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教科书的框架下和特定历史时期政治生活的深刻影响下，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所使用的“政治”一词逐步形成了“两概念一用法”三种形式：“狭义上的政治”“广义上的政治”和“作为形容词的政治”。“狭义上的政治”，即对“政治”概念的专业阐释，突出的是“国家”这一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反映了中外学术界在概念使用上的共通性；“广义上的政治”，在政治理论课和国内政治生活中被大范围、经常性使用，对应的是包括思想政治工作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作为形容词的政治”，则是在中国语境下社会生活领域对“政治”一词的观念建构，强调的是修饰对象具有重要意义。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强化专业建设、实现政治学词汇标准化的背景下，很有必要在学理层面对“政治”一词的解释与使用进行规范，实现肯定中国理论话语必要的特殊性和与国外同行的可沟通性之间的平衡，实现历史和现实中形成的概念“宽泛”与“窄化”之间的平衡，从而在基本政治概念的使用上更加精准与合理。
关 键 词：政治 国家 政治学词汇标准化 思想政治工作 社会建构
一、问题的提出
概念是构建知识大厦的基石，是思维活动的基本单元，也是对感知事物的抽象化、清晰化与条理化。厘清基本概念，是政治学的基础性工作。“政治”一词是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概念之一。在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政治”荷载了一系列价值判断，是思想家们对社会现实的概念建构。从历史上看，它较早可以追溯到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政治”被视为一种道德伦理。与之相近，古希腊思想家也是从“善”的视角来理解“政治”概念，政治即正义。随着时代的发展，“政治”被思想家们从不同维度加以理解，如权力的角度、管理的角度等，基本上聚焦于国家这一主体，也大体没有脱离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层面，即政治是一种“善”还是一种“恶”。这些思考在不同程度上推进了政治学理论研究和人们对社会政治生活的认识，但各自也都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没能深入到生产资料的决定性作用的层面。马克思从政治生活的规律和本质出发，意识到了政治同阶级、阶级关系的本质联系。这是对既有视角的超越与深化，真正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政治”一词既存在于思想家的著述之中，也广泛存在于政治—社会层面。在这个使用领域中，它的主观建构特性更加强烈，已经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内化于特定的知识结构和口语表达①，成为政治过程和意识形态工作中的话语工具。作为一个典型的专业起始概念，“政治”往往会储存或者统摄其他概念和其诸多的衍生形式，如“政治任务”“政治斗争”“政治要求”等。在频繁使用的过程中，它自身的含义也得以明确和拓展，并开始从专业概念演变为日常使用的基本概念，逐渐形成一幅复杂的概念图景，内涵不断丰富，使用中的各种特殊性开始凸显，进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人群中，逐步发展出不同的使用方法和不尽相同的具体含义。
概念即方法。由于“政治”概念自身所具备的“价值负载”和“行为塑造”功能，它在使用的过程中极容易渗入复杂甚至是相互冲突的意义。这就造成了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一方面，“政治”是一个人们不假思索便能够理解的词语，无人不知，使用广泛；另一方面，由于歧义众多，它往往又是含糊不清的。这显然不利于对概念准确性的把握。尤其是在中国，受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教科书和特定历史时期政治生活的深刻影响，“政治”客观上荷载着价值判断并具有意识形态意味，若不能有效厘清概念，容易导致其某一个或某几个具体内涵的使用扩大化。因此，本文将聚焦于“政治”概念本身，将其放置于中国场域之中，对它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进行探讨，并重点分析概念在使用过程中客观并存的宽泛与窄化现象，以增进我们对这一基本概念的认识。
二、“两概念一用法”：对“政治”一词的专业阐释与社会建构
对“政治”概念进行梳理，界定其内涵和外延，是推进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基础。中国政治学界较早且较为系统探讨“政治”概念的学者当属武汉大学刘德厚教授。在《广义政治论：政治关系社会化分析原理》一书中，他详细回顾了西方和中国“政治”概念的演进历程，并重点探讨了改革开放后一段时间中国理论界的激烈争论，为从学理层面上理解“政治”提供了重要参考②。总结来看，对“政治”概念的探讨主要是政治学恢复重建特殊时期的产物，或多或少会受到西方政治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之间的张力与冲突的影响。随着西方现代政治学的引入，国内专业教材逐渐有了一些相关解读，但专门进行概念探讨的论文还不够多，且较多地受到了西方主流思想的束缚，与现实政治发展的实际需要有一定距离③。当前，随着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成为学科的群体自觉，我们理应对既有的基本概念进行反思，在学理层面上明确政治学的知识领域与政治概念的基本特性。
