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研究所十五年多的时间里，我拜钱先生所赐可谓多矣。有问必答，有惑必解。我第一次感受到钱先生对我的关怀，则是他对我的批评。我到所不久，就跟新入所的几位同事，被分配去给木工李师傅当帮手，干体力活。闲时我不是逛故宫，游颐和园，便是到玉渊潭去游泳。有一天，专心致志钻研古书，很得钱先生器重的王水照兄悄悄对我说，钱先生得知我花很多时间到老远去游泳，说为何不抓紧时间看点书？我闻言，一则以愧，一则以喜。
“文革”百无一是，但兵营式的生活，却大大拉近了文学所上下级之间，老中青之间的距离。工宣队进驻伊始，便要全所员工住进办公室，按连队编制分配房间。我被分配跟钱先生等八九个人同处一室。下垫砖块，高不盈尺的木板床，从南到北不障不隔地紧挨着。室友们只能从床尾上下床铺，三餐亦各端着碗坐在床尾吃。谁个胃口好，谁个精神欠佳，无不有目共睹。夜间谁个说梦话，谁个打呼噜，也无不有耳皆闻。钱先生开头显得很拘谨，但很快便处之泰然，有时大家说笑打闹，他也加入。
1969年11月，中央要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全体成员“一锅端”到河南办五七干校，文学所抽调一批人组成先遣队，钱先生和我均榜上有名。
我们接掌了当地一劳改农场，我被分配去饲养一群水牛，钱先生和吴晓铃先生则被分配去烧锅炉。没几天，一军宣队队员对大家说，劳动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有个社员对我说：“你们那两个烧锅炉的，一定不简单。”问他何以见得？回答说：“他们拣煤核时，手上戴的是一副羊皮手套。”
其实，钱、吴二先生是很入境随俗的，干校迁往息县后，钱、吴二先生一起负责看管农具，夏日，他们齐光着膀子，很快全被晒成了黑面书生。到息县不久，我也被定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并隔离审查，大约由于同病相怜吧，我们这一大批“五·一六”分子，与钱、吴等十几位“反动学术权威”，因同被专政，便由共患难，而暗中相濡以沫，大大加深了彼此的感情。文学所不知从哪儿弄到了一套理发工具，一把推子，一把剪刀，一把梳子，还有一把钝得刮不动胡子的剃刀。我见蒋和森、杨世伟、张大明诸君，无师自通，替同事们理发，便也跃跃欲试。一向与人为善的孟繁林兄见我想学，便约我彼此以对方的脑袋当试验品，剃好剃坏都认了。没料到钱先生得知后，也要我替他理。我说：“不行，不行，我还没学会，您没看见我替小孟理的那个头，跟狗啃的一样，长的长，短的短。”但钱先生却硬着头皮非要我替他理不可，我也只好硬着头皮，把他那颗里面装的书比文学所图书馆的藏书还要多的脑袋，剃成僧不僧，道不道，叫人惨不忍睹的“五七”头。临走时，他又回过头对我说：“下次还要找你理。”
此时的钱先生，跟往常那位衣着体面、举止儒雅的钱教授已判若两人。杨绛先生在《干校六记》中记道：“干校的默存又黑又瘦，简直换了个样儿。”
运动稍松，臭老九们又故态复萌，纷纷拿出封、资、修的书籍来读。钱先生的床位恰好在可容纳几十人大房间的东头，紧挨北窗的一个角落，光线充足。他从室友那里借到了一部会校会注会评本的《聊斋志异》，他读时发现，该书注释转引的一条资料，颇堪玩味，为他以前所未见。此外，他也拿出由同组王伯祥先生断句，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的厚厚一大册《四库全书总目》来读。此书乃王老所赠，钱先生显然早已读过，因为许多书页上都留有他的眉批。有位室友曾把此书借去，专要抄录钱先生的眉批，他也欣然允诺。
许多文章都认为钱先生恃才傲物，更有人说：“若说钱锺书不高傲，那么世间就没有人说得上高傲了。”高傲，不能说一点没有。如对某些享有盛名，又自视甚高，却犯了常识上错误的学者，他批评起来确是语带讽刺，不留情面。而对涉世未深或默默无名的学人，他却宽容得很。对有真才实学，或在学术上能独辟蹊径的学者，他又成了“不解藏人善”的杨敬之，总是乐于推许的。他曾对我夸赞过王伯祥先生治学严谨。有一次在闲聊时，我提及母校复旦大学外文系林同济和葛傅椝两位教授，他也点头称许。在息县干校时，外所一年轻人，给他写了一封英文信，他看后对我说，此人的英语程度相当好。何其芳所长从干校回京后，自学德文，边学边着手翻译海涅的诗。何其芳逝世前几天，钱中文兄和我到协和医院去看望他，他还一再叮咛中文兄下次来时，务必把他一叠海涅诗的译稿捎给他，他可在病榻上修改。何曾向钱先生请教过关于他的译诗。钱先生认为，何学德文不久，但已译得相当准确。从缅怀钱先生诸多文章中，可发现被钱先生赞扬过的人和著作，实多不胜举。
从明港返京后，钱先生暂借学部七号楼一办公室栖身，此楼仅两层，上下层住有十余户文学所同事，每家一间房，门口走廊上各安一台烧蜂窝煤的炉子。钱、杨二先生住在楼下最西头一间。室内有两张书桌，一张面对西墙，光线自南窗入，那是杨先生的书桌。另一张面对东墙，光线自北窗入，那是钱先生的书桌。他跟杨先生自晨至昏，不是伏案写作，便是埋头读书，三年如一日（他们在七号楼那间陋室一住就是三年）。倘不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虚耗掉钱先生许多岁月，他极可能会写出另一部像《管锥编》那样“万牛回首丘山重”的旷世奇书来。
那时，我和拙荆所住的房间，恰在钱先生房间的正上方，仅隔一楼板，我常进入钱、杨先生的房间，报告些小道消息，钱先生偶亦上楼和我闲聊。跟钱、杨二先生毗邻而居，乃人生一大快事。他们亦极得邻居的敬重。那时各家的早餐多到食堂去买，时值食品供应紧缺，食堂早餐总是稀饭、馒头、卤菜这“老三样”。偶尔限量供应油饼、豆浆，此时，一家闻讯，必奔走相告，也总不忘提醒杨先生赶紧去排队。
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七号楼西山墙被震裂，七号楼居民纷纷到空旷处搭塑料棚居住。院部要钱、杨二先生和一些老弱的同事转移到大食堂，因为食堂大屋顶是用拱形铅皮连接而成的，不易坍塌。但钱、杨二先生去没多久，又溜回七号楼。有一天，钱先生见我回房取物，也跟着上楼。我郑重其事地对他说：“七号楼已成危楼，千万要到食堂或防震棚去住，等到震情解除了再回来。”我指着南墙一条从我们房间直延伸到他们房间的长长裂缝让他看。谁知他竟满不在乎地说：“不用怕，那是原来就有的裂缝。季康曾经用薄纸条把裂缝封住，几次余震，那裂口都原缝不动。”他还特别加一句：“不是‘原封不动’，是‘原缝不动’。”
钱先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时，宠辱不惊，遇到特大地震，亦临危不惧。人言“疾风知劲草”，危难临头时，实最能显出一个人的真本色。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原研究人员、旅澳学者）
人物档案：
钱钟书先生（1910年11月21日—1998年12月19日），字默存，江苏无锡人。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 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留学英国牛津大学。后长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曾任副院长。著有长篇小说《围城》、学术著作《管锥编》、《谈艺录》、《七缀集》、《宋诗选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