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有种意见认为，中国改革是典型的政府导向型改革，是以政府领导人的指导思想变化和政府部门政策调整为基础的一个逐步展开和深入的人为设计的自上而下的发展过程。但另一种意见则主张，改革的发起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本身的运动，社会现实就是改革发生和发展的原创力所在；而政府领导人的指导思想变化和政府部门的政策调整，大都属于被动被迫的反应。易言之，中国改革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

这样两种意见显然是相互对立的，前者强调改革的政府主动行为特点，而后者强调政府行为的被动性特色；如果说前者以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领导人变化所带来的观念变化和政策方针的改变作为改革发动的起点，那么，后者就是强调社会自身运动，既包括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所引发的社会冲突，又包括社会大众以自己的方式解决生存问题而实际形成的创议性行动，才是改革的真正起点。然而，从另一个面向言之，这两种对立的意见在一个特定问题上又是同一的：它们都没有否认政府在改革中的突出作用，尽管对于这种作用的发生时间和发生过程有不同的理解，它们至少实际上都主张在改革的特定发展阶段上，政府的政策和行为是改革发展的关键因素。而在这里，显然又引发出另一种值得探讨的问题，在我们看来，这两种意见实际上都不加分辨地主张，政府是有理性的，不仅如此，在整个改革进程中，无论是主动地还是被动地，无论是先机而发还是因势利导，政府也都表现出充分的理性；同时，这样两种意见实际上还不加分辨地确认，改革的结果，不论是政府主动发起的措施还是政府被动采纳的主张，都是经由政府的政策调整或新式制度的创设而得到确定，因而也单面性地体现了政府理性的结果。

对上述两种意见的分析在逻辑上就提示了一个新的认识前提，这包括有这样一些基本含义：第一、中国改革进程，无论是在其悄然的发起阶段还是在目前艰难的深入时期，显然是一种多元力量参与的复杂互动过程，单面性地强调社会自身的运动或政府主动的导向都不可能圆满解释中国改革；第二、参与中国改革的多元力量，特别是政府一方，当然是有其特定的理性的，确切地说，政府政策是依据其理性判断而采取的或调整的，但其最后结果未必就是这种理性的直接结果；第三、基于上述两点，还可以合乎逻辑地认定，中国改革作为一个持续漫长而又变化剧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本身会发生变化，其面对的社会也会发生变化；改革在其发展过程中会生发出在改革之初全然未曾出现的新的因素，换句话说，改革会在相当程度上创生出自我强化和自我运行的新的机制。

基于这样的前提，“市民社会”理论所提示的研究视角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尽管对于市民社会概念本身，学界还有着诸多争议；对于这样一个概念能否用于中国场景，学界的意见更加分歧。但市民社会理论所指出的方向仍然是具有足够的启发意义。作为一个用以刻划与市场经济发展相伴生的多元的社会互动和相对于国家而日渐独立和自主的社会自组织现象的分析概念，市民社会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特别适用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现实。就改革进程的国家维度而言，由过去“全权性国家”向多元力量国家的转型既是改革开放的逻辑结果，又是目前乃至相当一个时期内中国社会变迁的基本特征；而就社会维度而言，改革在国家经济体制和法律制度方面所导致的变化实质上促生了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的市民社会的逐渐形成。由此，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形成了特定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国家逐步放弃或实际退出了某些领域而在相当程度上交由市民社会自行管理，在国家有意扶持下逐渐生长起来的市民社会开始拥有自己的空间；另一方面，市民社会日渐获得自身的独立与自主，特别是经由各种手段争取扩大自身的生存空间并开始有意识地与国家讨价还价以进一步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这种互动关系对于我们理解改革和改革所引起的变化带来了新的向度：新生的市民社会在“改革了的”制度安排中且与这些制度安排继续互动不仅以结构性的力量进一步强化了改革原有的“自下而上”的特征，而且使既有的改革范围扩展到原本未设定改革的某些领域或某些方面；“改革了的”国家出于各种原因而创设的新制度安排不仅生发出与其创设原意不尽相同的后果而且不得不继续考虑和着手新的制度安排，同时，其社会治理技术也不得不在这样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发生变化，结果就是国家自身的改革合乎逻辑地持续下去了。

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观察中国现实，我们可以发现，在那些原本未设定改革的领域中，由既有改革所引发的一个最为重要的非意图的扩展领域无疑就是国家对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垄断领域。众所周知，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国家治理社会所依凭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制度性安排即是对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国家垄断，包括意识形态的支配性安排，以及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之上且为了维持这一制度性安排而采用的管制技术。而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与市民社会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对这一制度及其管制技术的冲击，可以说构成了中国社会转型研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个案，进而也为我们验证前述理论认识提供了一个极其宝贵的研究机会和场域。

这实际上也为我们的研究给出了特殊的限定，由此出发，我们选择改革开放以后新兴的民营书店作为研究对象，这是因为在个体书摊和私营书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民营书店以其更大的经营规模和更加自觉的经营意图而在其经营过程中成为与国家既有制度安排和治理技术发生互动最为直接和频繁的新型组织实体，而民营书店在这样的互动过程中使自己超出了经济角色而成为市民社会的特殊构成成分，因此民营书店成为我们有着特殊限定的研究的最佳对象。而在对民营书店的实际研究过程中，我们试图探讨：第一、改革开放背景下市民社会是如何生长起来的；第二、这种市民社会与国家互动所导致的“未意图扩展”的发生和发展过程，第三、国家在原本未设定改革的领域中是如何出现最为重要的制度安排及其治理技术的变化的。

