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然在解放后认识了李达同志,但只限于在公开场合的几次一般交往。我对他的了解,大都是由间接的渠道得来。但是,有些事情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使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李达同志是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一)只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在任何情况下坚持马克思主义
1947年9月,我应聘到武汉大学讲授社会学,根据当时我的思想状况和当时形势,我觉得自己完全有责任给学生介绍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尽可能引导他们按照人民利益的需要走上正途。但是,在当时白色恐怖极其严重、马列著作难找而且即使找到也不能公开、自己这方面知识又很贫乏的情形下,介绍马克思主义知识,谈何容易!不过,我总在想办法、等机会。
大约是1948年初的一天,我到汉口车站路一家旧书店去看书,偶然发现一本李达著《社会学大纲》,翻开阅读一阵,不禁喜出望外。原来,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一本书,书名虽题为《社会学大纲》,而内容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李达同志这办法实在太好了!因为列宁认为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是科学的社会学,把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的书称为《社会学大纲》,是名副其实。不过,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学术界一般说没有这种知识,他们只知道从欧、美引进的孔德一系的社会学,这种社会学无害甚至于有利国民党的统治,所以书名叫《社会学大纲》,就可以找机会走进大学的课堂和图书馆。我想,李达同志这部书虽然是根据当时特定环境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妙法,但也好像是为我当时的需要而写的。我把这本书买了回来,后来又促使法学院图书馆买了五六部。于是,我不动声色地将这部书列为选修社会学的学生的必读参考书,并规定为期终考试的部分内容。这样,选修社会学的150多个学生就非读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
不久,便有少数学生反对我的这种做法,他们反对的理由是功课重,没时间读这一大套参考书。但是,反对的只是那些平日反对进步学运的学生。我硬着头皮顶住了。但到期终考试时,他们来势汹汹,闹着要罢考。我泰然自若地坚持不让步。后来在进步同学的支持下,他们只好老老实实地参加考试,还不得不答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问题。
这件事,不仅使我初步系统地涉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还进一步坚定了我对马列主义必胜的信心,为我后来参加武汉地下市委领导的地下工作鼓了气。
这件事,还促使我进一步了解李达同志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非凡事迹。后来我才逐渐知道,自从1919年起直到他逝世为止,他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举例说吧,1920年他主编党的秘密刊物《共产党》月刊,一个小小亭子间就是编辑部,文稿随时有被查抄没收的危险,经费没有保证,最困难时他一个人要担负起从写稿到发行的全部工作。1923年上半年,他因与陈独秀意见不合而脱党,但仍继续受毛泽东同志之托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并主编《新时代》月刊,宣传马列主义,培养党的干部。同年11月,湖南自修大学和《新时代》被军阀赵恒惕封闭,他到湖南公立政法学校任教,讲授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并将讲稿于1926年以《现代社会学》为名出版。1927年“马日事变”后,他受到通缉,潜往上海避居在法租界一个偏僻的弄堂里,虽然家中有时被不速之客骚扰、抄家,但他仍夜以继日地撰写、翻译马克思主义文章,还与友人创办昆仑书店,出版进步书籍。有一次到暨南大学讲课,竟遭特务殴打,右上臂骨折,出医院后他每天早晨持一竹竿练习上举,并对家人说:反动派想打断我的右臂,让我不能拿笔,放下宣传马列武器,办不到! 1932至1937年,他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下,在北平各大学一面运用各种课程宣传马克思主义,一面猛烈抨击蒋政权的卖国投降政策,并于1937年5月在上海自费秘密出版了《社会学大纲》。1941年他在中山大学任教时,因坚持宣传马列主义,被国民党教育部电令解聘,失业后回乡困居,曾遭日寇搜捕,几死于荒山之中。但1947年初经地下党组织介绍到湖南大学任教时,他仍然是个铮铮铁骨的马克思主义者。学校当局为了不让他宣传马克思主义,分配他一门新课———法理学,使他来不及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编新教材。为此,他一个暑假没离开过板凳,屁股都坐烂了,不能坐凳子,用扁担当凳子坐着继续写,终于写成了一本马克思主义的《法理学大纲》。
解放前夕,李达同志应邀到北平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毛主席百忙中在家里热情地接待了他,两人长谈一夜,并留他在自己床上歇宿。主席还告诉他:虽然早年离开党组织是个错误,但20余年来坚持马列主义阵地,可以重新入党,不要候补期,自己愿意作他的历史证明人。这样,李达同志很快就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自此以后,毛主席对他在生活上、工作上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不过,这种非常的知遇之恩,并没有使他忘记马克思主义的原则。1958年夏天,毛主席支持了湖北省鄂城县委“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个错误口号,李达同志便与他争论得面红耳赤,终于使毛主席承认了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1961年,他回自己家乡实地考察后,向湖南省委和中央写了报告,认为1959年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上提出的意见是对的。1962年冬,他患脑溢血和心力衰竭病,经抢救才转危为安,医生对他严重警告,不能再写东西。但他“阳奉阴违”,仍然艰难地继续撰写《唯物辩证法大纲》。以上举的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我们这里不再举了。结论是:这样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坚持。俗话说,真金不怕火烧,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够经受住各种严峻的考验。
(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
