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在学界、在网络上此起彼伏。尽管如此，从90年代日本人提出了所谓中国模式的概念以来，就中国模式的问题，从来没有形成过比较稳固的共识。
这几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效和弊端日益显现，对于中国模式的争论更加激烈。并且，这种争论已经超越了小范围、国内学界和周边国家的视野，逐渐引起了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关注，甚至对对发达国家也形成了较为强烈的刺激。证据是：虽然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印尼说：“没有自由的繁荣是另一种贫困”，明摆着敲打中国，但这只是照本宣科的演讲。而在国内，他在阐述自己的发展政策时，却这样说：“中国有最快的超级计算机，有最快的铁路系统”，他还说，“看看中国，每天在行动，而我们每天在争论。”（大意）。这是第一次从西方世界的领袖口中发出的对中国的发展模式的变相肯定，凸显了中国模式影响力的提升。
而从目前来看，学界研究中国模式的视野仍然比较狭窄。用毛泽东的形象语言来表述，可以概括为，学者们在到底是该“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的问题上喋喋不休。所以有此争论，其核心问题是，“中国模式”这个词不是如字面含义那么简单，这个词汇是带着价值观的，无法在学术研究中不带偏见地使用。如果你承认了中国模式，那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价值偏好，就意味着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肯定、认同和支持。学者们往往又在价值取向难以形成共识，因此，更难在这个有复杂内涵的问题上达成共识。
从实际问题着眼，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学者，都不能回避中国实际上已经走出了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尽管前途仍然不平坦，但并不能遮掩30年发展（甚至60年）的光辉历程。只不过，就这一历程的界定，党和政府认为是走了一条成功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西方一些政客及西方经济学家往往由于无法将中国发展路径纳入合适的理论框架进行解释，或者同样出于价值观偏好问题，倾向于将中国发展方式简单纳入所谓“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强势政府”等等既有理论框架中进行解说。但无论是党和政府的“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西方的带有价值观偏见的概括，都事实上承认了中国有一种独特的发展方式。大家所争论者，不过是这种方式是不是可以成为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的所能追随的“模式”而已。
从中国自身看，从来没有表现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全球推而广之的政治意愿，西方国家也普遍承认，中国和前苏联不同，没有“意识形态输出”的意愿和行动。即便是在国内，领导层也从来没有把发展道路提炼概括为“模式”。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模式”会成为问题呢？例如，本来一个人老老实实做人，各有不同的人生态度和待人接物的方法，是很正常的事情，与他人何干？问题在于，由于中国30年的成功发展，使中国发展的方式必然成为他人研究和模仿的对象，一个人成功了，就会成为众人追随目标，回避、不承认并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对于中国的发展道路来说，如果不能说已经形成模式的话，那么，起码30年有诸多成功的经验可以总结，而这些经验毫无疑问可以为他国的发展提供借鉴。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模式不是中国的问题，而是世界的问题，是他国的问题，是他国是否愿意借鉴，可以借鉴多少，借鉴那些方面的问题。中国不肯承认，问题依旧存在。我们自己认为GDP不能说明一切，但在其他国家看来，就好像王熙凤对刘姥姥说“家大有家大的难处”一样没有说服力。难道，王熙凤愿意做刘姥姥吗？那是不可能的。
而一旦这个问题呈现在世人面前，就会形成对既有的领先发展国家的意识形态刺激——世界可能有了一种不同的发展道路，而这种选择带来的威胁是根本性的。按照学者的观点，人类的发展竞争归根结底是文化的竞争。文化可以概括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发展的总和。如何最大可能地提升人民的生活质量和水平，是所有文明面临的最根本的问题，也是所有文化面临的最根本的竞争。一旦一个国家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上领先了，那么，它所代表的某种文化就成为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文化。例如，美国所创造的特定文明形式在今天的世界上就拥有领先的优势地位。而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的过程中，物质文明建设在特定历史时期又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此，寻找到一个适合自身经济发展的道路、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是目前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关键选择。一旦这种选择成为现实，附着在物质文明建设上的精神文明因素会迅速扩散，因此，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最终会影响整个世界史的走向和人类文明的发展。选择了中国模式，就意味着世界中国化，意味着西方领先了几百年的文明会逐渐衰落，威胁当然不可谓不大。
而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中华民族、中国文化的长远发展的角度看，输出中国文化、输出发展方式，当然有利于建立中国在世界上的优势地位，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复兴和长久发展，是中国“软实力”建设乃至综合实力建设的关键。因此，显而易见，集中在“中国模式”上的争论，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是中国利益与西方利益的根本冲突，也反映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根本冲突。说到底，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还是“西风”和“东风”的问题。
不过，一方面，发展中的中国还承受不起输出意识形态所必然引起的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所必然施加的重大压力，另一方面，无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概括还是“中国模式”的提炼，还是西方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偏见，都带有价值偏好，从参与国际竞争的角度看，在提倡多极世界、建设民主平等的国际关系的时代，都难免强加于人的嫌疑。因此，超越“中国模式”，把“两分法”暂时抛到一边，不必把整个中国的发展模式作为“一盘菜”端出来，而只提中国方式，把具体的、有实效的经验总结和实例借鉴通过经济文化往来向全世界扩散，可能最符合现阶段中国的国家利益和长远发展的需要。很简单，当哈佛大学或者其他世界顶尖的大学的案例教学中，不仅仅有海尔，还有华为、中兴、奇瑞、比亚迪的时候，不仅有对中国情况的概括性介绍，还充满了对于中国解决具体问题方式的经验介绍的时候，中国的发展道路、发展方式自然就成为了模式，而中国的文化自然成为优势文化或者取得一定程度的优势，中国在世界上的优越地位就会确立。
超越对中国模式的争论，“多解决点问题”，把中国如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的方法、途径、思路、价值取向和具体做法以及对今后继续发展的思考作为一种特定方式介绍给世界，向全世界的其他文明提供解决问题的“中国方式”，提供特定的智慧，应是中国知识界更应该做的。也许，中国确实还做不了“Model”，但中国已经有、可以有“Manner”和“Style”，有人愿意追随，我们为什么反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