由于时间和资源的限制，我们着重以北京的三家民营书店－－万圣书店、风入松书店和国林风书店为个案展开研究。就此而论，本项目研究属于经验性的个案研究。尽管个案研究所得到的结论具有特定的限制性，但从本项目研究所设定的目的而言，个案研究既可以为我们的理论认识方便地提供事实检测，又可以为我们从中发现新的见解提供事实依据。同时，这三家民营书店又具有特定的典型性因而又具有特定的代表性。其中，万盛书店是成立最早的民营书店，它的经营方式和理念直接推动了另外两家民营书店的出现；而在后二家中，风入松书店是目前读者群体最为稳定和庞大的，而国林风是规模最大和经营最规范的。在这三家书店的影响下，全国各地出现了一大批类似的民营书店，总数达800多家，其中一些或是与这三家书店以各种方式联手经营，或是从这三家书店取得经验而模仿行事。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三家民营书店实际上就是全国范围内诸多此类书店的 “样本”。对于它们的研究显然具有概括意义。

在操作方法上，我们对这三家民营书店的研究交叉使用了实地调查和内容分析的方法。其中，实地调查的主要手段是深度访谈，除对书店的主要负责人进行多次访谈以外，还随机性地对书店的读者进行了询问。对于那些经由实地调查还无法了解的情况如书店的现状和过去、书店与周边环境和外在制度安排的关系等等，我们还附之内容分析，试图从中得到更多的信息。同时，为了对比的需要和调查结果的准确，还选择性地对其他一些民营书店和个体书摊进行了调查和访谈。

作为对这样一个研究的描述和讨论，本文的逻辑结构次序是：第一部分即导论，主要说明本项研究所在的问题领域和理论限定；第二部分则是总结和归纳对这三家民营书店经验调查所得；第三部分是考察中国既有的国家知识治理制度和技术的历史状况，试图为理解改革开放后的变迁建立一个历史性的维面；第四部分是从改革开放的整体过程考察民营书店的出现和发展过程；第五部分着重进行理论上的讨论和概括。最后则是提出若干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二、三个民营书店的初步分析

本项研究所涉及的三家民营书店即万圣书店、风入松书店和国林风书店，其基本情况和发展过程可以大致概括如下：

第一家－－万圣书园

万圣书园于1993年9月创业，同月试营业，10月31日正式开业；最初设址于北三环北京理工大学北墙外，1994年底被铺面房主以三环路开通、房租理应上涨(一次性上涨3倍)为由逐出，被迫迁至北京大学东小门外一胡同内。但但最初创业一年多期间所培养的读者群体仍大力支持，故经营规模不退反进，有逐步发展。加之精心操作，声誉日隆且业绩日增。至1995－97年达到高峰。但此后发现商业经营与文化担当之间不无矛盾和冲突，故于1997年底开始考虑调整经营战略，力图实现管理的规范化和功能的专业化，至1998年3月始正式实施。

至1999年9月，万圣书园已由最初相对单纯的图书经销企业发展成为一个兼营图书经销、同时开办非赢利性的其他文化事业的综合性企业。其旗下计有主要从事商业性经营的广域图书有限责任公司、万圣－东方出版部和正在发展中的网络书店，合作发行文化思想评论类刊物的《学术思想评论》并主办“正则(学术思想)基金”，以及作为公司实在形象而保留的“万圣书园”以及图书邮购杂志《万圣阅读空间》。其现有图书经销店面三处，计北京大学东小门外两处和西单音乐厅内一处，另在重庆有一加盟店，为重庆万圣书园。其他事业如广域，也有单独的办公场所。总括而论，万圣系统总共有营业面积包括库房、办公室和店面在内共计约 4000平米，固定资本达200万人民币，员工60余人，而创业之初仅40 多平米店面、员工4人，资本30万。

第二家－－风入松书店

风入松书店于1995年10月挂牌营业，初设于北京大学南大门与南小门之间的一面铺房内，注册资金10万人民币，由创业者共同投资建成，面积40平米，员工2人。三个月后的1996年1月，北大“推倒南墙闹革命”，所谓“资源楼”建成，风入松迁入西侧地下室至今。当时，重新注册资金为50万元人民币。营业面积860平米，另有库房600平米。1997－98年上半年高峰时有员工80人，现仍有50多人。自办《风入松书苑》以联系读者。

经营者苦心经营，初时从各出版社趸来累年积压之学术著作，并有大批新版学术著作上架，一时规模在京城无出其右者。加之临街邻校，地点绝佳，一时读者日众，声誉雀起，迅速在1996年当年至1997年上半年达致高峰，并奠定直至今日发展之基础。挟初战之胜，风入松力图扩大经营，先于1997年初在西直门开设一批发店；后又于1997年5月借京城最大的书店－－王府井新华书店拆除以建新店的空挡，在王府井开设风入松分号，意图吸引原新华书店的读者群以扩大自己的实力。但风入松刚刚形成的经营方针、经验、风格与品位显然无法适应原流动性、随意性读者群之需求，虽在上架书内增加少儿读物和生活类图书，但仍无法取得实效。在蒙受经济损失之后，于1998年8月毅然撤出。但业主心有未甘，又借海淀图书城第二期扩建工程竣工之机会，于同年8月底在“昊海楼”开辟新店 “文浩分店”，并有在未来将经营重心迁移此地之计划。意图通过商家集中的促销作用，扩大经营。开店之初，因大部图书由原王府井分号搬来之书的原故，且有迅速打出品牌的考虑。公开宣布大幅削价出售图书。渠料此举遭到其楼上经营的另一民营书店“国林风书店”及其他小型书店的强力反对，且与国林风书店发生舆论战。同时，书店物流方式决定了新版学术书籍大都从总店配发而来，因而在文浩分店上架速度稍嫌缓慢，结果经营效果不尽理想。

1999年初调整经营方针，关闭位于西直门的文源分店和昊海楼的文浩分店而专营风入松本店。

第三家－－国林风书店

国林风图书有限公司于1997年5月开业。因其得到国风公司的支持，故一开始便以大规模的资本投入在海淀图书城二期工程所建的经营大楼中独家承租了整个地下室，面积1300平方米，上架图书4万种左右。另有两处库房，面积近300平米；员工50人。1999年5月开始出版《国林风》月刊，迄今已发三期。