社会科学中的概念和知识，既要获得学术共同体的认同，又需要得到“普通人的常识性”支持，这就是社会科学的“双重阐释”特性，即研究者与行动者会从不同角度对概念进行阐释，前者体现为“专业知识”范畴，后者体现为“生活常识”范畴④。就“政治”概念而言，其专业意义虽然不一定完全为民众所理解，但必须以日常生活为基础，抽离出概念的最小公分母。随着环境的变化，既有的概念也会被修正和补充。因此，尽管学者们对“政治”概念的理解都有自己的视角，但也会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或者说普遍性。换言之，要去努力寻求一定的共性，以便相互之间能够有效沟通。
人类活动是一种有目的的活动，特定的概念提供特定的思维导向，进而表现为一种“建构”作用。“政治”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特点，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从既有研究来看，学界普遍将这一概念视为一个纯理论问题，较少关注其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不规范性和不同群体在使用这一概念时表现出的差别性。也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我们强调为了更好进行理论工作，需要注意政治概念在中国的特殊性这一课题。在中国，“政治”概念(或称之为词语)的使用，在历史和现实诸因素的影响下，单薄而又宽泛：一方面，由于长期囿于对政府的传统职能定位，在社会层面上民众普遍感觉“政治”具有一定的神秘色彩，总是有意或无意地予以回避；另一方面，在思想政治教育、时事教育、道德教育等活动中，“政治”概念的外延又被扩大了。此外，作为政治话语的“政治”概念还往往与其他概念相结合，成为一个具有独特用法的形容词⑤。
概言之，“政治”在中国的使用处于“两概念一用法”的状态，即“狭义上的政治”“广义上的政治”和“作为形容词的政治”，它们分别通过专业知识与日常知识的方式呈现出来。
三、普遍性：作为专业知识的“政治”概念
“政治”概念起源于人类对政治现象所形成的系统思维，是思想家们政治理念的表达与政治文明成果的结晶。从历史上看，“政治”概念在西方的演进历程长期且持续，大体经历了古希腊城邦道德政治观——中世纪神权政治观——天赋人权的社会契约政治观——国家与法的政治观——功利主义政治观——阶级政治观——政治的社会观——行为主义、后行为主义政治观的历史发展，内涵丰富⑥，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普遍主义的价值，并对中国专业意义上的概念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整体而言，中西方在专业意义上的“政治”概念具有以下特性：
(一)逻辑起点：紧紧围绕社会利益关系
科学界定“政治”概念的含义，应当反映政治现象的本质，超越其中的个别形态或某些内容。在东西方文明进程中，道德伦理是早期思想家理解政治的逻辑起点。由于阶级、阶层冲突带来了政治动荡，传统的道德开始失去作用。马基雅维利较早抛弃了政治的道德基础。在人性恶的哲学基础上，他形成了一套功利主义的政治观：“政治即权术”。概言之，君主应当是擅于运用并保持权力的人。与之相近，中国法家思想同样主张以君主之“公利”为本位，带有强烈的实用理性倾向，贬斥道德价值⑦。随着西方政治理论的发展，人民主权开始上升为西方民主的核心内容，“利益”也由私利发展为公利。在当代主流政治学界的定义中，受行为主义的影响，赤裸裸的利益视角从台前转向幕后。无论是伊斯顿的“政治是关于‘权威’的价值性分配”、拉斯韦尔的“政治是关于权力的配置和分享”，或是达尔的“政治是关于‘影响力’的运用”，这些观点虽然表面上将权力、权威等要素作为政治的中心问题，但利益关系始终是影响政治现象，制约政治行为的关键性要素。
新中国成立之初，阶级关系是社会主义国家教科书界定的“政治”概念的核心，大多数教科书的核心表述是“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改革开放以来，对社会关系的多样性认识为“政治”概念的界定提出了新的课题，出现了强调政治就是处理阶级关系，包括阶级斗争、阶级间特定条件下的合作关系和阶级内部关系的过渡性解释。到20世纪90年代末，以王浦劬教授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利益关系是首要和基本的政治关系。政治从来就不仅仅指阶级斗争，甚至也不局限于阶级关系。利益构成了人们结成政治关系的原始动机，是政治发展的根本动力⑧。正如恩格斯所言，“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⑨。在这个意义上，阶级关系从属于利益关系，并且是最核心的利益关系。综上言之，利益构成了理解“政治”概念的基础视角，利益关系是理解政治现象的本质。随着研究的深入，具有单一性和统一性的阶级利益关系被人民内部在多重社会属性基础上形成的多种利益和利益关系所取代⑩。所谓政治，就是一定的阶级、阶层、民族等社会集团和政党、利益团体等社会政治存在形式，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建立或巩固自己的国家政权，运用国家力量调整社会关系，统治和管理社会所进行的各种活动。
(二)概念内涵：随历史发展不断丰富
