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人从来不惮于表现他们的自负与蛮横。这不，有一位商人高调宣布将实施一个将渤海水引到新疆的工程。一群有着副教授、研究员之类头衔的人物在旁附和说，可行可行。我敢保证，这个项目不可能真正付诸实施。但是，仅仅有人想到这样工程的事实，就已表明这个时代是如何疯狂，人们何等地缺乏敬畏之心。

人为万物之灵，那么，人究竟如何安顿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在中国历史上，有两种相反的思路。主流的态度是敬天，相信上天时刻在监察着地下，因而周武王说自己“夙夜祗惧”，周公反复叮咛周成王要“敬”。正是因为敬天，统治者应当敬民，应当以民心为己心，从民之欲，这构成了通往民主的可能通道。

至于面对自然，主流观念同样主张保持敬畏。这种观念反映在鯀、禹父子治水的故事中。鯀采取堵的办法，九年而不成。禹则采取“导”的办法——《尚书·禹贡》篇中不断出现这个词，最终取得成功。这个故事凸现了“敬畏”自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唯有对自然保持着一颗敬畏之心，才会仔细地探究自然之法、自然之理，比如，探究河水之性。而在进行治理灾害或者利用其功效的时候，也就会顺其“自然”。自然确实被改变了，但这种改变对于自然来说不是颠覆性的，而是合乎其性的。如此，则天、人两相得。

缺乏敬畏之心的人则会把自然完全当成对象，相信自己可以任意揉搓之。这样的观念是晚出的。荀子在《天论》篇中发表了一番宏论：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

这似乎就是人定胜天观念的最早、也最经典的表达。也正是基于这番宏论，我断言，荀子不是儒家，而是法家。在这段话中，荀子高声宣布，天已经死了。因此，人根本用不着敬畏天。相反，现在，人在天之上。人就是这个世界上的至高无上者，没有任何东西在人之上。这个时候，天就根本没有自己的性、自己的自然的物，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任意利用、支配、改造乃至毁灭天。

有些皇帝确实遵循了荀子的教导，尤其是历史上的暴君们。他们最喜欢人定胜天的宏大工程，比如，秦始皇开凿运河，又比如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今天，人们总把大运河当成一项伟大功绩来颂扬。大运河当然曾经发挥过一定经济社会功用，但是，它的开凿对中国的水系生态也造成严重破坏。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用翔实的资料说明，唐宋以后黄淮地区水患频仍，与此有直接关系。它所造成的损害远远超过人们从中得到的些许收益，到今天，它的大多数河段不能使用。

人定胜天真正成为国家哲学，还是在上个世纪中期。那个时候，从上到下弥漫着一种改造自然的冲动，这样的冲动没有任何约束，人决心把自己的绝对意志强加于自然。一方面，人们利用现代技术疯狂地开采自然资源，另一方面，按照人的意志，通常就是官的意志，对自然的生态进行颠覆性的改造。比如，全国各地兴建了无数大大小小的水库。

恰好，前一阵，我与一位长期关注西北地区生态问题的资深记者做过一个电视节目，他告诉我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曾经，新疆、甘肃等地的人均水资源量是全国最高的。但是，随着大量水库的兴建，水资源迅速枯竭。原因很简单：这些水库就是个大蒸发盆。前一阵陕西渭南市政府制造的禁书案，也引发人们对三门峡水库的关注。这个水库曾经被当成人定胜天的典范，但它从一建成，就陷入无法正常运作的困境。至于诸多调水工程，其运转结果也令人失望。比如，媒体曾经大张旗鼓地宣传过的引黄济青工程，现在基本上废弃了。

古人的技术能力相对有限，也因此，古人很多利用自己的措施比较审慎、节制，形成敬天的心态。现代科学助长了人的傲慢。有人以为，给我一台计算机，再给我几百亿、几千亿元，我就可以把长江水引到北京，就可以把渤海水引到新疆，也可以在喜玛拉雅上上炸开一个大口子，更可以让水变成油，也可以规划一个国家的最佳生育率。

当然，凡此种种努力，最终无不以失败告终。哈耶克曾经说过，理性的自负最终必然通往对理性的背叛。对人的能力的迷信必然遮蔽人的理性，对科学、对工程技术的迷信也必然偏离科学精神。现在这个人身上只有无尽的欲望和狂乱的意志。这个时候，人当然不会去探究自然之理，而是狂暴地变乱自然。但是，自然就是自然，它决不会屈服于人，而是会坚持自己之性，而对变乱自然者予以报复。

如果我们要利用好自然，就当有敬畏之心。敬畏之心既是科学的前提，其实，它也是优良治理的前提。国民与统治者没有敬畏之心，法治、民主都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