较之于另两家民营书店，国林风显然有更强的经济实力，同时由于国风公司旗下广告公司的介入，整个店容有更加统一的设计，工作人员身着统一的经营服，服务态度热情、规范，显然接受过专门的训练。

按照国林风自己的定位，它是一家侧重于人文社科类的综合性图书经销中心。因此，较之于另两家书店，国林风的上架售书目录更加广泛，其中主要增加了文艺类图书和相当数量的电子计算机类图书。

与另两家相类似的是，国林风也试图建立与读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其手段基本类似，如发放“书友卡”，发行月刊等等。

上述三家民营书店虽各有特色，但比较而言，其间的共同点远多于且大于相异点。概括言之，它们之间的共同之处主要在于：一是对自身的定位有明确的意识和把握，并且试图突出自身的文化色彩；二是追求与读者之间建立长期、稳定和密切的联系，试图在影响读者口味和购书偏好方面能够发挥作用。三是有意识地、在可能的条件下与国家业务主管部门建立良好的互动。凡此种种使得这三家民营书店不同于其他书店而独树一帜。

而在全国范围内，此类书店还有很多，其中名声较大者有北京的席殊书屋、上海的“季风”书店和贵州的“西西弗”书店等。它们之间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和往来。例如1997年春节期间，由上述三家民营书店牵头，在北京丰台宾馆举办了一次春节招待会，除近百家出版社派出代表以外，还有近百家民营书店代表和个体书商共2000多人参加。民营书店业如此规模的聚会是空前绝后的，一时传为京城佳话。在这种联系在基础上，业内人士也大都在谈论组成特殊的联谊组织，只是由于政府的态度尚不明朗才暂时搁置下来。但可以预期的是，在未来几年内，这一类型的联合组织必将以某种形式出现。

三、1949年以后国家对于知识治理制度的建构

任何国家都会试图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意图、经由各种手段和机构对整个社会进行特定指向的政治社会化，其目的是通过这一政治社会化过程使特定的政治意识内化为其公民的自觉的行为规范，从而营建出一种能够维系和巩固自身统治的政治文化；其结果不仅是使自身的合法性权威得到普遍的承认和接受，而且是降低社会统治成本而达到有利于自己的社会稳定。而这样一个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国家对于知识生产过程的控制和治理过程。这是因为，国家所采取的政治社会化措施，从根本上说，则是创设这样一种知识治理制度，其中包括积极与消极或进攻与防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使体现自己意图或合乎自己意图的政治理念主宰知识的生产者和生产场所，透过特定的制度性安排便利经由这样生产者在这样的生产场所而生产出来的知识向社会大众的传播和散布；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遏止不利于自身统治之合法性基础的知识生产者的生产活动，封杀一切可能的这种损伤性乃至颠复性知识的传播和散布。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国家治理社会所依凭的重要的制度性安排之一即是对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治理。如何建立以及建立什么样的知识治理制度成为国家机构建设(state-making)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这样的知识治理制度在实践中的功效以及国家对此所做的调适和变革也相应成为国家机构发展的重要环节。

但是，知识治理制度的样式和功效并非一厢情愿地取决于国家领导者的意志和决心，尽管这一意志和决心在知识治理制度的建构和运作过程有着相当关键性的作用。考察1949年前后的中国，我们可以发现在特定的经济制度下，国家可以动用的资源，包括经济物质资源和制度性资源，以及动用资源的方式往往会对知识治理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1949年以前的旧中国，国家机构对于知识治理制度难以乃至根本无法实现一体化的建构。这一方面是由于城市自由市场化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格局使得国家无法包办和全面管制包括教育机构、研究机构和出版发行机构在内的知识生产和再生产体系，与此相应的则是在政治上无法确立实行全面和严密的控制。尽管出于对政治反对派的遏制需要，国家建立了新闻检查官制度并规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对图书和报刊实行发证审查和违规关闭的措施；在实际生活中，因政治原因查封刊物、报纸、单纯购销型书店和兼有出版业务的书店的个案时有所闻，所见不鲜。但最终结果却往往是名存实废，被查禁者往往会在此后不久即以其他名义或名目重新问世，而违规运作也就成为屡禁不止的常见现象。无法建立一体化知识治理制度的另一方面原因则是由于内外沟通无阻的缘故，例如非常住居民可以在华办报办书店，外国报刊图书的进入了无障碍，等等。这更增加了管制的难度：一则是在处理事涉外国人时不能不有所顾忌，二则是国内政治反对派会由此假托名义而行反体制之行为。更遑论长期以来，先有军阀割据，后又有“异党”武装根据地之出现，中华民国的国家治权从未有机会实现真正统一。对于那些处于分离状态下的地理地域之中所存在的知识生产过程，国家根本无从建立任何意义上的治理制度。

而在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情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情形。较之于此前掌握国家权力的政治力量而言，国家领导人显然对上述定义的知识治理制度给予了更高程度的重视和关注，并且以完全自觉的方式开始着手在全国范围内建构和完善相关的治理制度。早在1951年5月，中共即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将所有涉及知识生产过程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的事务，包括广播电视电影戏剧文学艺术报纸报刊书籍出版等待业的大政方针，统一归属为“文教口”，确立了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统一领导的体制，并且提出将过去为着进行战争和反对国民党统治而发动的“突击性”活动转变为由常设性机构所开展的经常性工作。从那时以来，这一体制的基本框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或全国不同级别或政治区划的党的宣传部长会议便成为一种制度性的安排确定下来直至今天。

但更重要的是，此时所建构的知识治理制度立基于一种完全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因而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样式和形态。首先是政治上的完全统一，因而此时的政府政令所到之处无阻无碍；其次是在思想领域有多次政治运动，使任何反对派，即便是思想意识上自认的反对派难以存身；而最后且最重要的则是在经济上通过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过程而消解了过去一向处于自由、至少是半自由状态的知识生产过程，从而在短短的几年之内便建立了全面而又严密的知识治理制度。