理解某一概念，固然需要探究其本质，但也需要理解它的丰富内涵，即概念的周延性。从世界范围内“政治”内涵的变化来看，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它的内容和主题是不同的。一般来说，随着一国政权的稳定，政治的研究视角会从国家逐渐转向社会，内涵也会随之丰富。在西方，“政治”最早来源于古希腊语的“polis”，即城邦。近现代以来，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政治”概念主要指向的是国家的制度、政府的组织等，同时也普遍关涉到权利问题。总的来看，政治往往被认为就是国家现象，以及与之相关的权力和价值分配。随着西方国家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以及信息技术的进步，主流政治理论的兴趣开始从国家政治转向国家在社会中的延伸部分，概念的内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这实质是资产阶级政治社会化的反映——传统的“国家”“权力”“制度”等概念，开始被“体系”“功能”“结构”等术语取代，体现出概念的一统性和祛魅化。这时，政治在一定程度上被等同于所谓的现代化和民主化。这是西方学术话语意识形态色彩的典型表现。
在中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教科书将政治界定为“各阶级之间的斗争”(11)，这阐明了政治所包含的根本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国家政权问题。改革开放后，为了处理好各种复杂的政治关系，邓小平同志提出“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12)。这一判断有助于在当时的条件下政治理论研究工作者全面、准确地理解政治的含义。在此阶段，阶级斗争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经济建设成为党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事实上，不仅仅是在经济领域，几乎在社会各个领域，许多社会活动都有类似的向政治领域聚集的倾向，希望在政治领域中寻求最终的解决(13)。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政治”的人民与社会内涵不断丰富，习近平总书记进而提出了民心政治观，指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14)。概言之，无论是政权稳定，还是经济发展，最终目的都是要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民心与稳定、民心与发展互为前提，“以人民为中心”就是对稳定与发展的结合。三者并非相互替代的关系，只是不同的发展阶段各有侧重，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政治”内涵的基本内容。
(三)价值追求：统治稳定与社会发展
古今中外思想家对政治的不同理解，反映出人类关于“什么是政治”的理解程度。那么，“政治”是用来做什么的?或者说，“政治”概念的核心诉求是什么?人类对它的各种探讨，不仅仅是对政治生活认识的长期积累，也反映出人们对政治生活完美状态的认知。这是一种前提预设，而非必然结果。由于对政治的理解是特定历史时代的呼声与反映，再加上特定文化因素的制约，中西方的思想家往往各执一词：一方常常囿于意识形态因素，一方则难以抓住根本性问题。事实上，既然国家是“关系全部政治的基本问题，根本问题”(15)，国家的本质和职能实质上就是为政治的价值追求服务的。恩格斯对此进行了鞭辟入里的阐释：“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16)。概言之，阶级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规定着国家的本质；社会性居于次要的、从属性的地位，但维护国家的社会性是国家实现其阶级性的必要前提(17)。国家的阶级性的一面，强调的是取得统治地位和维护统治稳定，而社会性的一面则指向推动社会整体发展。
将政治的价值指向提炼为统治稳定和社会发展，完美契合了中西方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政治活动。在西方，“政治”概念经历了“统治性趋于隐性”和“社会性不断强化”的变化：代议制民主—多党制度—竞争性选举构成了西方民主政治的主要内容，“公平与正义”“自由与权利”成为社会政治的核心问题。概言之，个人自由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民主制度构成了西方政治的价值指向，它们在共同掩饰着资产阶级统治的实质。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政府的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职责的强化代表了国家社会化趋势明显增强，这与强调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为中心，促进社会团结，化解社会矛盾，推动社会共享发展是一致的。相应地，“政治”概念的出发点开始从国家、政府、公共权力的稳定转向效率和增长，进而转向共同富裕和公平正义，体现出政治价值与公共价值的有机结合，体现出改革、发展与稳定的有机统一。
四、特殊性：作为日常知识的“政治”概念
对“政治”概念的不同理解，反映出人们对政治现象认知的差异。不同于理论界，日常生活中的政治概念内涵更加丰富，使用更加灵活，与中国社会现实的联系更为紧密。这就是所谓“广义上的政治”，以及在使用中逐渐形成的作为一个形容词的“政治”。它是中国特殊社会环境条件下的产物，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与西方语境中所使用的“政治”概念是不同的。
