的代表作《札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才知道他是批判万恶社会的哲人。我问他，尼采不是主张超人哲学吗?世界上哪来超人呢?他说。正因为世上没有超人，所以他要把人提高到超人的地步。他认为德国社会上层人物是一群动物，蠢猪、笨驴。他骂大学教授学驴叫，新闻记者是骗子，当局是强盗，官吏是盗贼……这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有力声讨，哪里有帝国主义代言人的气味呢?德国政府把他关进疯人院，岂不是自己打自己。(同上)
天底下有傲骨的人，一旦与尼采相遇，便会有知音之感。接受别人的思想，每个人的背景不同，角度有异，形成的思路或许亦有出入，但在不与流俗为伍这一点上，大概没有什么冲突，同样是欣赏尼采，鲁迅呈现了思想上的痛与肉体上的痛。而陈独秀，在肉体上的痛要略高于精神上的痛。读他们的书，觉得鲁迅的源头似乎从古希腊和古中国来，有着精神上的承沿。他的文字背后拖着历史的巨影，人间的血色溅射其间。陈独秀倒像王充、李贽一样，深刻与单纯都一览无余。加之域外一些个性主义思潮介入，已不仅仅是绿林豪气了。陈独秀大讲东西方文明差异，力推民主与科学思想，但在我眼里，绿林豪气要多于尼采之气。鲁迅曾说自己中些庄周、韩非的毒，陈独秀想必也有一些。可是深入地一想，尼采等西方斗士的遗产与庄周、韩非的遗产的相撞，大概才有了五四狂狷文人的耀眼景观。要不人们为何念念不忘于此呢?这个现象十分复杂，不好点透。倘有好奇心者认真探究，说不定会引起新的话题，那已不是笔者可以胜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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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五四那代人的狂，也有点魏晋遗风的。魏晋名士的“清谈”、“捷悟”、“任诞”乃人的意识的自觉，到了现代被重新发现，有了新的特点。嵇康之后，有此特征者大抵有相似的一面，精神哲学是一致的吧，康以后的士大夫，咏叹魏晋风骨的偶可见到，人们从前人的狂狷里，看到了人生的通脱之可贵。直到晚清，嵇康式的人物渐多，魏晋名士的话题也成了一时的风景。若有人认真梳理，那是很有意思的。
鲁迅生前有一篇文章叫《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写得惊世骇俗，有人说他是魏晋名士的知己，不是过誉之论，他校勘《嵇康集》，跨度二十三年，抄校十余次，用力甚勤。刘半农就在他身上，看到了古老的幽灵，以为多少受到了嵇康的暗示。鲁迅的幽默、悲愤与峻急，是有一点古风的，说其有魏晋风骨也是对的，先生的谈阮籍诸人，多是受到了现实环境的影响，如果不是经历了国民党的清党的刺激，也许不会把目光那么深地盯到司马氏的统治网中。他也恰恰从此悟到了读书人的无奈。在看似潇洒、奇异的狂士身上，是有着大的哀凉和悖论的。鲁迅说道：
我们就此看来，实在觉得很希奇：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因此我们知道，嵇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足的。所以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社会上对儿子不像父亲，称为“不肖”，以为是坏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愿意他的儿子像自己的父亲哩。试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志。但又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
这一段话说得实在是好。我由此而想到鲁迅的同代人如章太炎、吴稚晖、钱玄同等，似乎也有一种悖论。虽说不上同于阮籍、嵇康，但内在的冲突，不能自我圆通，大约是一致的。