这一制度涉及知识生产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从知识生产涉及的人力与物力来考察，可以发现，对于知识生产者个人，国家主要是通过1949年以后直接接办因战乱而停办的原国有教育机构和对一直生存下来的民办教育机构实行包括“关、停、并、转”方式的国有化，而最终在1958年实现了所有教育机构和科研机构的国营化；同时又通过建立作家协会和其他各类协会的方式使过去从事知识生产的其他非教师类自由知识分子改变为有职位约束和单位统属的职业化，从而在典型的社会主义单位体制内实现了对于这些知识生产者的控制。而对于知识生产所不可或缺的物质资源，更由于全面计划体制的实行而轻而易举地全部掌握在国家手中了。从知识生产过程所包括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三个环节来考察，则可以看到，生产的环节，包括作为生产者个人所在学校和研究机构、作为中介者所在的出版社等等，已经改造为“社会主义单位”而实现了国家的有效控制；而在消费和流通两个环节中，流通是国家倾注大力而着重治理的对象，主要途径是将报刊和图书发行销售机构进行全面的改造而使其纳入国家知识治理体系。在这种情况下，知识流通问题的解决也就自然解决了作为下一个环节的消费问题。因此，更确切地说，在知识生产所涉及的物流过程中，国家通过对知识生产和再生产以及知识的传播和流通的控制双重地实现控制和管理。

具体说来，国家在实际建立知识流通和传播的治理制度时，主要采用了两种方式，一是通过公私合营的方式限制、改造，进而取缔了所有私营的书店和书贩，二是以过去根据地的图书发行体制为基础，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从中央直到县一级地方的具有“统购统销”功能的新华书店系统和部分大中城市的中国书店系统。二者在经营范围上有所分工，前者专营新版图书，后者专营古旧图书和二手再流通图书。由此，实际上不仅复盖了所有新知识的传播和流通，实际上也控制了以往知识生产的成果的流通，从而造就了一种对于知识流通的垄断性控制。这是中国不同于其他国家而特有的社会场景。

很明显，相对于其他治理手段而言，对于知识流通和传播环节的控制属于成本较低、管理较易而实效较大的制度。这一方面是在对于整个国家经济体制实行改造的同时完成的，因而较少有政治性阻碍；另一方面又因其表面属于经济事务而非政治举措，因而不会引起过多的关注。所谓实效较大，一是因为通过新华总店的统购功能，所有的正式出版的图书实际上都会经历权力高度集中的再审查(作为正式审查制度的补充)，二是由于其包销功能，能够轻易杜绝并追缴事后发现的所谓“坏书”。因此，直到今天，新华书店的这些功能虽有所减弱，但始终没有完全丧失；而且国家在可能的情况下还通过政策优惠力图继续扶持和发挥这一“主渠道”的功能。

四、改革开放以来以图书流通为核心的知识治理制度的变迁过程

1949年以后所形成的以国家对知识生产过程的全面且周密的控制为特色的知识治理制度开始发生变化，这是在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和在政治上实行相对宽松的开放过程中所发生的。但具体而论，知识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上所发生的变化，其深度、广度和速率并非是划一的。相对而言，在知识的生产者和生产场所一方，开始出现因国家对经济资源的全面控制和垄断的丧失而相应形成了少数自由撰稿人和独立学术研究者以及所谓民办研究所，同时在他们周围又形成了诸多由尚在体制内的正式机构中任职的知识分子参与其间的各种小“圈子”。尽管由于体制的原由，这一变化刚刚开始而未能形成真正的规模效应；尽管图书种类由1978年时的1万种增至90年代中期的9万种，总印数由37亿册增至64亿册，但其中那些在知识界流传较为广泛的图书在相当数量上是由这些独立和自由的撰稿人和学术研究者参与策划和写作的。在知识流通和传播一方，则出现了极端不同的情形。其中，国家对于作为知识生产者与知识流通者中介的出版业始终没有放松控制，反而加强了管治。但与此同时，国家却相对放开了对于纯粹的图书流通业的部分控制。确切地说，国家开始允许个体书摊和民营书店的出现和发展。到目前为止，国营的新华书店系统在全国的销售网络并无大的变化，一直维持在1万2千万网点的数量级上。相反，个体书摊和民营书店在各地却多如牛毛，数不胜数。据不完全统计，仅民营书店在全国各地即有800多家。而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原先那种对于知识传播的垄断性控制的制度安排正在逐步走向消解。

确切地说，对于图书出版行业，国家并未试图进行大的改革，以至于这个行业可以算作是“市场化”程度最低的行业之一。 但就在这个未曾设定改革的领域，由于部分改革所带来的效果及其压力，又由于民营书店的兴起，却造成了实际治理状况的变动。这是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

从整个发展过程来看，以图书流通为核心的知识治理制度的变迁是伴随着个体经营和民营化的出现和发展而日益明朗化的。从1979年开始允许个体户出现以来直至今天，中国的个体经营和民营化发展大体经历了五个阶段。而在其中每一个阶段上，以图书报刊流通业的变迁为核心的知识生产过程变化相应地经历了不同的发展：

第一个阶段是1979年到1982年，属于个体户的重建和恢复时期。在这一阶段，随着第一批个体户的出现，也相应出现了以经营报刊图书为主的个体小商贩即零散活动在街头巷尾的小型个体书摊。这主要是由于过去集中统一经营和计划安排下的新华书店系统布点不完善，销售形式过于死板，无法满足社会对于图书流通的需求。可以说，原有计划体系本身的缺陷以及由其缺陷所导致的一系列弊端为个体书摊的产生准备了客观基础。同时，解决城市人口的就业压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准，在不挠乱国家经济计划总体安排的条件下承认其他所有制形式的经营以所谓“拾遗补缺”的方式存在则是国家在宏观意义上允许包括个体书摊在内的个体户有所发展的基本政策考虑。

