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舆论的主导者，从传媒评论家到各种机构的发言人，大多是要讲道理的（至少要摆出讲道理的样子）。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时下的“意见领袖”常常诉诸两套不同的道理——“中国国情论”与“国际惯例论”；前者立足于本国历史文化、政治经济以及社会风俗民情的特殊性，后者依据当今世界广泛通行的规则与实践。两种道理各有千秋，彼此竞争或能互见长短，于活跃思想不无裨益。但还有更强劲的论者，擅长在两种道理之间自由穿梭，援引国际惯例时冠冕堂皇，一旦讲不通就转向国情论，也振振有词。时而“国际”时而“国情”，不是国际就是国情，人间万事一网打尽，无往而不胜。

比如，在房价问题的讨论中，有房产界权威人士语出“雷人”：“年轻人就应该买不起房子。”因为有“国际惯例”支持——据说在发达国家，几乎没有30岁以下的年轻人能购买房产。但他完全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在所谓发达国家，一幢普通单体别墅的价格，大约相当于一个大学毕业生就业后五年到十年的收入总和。相比之下，中国的大学生需要多少年？你不时会收到那些房地产广告短信，通告某套房子“仅售”多少万元，你仅用小学算术就会发现，这个价格“仅”是你30年到60年的工资总和。若是拿这样的事实来反问权威人士，他大约会告诉你：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有自己特殊的国情。

国内柴油汽油价格上升引发不少争议，当然可以用节能环保的理由来支持成品油大幅涨价，笔者本人会赞同这种理由（条件是，附加收益必须正当地、透明地用于公共事业）。但也有相关领导从“市场机制”的角度来论证。当国际油价从每桶80美元涨到147美元的时候，支持涨价的理由是“要进一步与国际市场接轨”；而后来当国际油价从147美元跌到50美元时，维持高价的理由又变成了“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什么价格都与国际接轨，这不太现实”。于是总是有理，永远有理。

从理论上说，笔者赞赏“普遍理论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努力。中国在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如何辩证地处理国情与国际惯例的关系，是一个真实的、具有挑战性的问题，需要以巨大的勇气、诚实和智慧去面对。但总在两种道理之间左右逢源，为自我合理而任意取舍，“辩证法”就可能沦为“变戏法”。“戏法”可能越变越熟练，但从不会让人心悦诚服。

更为复杂的情况，是最近有关互联网监管问题的讨论。许多论者同时以两种理由为监管辩护：一方面，中国的网络管理与国际通行惯例大体一致；另一方面，中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网络监管的具体内容和尺度应当遵循本国特定的法律和规章。这似乎是“相同论”与“特殊论”的完美综合。然而，从逻辑上说，“相同”加上“特殊”就是总体，而没有任何事物能逃得出总体，两者综合相加当然可以包打天下，解释一切。换言之，任何一个人类社会（无论其言论和资讯自由状况如何），都可以用这类“综合论”为任何尺度的监管控制辩护。但是，如果仅仅诉诸这种原则性的辩护，那么自由开放的程度差异就无从谈起，我们甚至无法由此论证中国对言论与资讯的管理比30年前更为合理或进步。

就原则言，谁都知道，没有任何国家的言论和资讯会享有无限制的绝对自由。英国思想家约翰·洛克早就言明，自由并不是放任，没有法律也就没有自由。所以，根本问题从来不是“要不要规则”或“应不应当监管”，而是在于“监管什么”和“如何监管”。事关国情和国民，那么具体限制什么和监管什么，是否应当进入公共审议的程序？暂且不用去理会外国人如何说三道四，但我们本国公众对此是否有正当的“知情权”？

“国际电影资料库”（IMDB）是电影专业研究者和众多影迷所钟爱的免费网络资源，却在不久前被“屏蔽”了。这似乎无法用“国际惯例”来解释，但可以用“国情”来解释吗？一个电影手册指南性质的资料库，在什么意义上会涉嫌淫秽色情、颠覆政府或种族仇恨？

在我看来，绝大多数网友不赞同绝对的自由放任，也愿意接受合理的规则与必要的监管。但作为公民，我们有正当的权利要求公开的解释和论证。否则，监管者就是武断地假设了自己在道德上和智力上优越于公众，这不仅是粗暴的羞辱，而且本身涉嫌公权的滥用。长此以往，会造成破坏社会和谐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