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政治发展迈入新阶段，必将会把更多的人带到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过程中去，并促使阶层分化演变，产生一些新特征、新趋势。
一、产业结构调整带动了社会成员结构的重组，产业革命将导致社会结构的“智能化”
当代中国的产业革命在20世纪80年代初见端倪，90年代中期进入高潮。这场产业革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社会成员构成的变化首当其冲，其基本特征是社会成员不断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三产业，从“夕阳产业”流向“朝阳产业”，从而造成与“朝阳产业”伴生的阶层相对壮大，即产业结构调整带动了社会成员结构的重组，这一点最明显表现为乡村工业化带动了乡镇企业职工阶层和城市白领阶层的迅速壮大。
产业革命相应地带来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份额比例上升，这使从事第三产业部门劳动的职工队伍会有显著壮大。截止到2006年底，全国现存外商投资企业28万家，从业人员2500万，有研发机构800多个，这些都会直接扩大白领、经营者、自由职业者等社会阶层的规模。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产业革命将导致社会结构的“智能化”。产业革命最先引发的是劳动力从农业向第二、三产业的转移，伴随着企业技术进步和社会文化教育等事业的发展，知识分子阶层会有所扩大，进而将会是劳动力构成的“白领化”。如果以1比1为转变的基本标志的话，我国已经在新世纪到来之前(1997年)迈过前一个临界线——“吃工商业饭”的人口超过“吃农业饭”的人口，并且有可能在21世纪前期，迈过第二个临界线——广义白领的人数开始超过广义蓝领(蓝领工人和农业劳动者)的人数。当然，在人口众多的中国，迈过这第二个临界线将是一个非常艰巨的过渡，在2020年之前做到这一点的可能性不大。
二、市场化和城市化共同形成阶层分化的“合力”
产业革命是推力，市场化则是拉力，但与20世纪后期不同的是，提速在即的城市化过程也成为我国当今社会阶层分化所不可忽视的重要拉力。
在继续坚持推进市场化的同时，城市化进程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我国社会阶层分化，而与其最密切相关的当属农民阶层。当前，农民阶层的进一步分化已成定局，今后一段时间内，年均要有1000万农村劳动者进入非农领域，1000万进城，数百万人转入个体。这就意味着，如果以“9亿农民”为基数，每年要有3％左右的农村人口迈出“农门”；如果以约3亿农业劳动者为基数，有8％左右的农业劳动者转入第二、三产业。有分析认为，到2020年城市化水平会达到50％左右。也有预计，今后30年，约有5亿农村人口将进城，城市化水平提高到75％。虽然，这些分析还较为粗略，尚待论证，但大趋势没有问题。引人注目的是，这种分化还表现为农民素质的提高。多数农民敢于迈出靠田吃饭的狭小天地，对走向市场抱有极大的热情。
随着市场化、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工人阶级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进入一个由“一分为三”到“五位一体”的一体化发展时期。由于公有制企业陆续以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方式转换了经营机制，乡镇企业的普遍规范化，外资企业一定程度的“中国化”，私营企业员工和个体户雇工的大幅度增加，农民工的大规模进入城市和较为稳定的在城市劳动、生活，以这五种企业(含工商大户)为载体的中国工人的五大方面军之间的差别，包括引人注目的收入方式和收入多寡的差别都在相应缩小。早在世纪之交，一支规模3亿人左右的新一代中国工人阶级大军就以新的面目出现在世界东方，并且成为社会生活中最为活跃的一个巨大社会利益群体。
三、社会流动加快，“两栖人”减少，“身份”因素加快退出历史舞台
中国已从20世纪90年代进入高速流动期。上海“青年发展报告”显示，青年职业流动率已达23.8％，职业流动预期高达56.3％。也有报告显示，2005年上海职业流动周期为46.4个月，与上年相比缩短了9.2个月，而且学历越高，流动周期越短。面向未来，抛开这些数字，中国在社会流动方面取得的最大进步在于，“从一而终”已不是一种道德，改变阶层归属都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了。虽然还无法具体预测今后一段时间社会流动的平均频率，但已可以有把握地说，以往限制人员流动的主要因素，如户口、档案和单位体制等在控制流动中的作用已经大大降低。政策得到一定的调整，比如，建立“人才交流中心”，以“蓝印户口”的方式管理流动人口。“只要能干，不要档案”已成为很多企业和被招聘人员的共同观念。
与此相联系，“停薪留职”等“两栖人”现象将趋于消失。现在，企事业单位特别是党政机关已不再允许“停薪留职”；党政机关所办的实体已经强行脱钩。但是“两栖人”现象正在向“两栖家庭”等现象转换，“红顶商人”、“官商双栖”等也都出现了新的变种，折射出这一现象的复杂性。无论如何，将来这种现象有望得到缓解，但让它们很快完全退出社会舞台，恐怕比较困难。
此外，“身份”因素正在逐步淡化。在大批农村人口以各种方式向城市流动已成定局的同时，一批城市人口也在尝试到乡下创业。农产品市场广阔，政策扶持的导向明显，利润率高于第二、三产业，一些懂技术的人士因此抢先利用优惠政策，以投资或承包等形式跳入“农门”，甚至兴办产业服务体系。虽然在“双向流动”中也可能出现“两栖人”现象，但“双向流动”作为一种深层次的社会流动，对于残存的身份因素的冲击是根本性的。
四、阶层之间的冲突并非注定引发重大外部性社会冲突
在世纪之交，阶层之间的冲突有所增加的迹象明显。贫富差距的加大不断会引发社会矛盾。但是，这些矛盾如果不与国际国内的政治动荡相交织的话，就不至于引发全局性的外在化的社会政治冲突：
其一，社会公平始终是党和政府处理社会问题的着眼点。尽管对于一定程度的贫富差距不会采取过激的措施，但肯定会利用经济杠杆和法律手段来调节收入差距。同时，现行政治结构也没有提供组织以阶层为基础的体制外政治力量的机会。
其二，经过市场经济的洗礼，也由于对外界了解的增多，多数国人观察问题的角度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正逐步被克服，对一定限度内的经济差距的心理承受能力明显加大，人们关注的焦点已开始从别人的财富移向自身能力的高低。
其三，社会进入了低度不稳定状态，但社会整合程度提高了。面对矛盾，人们变得更加理智，并将逐步学会通过各种参与渠道来表达各自的特殊利益。应当说，在一定时期内，如不发生意外，在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的前提下，各个阶层在竞争和流动中会处在多数人“得大于失”的状况，总体情况可以让人接受。也就是说，一定限度内的经济差别是在收入普遍提高基点上的差别。尽管人们总有这样那样的牢骚、抱怨和不满，但是当他们冷静下来的时候，会肯定这种差别似乎还是会比那种收入停滞不前基点上的“平等”更有吸引力。
我们对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态势及其后果的估计依然持谨慎的乐观态度。一种动态的、充满活力的阶层关系正在形成；那种静态的、僵化的“身份”关系正在成为历史。我们都不再祈盼回到过去“单一”、“宁静”的固定化生活。因为，一个多样、动态，但也充满挑战、矛盾和机遇的社会，无疑对人们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