第二阶段开始于 1982年年底。这年年底召开的五届人大修订宪法，明确将个体户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而确立了其相应的法律地位之时，因而此后在1983年出现了个体户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因此这一阶段属于向上的持续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个体书摊的数量有较大的增长；特别是在大中城市，个体书摊的分布密度达到了相对较高的程度。但较之于其他经营项目的个体户而言，个体书摊经营规模的发展仍属迟缓之列，主要是因为与之配套的市场条件如一级和二级图书批发市场的形成、有经验的图书流通经营者的成长和大量资金的注入等等尚未能形成规模效应。

第三阶段以1985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为标志。这次全会确定了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思路，提出了“有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因而给个体户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刺激，进而造成了个体户和民营化发展的第二次高峰。由此开始了个体户的稳定发展的新阶段。但对于图书流通领域来说，情况则较为复杂，一方面，由于改革的深入和开放力度的加强，在以高校为首的知识生产场所表现出高度的活跃状态的同时，一大批民营研究机构的出现从根本上动摇了过去那种国家在知识生产领域的垄断和控制，其最初的表现就是“丛书热”的出现，诞生了许多直至今日仍具影响力的丛书，其种类之繁多、题域之广泛和形式之多样为前所未见。这样就为整个图书流通领域提供丰富的知识源流，并且因此极大地推动了个体书摊的繁荣和发展。同时，个体书摊的经营条件也有了明显的改善，在各大中城市第一次出现了新华书店系统以外的相对集中和大型的一级或二级图书批发市场，少部分个体书摊在前一阶段资本积累的基础上开始发展出店堂式经营，还有少部分原国营书店的职工开始以承包方式而实际上个体化地经营原国营书店，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出现了民营书店的雏型。这批民营书店的经营者以其更高的素质和修养，以更多的资本投入开始建立与知识生产者群体的联络网络，甚至开始介入部分图书的策划和写作，进而在部分书店出现了知识分子的“自由沙龙”。但另一方面，特别是因为“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运动的发生和“两个文明一起抓”的口号的提出，使得个体户和民营化的书商经营面临着特定的困难。在制度建构方面，国家开始实行新的治理办法，文化局新设了“特殊经营办公室”，与市场管理有关的各职能部门在中央宣传部和新闻出版署的统一领导下组建了联合的“扫黄打黑办公室”。这一发展趋势因1989年政治风波的发生而达到高峰。因而一批曾卷入这一风波的个体书摊或民营书店被关闭。

第四阶段开始的背景是1989年的政治风波。这次风波为个体户书商和书贩的发展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新困难。但由于谋生手段的相对固定化和前一阶段发展的惯性作用，个体书摊和民营书店的发展，至少在数量方面仍处于相对平缓的状态，尚没有出现大的波折和反复。很快地，由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所激起的又一轮市场经济发展热潮为个体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包括个体书摊和民营书店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因而这一发展进入了新阶段。

第五阶段1993年开始的新阶段在着与此前所有阶段不同的特色。这就是在个体书摊和民营书店的数量反面基本保持不变，特别是在个体书摊的数量甚至有所缩减的情况下，个体书摊和民营书店的发展在质量方面却有明显的提高。由于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管理的规范化，由于图书经营成本的急剧提高，过去活跃在街头巷尾和居民小区中的大量个体书摊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经营困难，有些甚至开始转业经营。但与此同时，一大批新的民营书店却正在崛起，其经营规模和水平有明显的提高和发展，因而在一定程度带来了较之以往更为明显的对于国家知识治理制度的冲击效果，同时，也预示着未来的发展方向。在这个意义上讲，这些民营书店与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民营书店构成了差异，可以称之为第二代民营书店。

本项研究所涉及的三家民营书店－－万圣书店、风入松书店和国林风书店，其外在的共同特点在于：有正式且大型的经营场地、有稳定和大量的购书消费群体、有正规和规范的经营理念和制度、有广泛和密切的学界联系、开始尝试从知识生产到流通和消费“一条龙”式的组织和经营。这些特点意味着它们是新的发展阶段的典型代表者。作为新型民营书店，它们与通过各级政府职能部门所贯彻的国家对于知识治理的制度不仅有着直接的接触，而且有着更广泛和密切的互动；作为实施国家对于知识治理的制度安排的对象，国家对于这些书店也有着更多的关注和研究。因此，正是在这些书店的个案研究中，可以比较明显和鲜明地看到新的现实情况对于政府决策所提出的挑战，也可以看到政府相应的政策反应。

从民营书店这一方面来看，从业者大都是一些学者专家，至少是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训练，而且由于师生同学校友等渠道与学界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选择开办书店通常并非单纯着眼于挣钱，而是意在创办一种文化事业，意在实现作为文化人的社会责任。我们在访谈中发现，他们对此毫不讳言，反而以此作为其书店经营的宗旨，他们将此称作“文化担当” 。由此出发，他们的经营方式与一般的国营新华书店有着明显的不同，也与一般的个体书摊形成巨大的反差。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民营书店有着相当严格的书目上架销售审查体制，它们主要销售那些学术精品和有关社会问题的严肃讨论性著作。就此而论，它们既不象个体书摊那样销售书目以低品味的畅销书为主间杂以少数涉及社会热门话题的图书，也不像国营新华书店那样按照新闻出版署的指定而销售“必备书目”所载图书并辅之大量的中小学教辅教材和其他大路货。

第二、民营书店着眼于培养稳定的、高层次的读者群体，它们不仅主要选择文化单位和高校集中地区开办书店，而且向其读者提供各种优惠条件和优质服务以吸引和维系读者，实际上，书店以折扣售书的方式就是由它们推广的。与此同时，它们甚至还力图积极影响读者，其中包括在店堂内以海报方式、在社会上以散发自办书店刊物的方式和在其他公共刊物上公布有特定指向的“畅销书目”和“排名榜”的方式着力推荐某些类型的图书，还包括针对这些图书组织作者与读者的恳谈会、约请其他学者开办讨论会以讨论这类图书。所有这些均与个体书摊和新华书店那种往往不会专门对读者进行宣传工作的做法截然不同。