像吴稚晖这样的人，狂放与怪异是不亚于古人的。有学者写文章，就把他比成魏晋名士的再生。吴稚晖一生明暗参半，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看他的言行，有时确让人联想起《世说新语》里的片断，有的甚至是刘义庆文本的翻版。二十年代，章士钊反对白话文，提倡读经救国，吴稚晖本与他是老友，见其迂行便撰文讥之。那一篇文章题为《友丧》，笔法颇有韵致，以讣闻的形式，对章士钊在前后《甲寅》期间的变异大加反讽，像悼词一般有趣：
不友吴敬恒等罪孽深重，不自殒灭，祸延敝友学士大夫府君；府君生于前甲寅，痛于后甲寅，无疾而终。不友等亲视含殓，遵古心丧，惭愧昏迷，不便多说，哀此讣闻。
“前甲寅”指章士钊民国初时办的《甲寅》杂志，颇有生气，多反清排满的豪气；“后甲寅”指二十年代章士钊所办《甲寅》周刊，调子已不复旧时之音，大有遗老之态了。吴稚晖为友人写丧文，章士钊看了不知作何感想，想必是觉得受到了奚落的。吴稚晖对友人喜以嬉戏笔法，对论敌则不免有一点恶毒，诙谐之外含有贬损。陈独秀去世，吴氏就敌意地写了一幅挽联：
思想极高明，对社会有功，于祖宗负罪，且累董狐寻直笔；
政治大失败，走美西若辈，留楚口如斯，终输阿Q能跳梁。
吴稚晖本来自称不做官，不做议员的，后来却成了国民党的要员、高参，真真是复杂的人物。与他同代还有另一些人，不入台阁，喜聚书斋，言行举止亦有放荡之处。看人看事有双亮眼，凡夫俗子就不在眼下了。和周氏兄弟、陈独秀关系很好的钱玄同，就向好高论，谈吐如入无人之地，连陈独秀都觉其出语颇左，过于激愤了。可大家却很接受他，并以其怪诞为美，相知甚深。周作人回忆说：
玄同善于谈天，也喜欢谈天，常说上课很困倦了，下来与朋友们闲谈，便又精神振作起来，一直谈上几个钟头，不复知疲倦。其谈话庄谐杂出，用自造新典故，说转变话，或开小玩笑，说者听者皆不禁发笑，但生疏的人往往不能索解。这种做法在尺牍中尤甚，搁置日久重复取阅，有时亦不免有费解处，因新典故与新名词暂时不用，也就不容易记起来了。
玄同的怪异在常人有时不可理喻，可在周作人眼里却是难得的人物。搞一点游戏文字，和周围的人开开玩笑，总比泛道德化的文字有趣。在枯燥的环境里，唯亵慢的人生态度有一点人性的光泽，不至于被同化于正襟危坐的形态里。周作人自己不太幽默，偏偏赏识东歪西倒的人。自章太炎至钱玄同，都有疯人气，放浪形骸又不失真人本色，仿佛《世说新语》的现代版，其间起承转合，是大含人间精义的。
读着民国文人的著作，你有时不禁发出笑声。在凄苦的生活里，文入学者每每以醉态笑看江湖，其状与魏晋风度何其相近，即使像周作人这样的平和态度写作的人，文风亦见刀影，隐含着戾气。周氏经常称引古人的一句话：“为人先须谨厚，文章且须放荡。”如果只看周氏温和的文章外表，不解其内在的隐含，那会误读这位人物的。他的晚年万念俱灰，在背着“汉奸”的罪名的日子，苦译了路吉阿诺斯的对话录，用意非同寻常。路吉阿诺斯是真正意义上的狂士。他骂名人，诋贵族，嘲笑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怀疑主义与雄辩气洋溢其间，后来德国的尼采，是沿着这条古希腊文明的道路前行的。周作人一生以雅士的面目诱世，内心却有“流氓气 ”，与古今中外的狂士为伍。王充、李贽、俞理初的高傲气，一直是他崇尚的，并说这三人是中国历史长夜的三盏明灯。即便是晚年潦倒，陷入苦海，内心依偎的，仍是路吉阿诺斯那种独往独来的辩士。此类遗风久被学林，而唯五四学人尤烈，遥望历史，今人是要深感惭愧的。
古人每言及“竹林七贤”，神往之色浓浓，那原因是自己的身边鲜有此类的人物吧。鲁迅那一代人可就不同了，他周围有趣的人物是那么多，留下的故事一时难以说尽。在纲纪毁坏、旧屋欲倾的时代，文人的表演每每与古人反对，所谓除旧布新、乱世出英雄，不是没有道理的。不过狂人之中有真伪之分，高下之别。鲁迅就不喜欢钱玄同，章太炎抨击过吴稚晖，陈独秀与黄侃有隙等等。凡此种种，让入窥见了通脱之人又多不通脱的一面。中国的士风到了现代，是一次巨变。各路豪杰也涌现于此时。但后来天下归一，此类人物渐被瑯去，很有“广林散绝矣”之叹。现在的青年也偶有模仿狂士者，但不知为何，总是不像，有点流氓态了。什么原因呢?我也不知道。进化与退化，有时和时光的流逝是无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