(一)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对抗性社会中“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18)的基本观点，并将其创造性地运用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政权巩固的实践，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政治观深深影响了中国广大的干部群众(19)。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被简单化为“阶级统治的工具”，甚至成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代名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逐渐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政治”概念才逐渐突破了旧有的框架，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做出了巨大贡献。例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产业结构调整、民营经济崛起、契约因素增加、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现实问题。这大大超出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指导思想的解释范围。在这种背景下，坚持和扩大党的阶级和群众基础，实质上就是对市场经济带来的那些合理的社会利益调整和经济关系变化的认同。
“旗帜鲜明讲政治”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政治优势。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党的组织和宣传等各项工作更加注重“政治”话语的使用，加强政治建设，明确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执行，才能够确保立场不移、方向不偏。在这里，“政治”一词在使用上主要指向思想政治教育层面，核心要求是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广大党员干部团结在党的周围，实现社会稳定与发展。这一特点是非常必要且应当坚持的。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同时也有必要注意政治概念使用上的规范性，注意广义上的政治概念与专业意义上的政治概念的相互照应。如果在概念的使用过程中不注意必要的规范，就容易导致概念的泛化，导致政治的概念与经济的概念、社会的概念产生过多交叉，在使用中出现不必要的歧义，相应地也不利于在实践中科学处理各种复杂的社会利益关系，难以兼顾全面依法治国的大局。比如，如果将一些普通社会性事件不分层次地上升到“政治高度上”来解释，出发点虽然是好的，但这既是教条的、简单化的，也是不策略的，容易使工作陷入被动。总体而言，与“政治”概念相关的认识问题和社会心理问题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尤其是对于“政治”与“社会”、“政治”与“行政”的区分还存在不足，缺乏系统的、具有战略高度的考虑和安排。
(二)概念使用窄化与泛化并存
整体而言，我们多年使用的“政治”概念，在现实中遇到的理论困难是，一方面明显单薄，另一方面又非常宽泛。这与多年将“政治”简单化地解释为各阶级之间的斗争相关，也与政治学、行政学在中国“缺席”三十多年有关，不少学者对政治概念和政治学学科(专业)的理解至今仍然是相当狭窄的，许多必要的内容被忽略了。比如，人权研究，我国法学界的一些代表性人物多年来一直坚定地强调这主要是一个法学问题；财政问题，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典型的应用经济学问题，并一直有“财经(金)工作”的说法；此外，作为政治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公共管理(公共行政)则被划入管理学门类。事实上，涉及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公共活动，基本上都属于政治范畴。随着国家间政治冲突和对抗开始以民族、种族和文化等新形式出现，以及当前涌现出的性别、贫困、环保等诸多新问题，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对“政治”概念的使用，显然有拓宽的态势，有待于突破传统政治概念的狭窄范围。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理论上已经陆续得到解决或是正在引起关注，但是，在观念和社会心理层面，还有许多深入的工作要做。当然，这可能需要时间。
如果说“政治”概念的窄化主要体现在学科专业层面，泛化则更多体现于日常话语之中。1952年中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之后，政治学专业相关人员转入“国家与法的理论”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等领域(20)。相应地，我们逐步形成习惯，把所有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问题，包括思想品德教育、法制教育和纪律教育范围的事务都列入“政治”范畴。例如，我们通常把“思想品德”和“思想政治”等简称为“政治”，在学校中师生也普遍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形势与政策》等统称为“政治课”，并在此基础上成为广大干部群众沿用至今的习惯用语。在我国民众中，认为“学哲学”“学政经”就是“学政治”的大有人在。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现实情况，也考虑到工作的连续性，这些用法应当得到尊重，但其中所隐含的概念上的“宽窄关系”“大圈小圈”问题，至少管理方和相关专业的理论工作者应当心中有数，在教科书层面上应该做到表达有序，留有余地。