第三、民营书店既出于“文化担当”的考虑又迫于经济的压力开始走上与出版社合作出版的道路。而在出版选目上，它们往往着眼于比较严肃的学术读物或能够造成知识界公共话题的图书，其中最典型图书包括《顾准文集》、《政治中国》、《交锋》和《现代化的陷井》等等。由于民营书店的经营特色和与知识界的特殊联系，一般出版社也愿意与民营书店合作，由书店分担部分图书出版的经济和政治风险。对于新华书店和个体书摊来说，这是不可想象的。

第四、民营书店还积极参与各种社会公益事业，例如在1998年夏季的洪水灾害时，北京的多家民营书店与上海等地的民营书店联手举办了一次售书捐款帮助灾区失学儿童重返学校的大型活动。同时，民营书店的老板也积极参加了其他有社会影响的活动，如接受新闻媒体的采访，对社会问题发表见解等等。这同样也是个体书摊和新华书店都不会且无机会去做的事情。

而从国家方面来看，民营书店的上述这些特殊性质为其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一方面，民营书店是个人集资开办而经工商局注册的，因而不同于新华书店那样的国营企业有上下沟通的渠道、行业管理的系统，可以令行禁止，可以撤换“犯错误”的领导人；民营书店作为民营企业只要合法纳税、照章行事而不直接违反有关法令，对于其日常的经营活动，国家是无法干预的。另一方面，民营书店有规模较大的固定资产，又有规范的内部管理制度且有如上述的经营理念，因而不同于个体书摊那样零散、分离和良莠不齐；民营书店经营者的自身素质使得书店有“政治合格”的基本保障。因此，包括新闻出版署在内的主管部门不能不考虑新的治理办法。就目前可以观察到的情形来看，国家部门一方面有意对民营书店保持一种良好的工作关系，例如每年新闻出版署都会专门组织与民营书店老板的座谈会，征求民营书店老板的意见。但在另一方面仍对民营书店采取一种怀疑、至少是不信任的态度，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敏感，以避免任何失控的局面出现。这样一种态度使得政府部门负责人往往会在公开场合支持民营书店的发展，但私下里却会表示不满，在实际运作中则不考虑为民营书店提供支持，相反却对新华书店有各种特殊的优惠。这也是民营书店在目前形势下大都缺少周转资金和原由所在。

五、研究发现和理论讨论

从前述历史回顾和经验调查总结中所发现的值得讨论的问题主要包括：

1、以个体书摊和民营书店为代表的市民社会组织在改革开放背景下的生长过程

从个体书摊和民营书店的整体发展过程和个殊性案例来看，个体书摊和民营书店的产生和发展的一般进程是与整个国家的经济改革发展高度关联的。更确切地说，作为个体户和民营化企业发展的组成部分，个体书摊和民营书店的发展是受整个改革形势和改革进度的制约和限制的。尽管相对而言，由于经营项目的特殊性，个体书摊和民营书店的发展甚至慢于一般个体户和民营化企业的平均发展速度。从经验调查的情况来看，个体书摊和民营书店的经营者或创业者最基本的择业冲动也同样来自于改革开放条件下“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制度调整和调整结果的刺激。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将个体书摊和民营书店的出现和发展看作是一个与经济改革伴生的、主要源自于国家经济发展冲动的“自然的生长过程”。

在这个“自然生长过程”中，以培育市场力量和结构为主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一般市民获得经济资源和拓宽经营范围创造了可能性，以承认私有产权的法人制度为主的法律制度改革则为一般市民的经济活动和资本积累提供了保障，因而二者共同作用了个体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发展。但个体经济经济成分和民营经济成分的成长和发展只是为市民社会组织的出现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换句话就是，这些个体或民营的企业或准企业，尽管不同于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经济成分，但其经营方式和经营活动的结果并非必然地造成市民社会组织的出现。然而，在中国的既有制度安排下，特别是由于改革本身的渐进性特征和新旧制度安排共存的特点，个体书摊和民营书店，特别是后者却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成长为市民社会组织，或者说，在其成长和发展过程中它们具有了市民社会组织的特征和功能。由于这是中国所特有的情形，因而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特殊的赋值过程”。

中国个体书摊和民营书店之所以会出现“自然的生长过程”与“特殊的赋值过程”同时发生的状况，主要是因为它们作为特殊的经济成分一方面活动于经济领域并因而受到国家对于经济事务的治理制度的管制，而另一方面却又活动于知识生产领域并因而受到国家原有的对于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垄断性治理制度的管制。因此，在 “自然的生长过程”中所发生的情形会导致特殊的结果：如果说经济体制改革为一般市民获得经济资源和拓宽经营范围创造了可能性，那么，这更为一般市民直接或间接地进入知识生产和传播领域提供了经济上的可能性，并对国家在此一领域原有的治理制度赖以为根本的的垄断基础构成了冲击；如果说法律制度改革为一般市民的经济活动和资本积累提供了形式保障，那么，这更为一般市民在原本由国家垄断性治理下的领域从事经营活动和进行资本积累以及相应的扩大再生产活动也提供了形式上的保障，从而对国家为保障其在此一领域的垄断性治理而实施的正式和非正式的法规法律构成了冲击。此外，还有一个连带性的后果，这就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又将原本由国家统一计划下控制的行业垄断性从事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机构如新华书店和中国书店系统也置于市场之中、使其置于与其他经营单位展开经济竞争的处境之中，进而使之由国家治理的必备手段和辅助性机构改造成为多少消褪了治理制度之成分色彩的、至少是半经济类经营机构。为了在残酷的竞争中生存，它们也不得不适当改变着自己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而向个体书摊和民营书店接近。这在偏远的地方或改革先行的城市，表现尤其突出。