李达同志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发展的科学;要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必须不断地发展马克思主义。1961年,他接受毛主席交给的任务修改出版《社会学大纲》时,感到这本书是20余年前写的,没有概括新的历史经验和研究成果,没有反映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没有反映现代科学的重大成果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没有批判当代错误思潮。因此,虽然年高病多体弱,他仍然决定重写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并在这部计划编写的书的上半部(197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唯物辩证法大纲》)第473页中说:理论认识“只有同实践紧密联系,仔细倾听实践的呼声,才能不断地汲取新的经验,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致停留在原有的地方,变成枯槁的东西”。
“文化大革命”中,使我极大震动并留下极深印象的是李达同志反对“顶峰”论的事迹,更是他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不断发展”这一论点的鲜明标志。实际上,无论从理论上或实践上,对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这早已是非常明确的问题,只有那些“为稻粱谋”而著书为文、那些知识贫乏而又刚愎自用、那些随风倒、那些以权力代替真理的假马克思主义者,才会拘泥于经典作家在某些特定时间、地点做出的个别论断。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纪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马克思1842年在致达·奥本海姆信中也说过同样道理的话:“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有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列宁也强调这个道理,“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
马克思、恩格斯还非常担心后代人把他们的学说当作教条。马克思说,“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恩格斯说,谁要是想“猎取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猎取真正的、根本不变的真理,那么他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除非是一些陈词滥调和老生常谈”。由此可见,经典作家们说得非常明白,他们的学说是需要不断发展的。从实践上看也是如此。现在我们回顾一下,当教条主义在我国盛行、一直发展到“两个凡是论”的那一段日子里,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从1958到1978年的20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整整20年,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这样建设社会主义显然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原理的。是邓小平同志否定了“两个凡是论”,提倡并领导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国的经济发展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所以我们说,坚决而忠诚地服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李达同志是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前面我们已经提了一下李达同志是一位威武不屈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战士,这里再专门谈一谈他在这方面的突出表现。
为什么我们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呢?我想这主要是因为:所谓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乃是这样一种人,他真正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的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为争取全人类幸福前途的思想体系,是一种崇高的理想,是值得志士仁人为之献身并愿意为之献身的事业。李达同志是有这种认识的。当然,他还认识到要实现这种最终目标,首先要争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革命的成功,并愿意为之献身。既然生命都可以献出,还何惧之有!所以,从他1919年献身马克思主义事业起,直到全中国解放的30年间,他面对的是蛮横凶狠的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军阀、拥有中统和军统两大特务系统的蒋政权以及扶蒋反共的美帝国主义,他经受的是驱逐、困厄、失业、疾病、歧视、威胁、殴打以至杀头危险,然而他都等闲视之。这是何等的气魄!
全国解放后,从50年代后期起直到逝世前10余年间,他又面临着强大的极左思潮和“四人帮”的威胁和迫害。然而,除我们前面提到的为彭德怀同志叫屈和对毛泽东同志犯颜直谏外,他还拒绝过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否定过康生的“辩证法只有一条规律”说,抵制过林彪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捷径”论。不过,最能体现李达同志作为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无所畏惧”精神的,还是他抵制“顶峰”论的事迹。“1966年3月,他指着一个印有‘顶峰’提法的材料对他的编书助手说:‘什么顶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发展了吗?这不合乎唯物辩证法嘛!’当时有人提醒他说:‘这是林×××说的呵!’李达同志断然回答说:‘我知道是他说的。不管是哪个说的,不合乎辩证法,我不同意!’”这又是何等气魄!试想,当时有多少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敢于这样无所畏惧地直言不讳地保卫马克思主义呢?说来惭愧,我自己就没这种胆量。这件事后来传出去了,当时炙手可热的康生、林彪都公开点了李达同志的名,李达同志也就戴上了“毛泽东思想的最凶恶的敌人”的帽子。“从1966年5月10日起,李达同志就被‘勒令’停止编书,交代‘罪行’,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6月3日,向全校宣布揪出了一个以李达为头子的‘武大三家村’……接着,各个报纸、电台,连篇累牍地公布李达的‘罪行’,发表‘揭批’李达的文稿;十几万人被组织来武大,‘愤怒声讨’李达。李达同志随时被押到大会小会上去批斗、辱骂、审讯、罚跪。”如果李达不是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也许会由于贪生而一时顶不住,仗着自己与毛泽东的关系,暂时认错,将来有机会再声辩。但他毕竟是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种不堪忍受的摧残、侮辱和折磨下,他丝毫没有屈服,决不‘认罪’。对那种栽诬陷害的‘批斗’,他一条一条地据理驳斥。”最后,他终于被康生和“四人帮”折磨得为马克思主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看,说他的这种业绩“动天地、泣鬼神”也不为过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