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结果应该说是一点都不让清醒者意外，同时又一如既往让很多人希望落空——上周结束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对于近期中国舆论界呼声颇高的政治体制改革着墨甚微，再次提醒外界中国政改欲振乏力的现实。

中国国内学者发现，4800多字的会议公报仅有一处谈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其中既没有操作性，不含具体目标，并且也是老调重弹。与之相对的是，公报指出要“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经改要“大力推进”、政改是“积极稳妥”，明显透露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中国执政党的工作还是经济建设打头，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被视为是急务。

就连会议前为一些媒体看好，可能引发中国国内对经济与社会建设相互关系进行一场重新诠释的概念——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提出的“包容性增长”一词，也没有出现在公报里。对于未来五年的主要目标，公报提出的内容包括“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社会建设明显加强”。虽然它也强调“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但也都是老提法了。

大多政治会议都有独特的时代背景与时代任务，其结论是与会者意志、党内条件以及时代因素互动的结果。十七届五中全会是在这样一个颇微妙的背景下召开：一方面，中国面临的周边形势与国际环境正急遽复杂化，原有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的信号突出;但在另一方面，这又像是没有什么非常具体、直接危机的年代，与过去相比，北京奥运、地震、骚乱、金融危机等大考本届中共领导人都平稳渡过，而且也还累积了一些资本，包括国力上升与财力提高。至少，中国政府是世界上少数几个财力雄厚的政府，社会的动员能力依然强大，控制能力继续有效。

这原本应该是非常适合推进深入改革的时机，却成了最缺乏改革条件的时候。由于压力与短期危机不强烈，所以体制内的高层，以及广泛的社会精英缺乏启动深刻调整的强大动力。从利益的角度说，过去几十年里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是释放社会各成员以及地方政府、干部集团的活力，让他们都成为追求经济增长的积极分子。在游戏规则快速变化的转型初期，一些人凭借机遇、冒险精神、权力与规则缺陷等因素实现了自我富裕，如今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包括干部与社会精英)富起来了，他们的想法是接着富下去。一些曾经是支持改革的力量，成了抵制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

由于国家总体经济还在以双位数左右的速度增长，就算是社会最底层人士，他们的收入也在增长，生活质量也还在改善，所以社会上的群体性事件虽然此起彼伏，但是出现动荡的危险并不高。与此同时，底层群体的收入增长率长期明显落后于中产阶层，社会贫富差距在不断扩大与固化，根据世行的一项“增长归属曲线”调查，在1990年到1999年间，中国只有最富有的20%居民的收入增长超过全国平均增长线，换言之，其余80%居民收入都低于全国平均增长线，属于“被增长”。

研究“包容性增长”概念的经济学家指出，包容性增长的核心是倡导人人机会平等，通过转移支付或订立最低收入标准，是难以达到增长的“包容”与“共享”目标。这就需要进一步推进制度改革，尤其要改变政府职能，限制行政部门唯GDP至上的牟利倾向。

最终，“包容性增长”的概念并没有出现在公报里，而在本次全会前中国总理温家宝多次提起、中国媒体议论的政改议程，在公报中也没有被突出。过去一两个月里，政改话题经历了一次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过程，在五中全会后，政改胶着的现状依然如旧。

哈佛大学的中国专家裴敏欣几年前著书分析说，中国正陷入转型困境;北京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孙立平则是尖锐地指出，中国所面对的最大威胁不是社会动荡，是社会溃败。两人从不同角度描述了同一个现象：进一步的改革与转型陷入困境，社会利益格局固化，虽然离开最初的革命理想还有明显距离，却已没有力量深入调整与大踏步前进。

转型困境、政改乏力是一种慢性病，在缺乏眼前危机的情况下，变革的阻力远大于动力，而原来的问题继续积累。五中全会共进行了四天，外界只能期盼在对外宣布的公报外，中央委员在闭门会议中也对政改做出了规划。虽然，在多次希望落空后，知识界其实已不敢再抱有太大希望，这种沮丧感，是另一种让人不安的溃败前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