由于同国家在知识生产和传播领域所实行的垄断性治理制度直接发生着碰撞，特别是由于国家原有的治理机构意图维持原有的控制力度的努力与个体书摊和民营书店在经营活动中受各种利益的驱动而反抗这一控制的尝试，即构成了国家与由个体书摊和民营书店为代表的市民社会组织在这一特定领域中的复杂互动。

2、这种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互动所导致的“未意图扩展”的过程

我们的经验调查和理论分析均说明，这一复杂互动体现为一个“未意图的扩展”过程。所谓“未意图的扩展”，就是指整个事态的发展过程及其结果是介入这一过程的各方抱持自己的意图参与这一过程，却在每一阶段上及其最后得到了此前未曾预料和计划的结果。倘若我们将这一互动首先简化为一个由国家及其对知识生产和传播领域实行治理的机构为一方，由参与这一领域经营活动的个体书摊和民营书店为另一方的双边博奕游戏，也许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这种“未意图扩展”的发生与发展。

在国家及其相应的治理机构一边，我们可以将国家及其治理机构在互动过程中的行为看作是一种对于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作出反应，调适自身并调整相应的政策法规以维持原有控制的决策过程。而对于中国的决策过程，学界早有不少经验研究和相应的概念化成果。就其中著名者而言，有强调体现了国家治理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全能主义”(totalitarianism)决策模式，有主张决策结果基于不同意识形态取向的精英之间相互分歧、争夺和妥协的“权力斗争模式”(elite struggle model) ，还有认为不同部门的官僚出于自身所在机构的利益而影响决策的“离散型权威主义”决策模式(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 model) 。尽管这些模式都对中国国家的决策过程提供了重要的揭示和洞识，但就我们所分析的对象而言，却多少显得过高地估计了国家决策机构或决策人物或部分决策人物的主动性和预见性，而过低地估计了这一决策过程所包括的随机性和流变性。因此，也许所谓“垃圾箱”模式(“garbage can” model) 更适合于我们甩研究的对象。这一模式对一般决策模式所强调的理性构成假定提出质疑，认为那种由问题确认、目标设定、方案评估和最后抉择式的历时性步骤在实际生活中、特别是在变革的时代是难以得到按部就班的使用。相反，更多的情形是一种“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其特征在于含混不清而存在疑问的目标框架、无法确立和认定的决策技术以及关键性行为主体的流变性参与。这种状态将会产生相互独立的四种“物流”即问题、解决问题的可能办法、参与决策者、和做出选择的机会；而这种状态下的决策结果取决于这四种物流的特定组合。因这种决策过程多少类似于从“垃圾箱”中拾取有用之物的情形而得此名。

我们在国家有关知识生产和传播领域的治理制度逐步走向消解的过程中可以发现，经济上放开的决策结果与知识领域治理的原体制显然是矛盾的，而有关加强新形势下知识领域的治理的意图又会受到经济改革方针的阻碍。其中，目标的模糊或整合性目标的空位是极其明显的。而在这一过程中，所谓多边机构包括从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工商局和文化局、公安局和国安局的共同参与本身，恰好说明了决策者参与的混乱和多变。尽管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发行司是其中的业务主管单位，但对于民营书店这一新的事物显然尚缺少有系统的管理。因此，他们一方面不能不在公开场合表示支持和肯定民营书店的发展，并且看到了民营书店不同于个体书摊和新华书店的特点，而将其称之为介乎于上述二者之间的“一点五渠道”； 但同时，在日常管理活动中又不可能为之提供任何明确的实际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各个机构出于其角色定位而对民营书店采取了有所不同的态度和政策。其中新闻出版总署的基本态度有如上述；中宣部有关部门却表示出猜疑和反对的态度，尽管由于改革开放的大趋势的制约中宣部已不可能简单和全面地封杀在他们看来十分可疑的民营书店；工商税务机构所关注的则是书店的完税纳税和合法经营状况而政治性的问题基本采取一种不太关心的态度；公安局和国安局则主要对有可能导致地下抗议活动和异见分子聚集的情况具有敏感性，相反却对书店的日常经营问题不闻不问。而人们用所谓“政策缝隙加大”或“政府能力下降”等词语所描述的现象实际上就是这种实际发生的、并以“垃圾箱”模式所概括的情形。在这个意义上讲，“未意图的扩展”已经从根本上确立了。

而在个体书摊和民营书店一方，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一个“积累的渐进变化”而非突生的革命性变革的过程，是一个经济利益驱动而最终产生未意图的政治性结果的过程。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图书市场表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特点。由于官方资助或认可出版的图书充斥着过多的枯躁无味无色而又远离现实生活的政治说教，因而真正的市场需求热点在于那些多少有些非官方色彩、非主流或非主旋律色调的图书，其中既包括主张生活情趣、异态风情的“软性”图书，也包括提出接近异见类的“硬性”图书。主要是受追逐利润的动机驱使，个体书摊和民营书店对发行经销此类图书尤感兴趣，在这种情况下，经营者身兼写作组织者有之、甘冒风险而偷印港台图书或旧日淫书者亦有之。此中所获利润之大足以使个体书摊或民营书店经营者不惜一切而从事这类经营活动，因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所谓“第二渠道”或“第二市场”，甚至形成了全国性的非官方的图书集散中心。而其中的某些经营活动当然为中国的特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所不容许，国家必然会对这类经营活动加以管制和制止。于是，双方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而正是在这一战事中，个体书摊和民营书店开始作为抵抗国家管制权力和治理手段的市民社会组织而出现了。

总而言之，参与治理与被治理这一游戏过程的双方都得到了此前未曾意图的结果。

3、国家原本未设定的改革领域所发生的最为重要的治理制度和技术的变化

所谓知识生产和传播领域中国家有关治理决策的“垃圾箱”模式，并非意指原初的治理制度和技术不曾发生变化。相反，这一模式实际上也揭示了在“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下治理制度和技术所可能发生的变化方向。我们的经验调查证实了这一点。相对于以往若干年里国家在知识生产和传播领域所实行和实施的垄断性治理制度和手段而言，我们在经验调查中发现了许多变化，其中与个体书摊和民营书店的出现和发展相关的变化主要包括：

