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面临的水资源问题表明：水，正在从“可再生资源”转化为“不可再生资源”

在资源经济学分析框架里，诸如水、空气、鱼群、森林这类资源，叫做“可再生资源”，与诸如矿产、能源、资本品这类“不可再生资源”相对而立。根据资源的可再生性与不可再生性，资源经济学提供了不同的分析方法和定价准则。

然而，一个基本问题是：如何判断一项资源是“可再生的”或“不可再生的”呢？在这个问题上，经济学家无话可说，他们依赖于工程技术人员的计算。例如，根据历史统计资料，建立所考虑的资源的“年获取量”与“总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如果获取量保持不变但总存量随时间逐渐递减，就说该资源是“不可再生”的。否则，就是“可再生”的。

这样一种基于工程学的资源分类方法，不仅不符合经济学原则，而且不适应目前我们遇到的资源经济学问题。事实上，中国目前面临的水资源问题表明：水，正在从“可再生资源”转化为“不可再生资源”。

当然，水荒的挑战也给中国经济学家提供了机会：发展更普适的资源经济学分析框架，为可再生资源与不可再生资源之间的相互转化提供经济学根据。

价格理论告诉我们，当某种资源的价格严重低于一般均衡水平时，便发生资源的浪费。只要资源浪费的速率足够高，资源就会从“可再生的”转化为“不可再生的”。在农业时代，我们知道，“免费”程度最高的物品，典型如“空气”，价格长期保持为零。可是，在工业时代，当汽车和其他类型的污染达到足够高的速率之后，在任何都市地区，新鲜空气都不再是免费的了，它正在被耗尽。我注意到，在北京之前，温州和杭州实行了水的差别定价政策——超过每日生活基本用水量的那部分用水，按照两倍和四倍递增付费。由于水表的普及和敷设水网的高昂费用，这一差别定价是行之有效的。但是，用水的大户是工业部门。由于经济政治利益以及历史因素的纠缠，我很怀疑，差别定价政策是否能够使工业用水达到帕累托有效率的配置。

价格理论还告诉我们，如果某种资源的产权是公有的，那么，只要维护公有产权的费用足够高并且私人在这一公共领域内“追租”的费用足够低，就总会发生类似“公地悲剧”的那种掠夺效应，最终，足以把该资源的经济价值完全耗尽。眼下正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一种“公地悲剧”，是私人停车位对小区人行道和绿地的随意侵占。我注意到，只有极少数的小区管理者懂得把停车位的价格（即土地资源的“获取”价格）提高到足以抑制“公地悲剧”的水平。

第三项效率原理，来自资源经济学，那就是“替代资源”的开发常常足以阻碍被替代的资源从“可再生的”转化为“不可再生的”。例如，夏威夷政府实行的旨在缓解淡水稀缺的主要政策之一，是推动“海水淡化处理”的研发。当居民用水价格上升到海水淡化价格附近时，资源替代效应便逐渐强化，从而避免了岛上天然淡水的耗尽。这一原理可以适当拓广至制度层面，例如，具有不同资源利用效率的城市供水系统和供水制度之间的替代效应，通过制度竞争，可以缓解水资源的耗尽过程。有了电信“多网竞争”的成功经验，我们是否应当允许敷设多重水网呢？这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最后一项效率原理，虽然不是直接来自价格理论，也不妨看做是后者的未经证明的拓广。那就是，我在过去几年内多次介绍的“梯伯特定理”。粗略而言，它告诉我们：假设自由移民，假设各地政府以各自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吸引最大多数选民的支持，假如自然资源和商品的市场是完全竞争的，那么，可能存在着一般均衡使得每一地区的政策对于该地居民而言是“最优”的，而且资源配置是帕累托有效率的。

例如，近年以来，北京市与河北省关于拒马河的用水问题发生了冲突。这一冲突的实质，我认为，不在于水权交易和定价问题，而在于拒马河流域的居民是否有移居北京市的权利。当居民没有自由迁徙的权利时，梯伯特定理失效。

总之，面对“水荒”，我们的政府应当拓宽思路，不要局限于传统的计划经济思维方式，不要陷入理性设计的狂想症，不要动辄就大兴水利工程，甚至要炸喜马拉雅山引雪水至北方诸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