首先，治理重点开始转向以出版社为主。这是在目前这种图书流通体系发生变化的条件下所出现的新情况。在新华书店系统维持原有发行网点已感不易的条件下，图书销售网点和销售数量的扩大表现出边缘化的特征。确切地说，将主要取决于个体书摊和民营书店的增长，而在这二者中，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市场条件的变化，民营书店将成为主要的增长热点。这样一来将进一步加大治理难度。因此，国家已决心坚持原有的出版社全部国有国营的格局而不允许其他所有制形式的出版机构涉足这一领域。在国家看来，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对知识生产过程的控制。可以说，对出版社的管理和控制不仅是国家对知识生产过程实施治理的主要途径，甚至已经是最后手段了。

其次，治理手段由纯政治性处罚转向以经济处理为主。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单纯依靠政治性处罚的使用和威胁使用以杜绝失控现象的出现和可疑图书的流通显然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失效了。相反，国家主管部门开始更多地采取经济处罚的手段警告、矫正“违法乱记”的书店。因此，包括公安局、国安局在内对某些其辖内事务的处理也转而采取经济方法，并求得工商税务部门的合作以实现其治理的合法性。

再次，治理态势从积极的、主动的、事先的、进攻型的演变为消极的、被动的、事后的和防御性的。这主要是指国家有关部门对于整个知识生产的管制和治理不再像过去那样有直截了当的干预和管制，而是采取一种划定“禁行”界限的方式要求知识生产过程的参与者和传播者不得逾越。

又次，上述这些可以连带性地造成一些影响更加长久的发展变化。这主要是指在未来的年代里，民营书店及其群体有可能会以更加明确明显的市民社会组织的方式与国家某些部门发生较之今日更加频繁和深入的互动，而其最后结果将是新的发展阶段的出现。

六、结 论

对于20年来中国发生的改革，学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解释进路。一种认为，解释中国改革的动因，我们首先应当诉诸于国家，视“自上而下”的政治力量为社会 -经济转变的首要动力。另一种则认为，“自下而上”，亦即从民间社会--尤其是乡民社会--的角度出发，理解改革，使我们看到社会力量对于国家制度变革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本文的研究试图对上述两种国家与社会关系解释进路的反思，并进而依据在此一反思中获得的理论视野，结合对广受关注的知识传播渠道--尤其是民营书店--的个案考察以及对1949年以来国家知识治理和知识传播方式的转型的概括性历史考察，提出有关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替代性论点。?

笔者认为，可以把这里被考察的三家民营书店--即北京的万圣书店、风入松书店和国林风书店--看成是90年代以来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变化的某种展现，甚或内在动力的某种展现。从某个角度看，这三家书店创立于90年代，是改革以来国家知识治理模式变迁的结果。1949年以来（尤其是到80年代来临以前），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全权化”，国家逐步对知识生产和传播实现了类似于农业产品“统购统销”的控制。在图书生产和流通方面，通过公私合营的方式限制、改造，进而取缔了所有私营的书店和书贩，再以过去根据地的图书发行体制为基础，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从中央直到县一级地方的具有“统购统销”功能的新华书店系统和部分大中城市的中国书店系统，由此促使国家复盖了所有新知识的传播和流通，控制了知识生产的成果的流通，并最终造就了一种对于知识流通的垄断性控制。80年代以来，以图书流通为核心的知识治理制度发生了转变。伴随着个体经营和民营化的出现和发展，这种转变日益明朗化。概观20年来的发展，笔者认为这一转变的历程大体上包括了五个阶段，即（1）1979年到1982年个体户的重建和恢复时期；（2）1982年年底以后出现的个体户发展的高峰期；（3）以1985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实现的个体书摊的繁荣和新华书店系统以外的相对集中和大型的一级或二级图书批发市场发展期；（4）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个体户书商和书贩的发展的新困难期；以及（5）1993年开始的“第二代民营书店”的发展期。本项研究所涉及的三家民营书店都属于第5期的范畴，它们具有诸如有正式且大型的经营场地、有稳定和大量的购书消费群体、有正规和规范的经营理念和制度、有广泛和密切的学界联系、开始尝试从知识生产到流通和消费“一条龙”式的组织和经营等共同特点。?

那么，民营书店本身和它们的发展对于本文关注的国家与社会互动理论有何说明性意义？笔者基于分析认为，个体书摊和民营书店代表着某种形式的市民社会组织的生长过程。必须承认，作为个体户和民营化企业发展的组成部分，个体书摊和民营书店的发展是受整个改革形势和改革进度的制约和限制的。然而，在其“自然生长过程”中，以培育市场力量和结构为主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一般知识的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从而也为市民社会组织的出现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这就使个体书摊和民营书店--特别是后者--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成长为市民社会组织的一部分，使之获得“特殊的赋值”，从而使之能够体现国家与市民社会组织在知识生产和传播领域中的复杂互动。进而，这种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导致了某种“未意图扩展”，渐进性地--而非革命性地--对国家及其治理机构提出新问题和新挑战作出反应，使之调适自身并调整相应的政策法规，促成经济利益驱动在意图之外对政治结果的影响，最终将逐步导致国家原本未设定的改革领域出现重要的治理制度和治理技术的变化。?

总而言之，围绕个体和民营图书业展开的考察，使我们意识到简单地“自上而下”强调国家政治经济力量对于社会转型的决定意义，或反过来，同样简单地“自下而上”地看待社会转型的“民间动态”，都无法完整的涵盖我们正在经历的力量变局。基于这样的考察，我们试图指出，“市民社会”理论所提示的研究视角依然具有其特殊意义。虽然对于市民社会概念能否运用于中国社会研究，学界还有着诸多争议，但是市民社会理论显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其他两种简单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有力地解释“全权性国家”向多元力量国家的转型的中国改革现状。?

本文原载于《开放时代》200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