(三)“政治”概念的知识生产功能
概念之所以成为概念，在于其通常不会被刻意地单独作为一个词来使用，而是与相关概念、词汇相混合、交织(21)。在中国这一特定的环境中，“政治”还常常作为形容词来使用，并通过与其他概念的组合而产生了诸多衍生形式，进而丰富了“政治”一词的内涵。例如，党政领导机构和领导同志习惯于将一些“重要的问题”强调为“政治问题”，以此赋予这些问题备受重视的特殊意蕴。事实上，这些问题往往并不直接具有政治活动的性质或政治理论的意涵，而是由“政治”所衍生出来的一些新的含义具备了一定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使“政治”从一个专业术语演变为人们常用的基本概念。这是正常的，也凸显了政治的重要性，但是需要注意到这种特殊性在使用过程中所衍生出的新问题。
“政治”的形容词用法，较早可以追溯到列宁“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22)的说法，这里是为了强调特定任务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方向，“政治挂帅”不断见诸党的重要文件。这里的“挂帅”主要是指引领作用和极端重要性。受此影响，“政治任务”等话语在国家运行中得到了广泛且频繁地使用。但是，由“政治”所修饰的“任务”“工作”并不一定是具体的政治工作，而可能是经济工作或一些特定的工作任务。在长期使用过程中，这种以“政治”作为形容词来强调中心任务的思维方式和工作习惯被沿用下来。比如，“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就是最为经典的一个例子，还有“本科教学评估是我校今年最大的政治任务”，诸如此类，已经成为多年来经常使用的说法。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及纵向府际关系向中央倾斜，捕捉“政治信号”、重视“政治任务”、落实“政治工作”已经成为各地体制内组织的共识，并延伸到了体制外组织(23)。作为形容词的“政治”使用更加频繁，也有一部分情形是在强调这些表述对象的“重要性”。这是因为在中国政治发展的过程中，为了克服科层制所具有的体制僵化、运行不畅等难题，需要通过一些具有动员性质的鲜活政治话语来维系并强化组织权威，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将“政治”作为形容词来使用有其特定的缘由和价值。
五、规范“政治”概念的使用
总的来说，“政治”概念在专业知识和日常生活中泛化、窄化现象的交错存在，主要是因为“政治”概念的使用一直未能得到明确与修正，也没有真正在中外互译中实现标准化。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提高政治学专业建设水平，实现政治学词汇标准化的大背景下，今后有必要在学理层面逐步明确“政治”概念的特性与知识领域，在现实生活中适当规范对“政治”一词的理解与使用，以实现在“政治”概念的使用上，既肯定中国的特殊性，又能与国外同行进行有效沟通。
(一)重要原则：在正本清源中合理确认专业词汇的基本内涵
一般而言，在和平发展年代，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社会属性这一面会更加突出，对辩证处理好国家的阶级性与社会性关系的要求更高。“政治”与“国家机器”“斗争”“暴力”等词汇的确关系密切，与“权利”“管理”“服务”等词汇的关系也同样紧密。如果强调一方面比较多，强调另一方面比较少，不利于全面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利于政府全面履行职能职责，也不利于政治学、行政学的发展和相关学术交流。因此，有关部门应明晰概念本源，注重在主流话语中大力宣扬政治生活中出现的一系列积极变化，如“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等提法，扭转民众长期以来的认知偏差。在此基础上，要避免在日常生活中出现泛政治化现象，加强对各大媒体平台的监管，避免其成为民粹主义的载体。像“政治”这类最为重要和发挥着专业基准功能的词汇，一定要严格对待，用得不到位不好，过于宽泛也不好。
另一方面，理论界应不断提升概念的科学性与时代性，及时实现逻辑和内容的转换。要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做到可沟通、可对话，对“政治”这一类最早基于西方经验事实提炼总结出来而后传入中国的重要概念进行反思与重述，并从专业意义上为“政治”一词的日常使用提供知识支撑。在专业建设方面，将政治学(包括行政学、公共政策、国际政治)以及民族学等领域的词汇标准化工作尽快提上日程，特别是对政治、国家、政权、国度、政府、政府职能、治理、行政管理等若干关键的基础性词汇，要切实抓紧安排词汇标准化的前期研讨工作，正本清源，面向未来，明确区分哪些是属于接续其西文原有的含义，哪些是经由中国实践而逐步形成的新的含义，以应急需。
(二)基本方向：对政治行为做“社会化处理”
受传统观念和概念不清的影响，有关部门对“政治”的理解不够准确，使用上也就往往不够规范，经常忽视官方话语的公共性与普遍性特征。国家是一种特殊的公共权力(24)。对政治行为进行“社会化处理”，能够较为平和地平衡好社会关系，是一种更加成熟的政治观。一方面，要突出政府的管理和服务职能，以管理形塑稳定，借服务强化整合。在具体工作中，要积极通过政策调整、制度供给、职能转变等方式，借助意见表达、基层协商等前置性、柔性手段，协调好不同群体、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更加稳妥地推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另一方面，坚持“非必要不使用”的原则，严格规范“政治”概念和相关词语的使用，逐步实现对政治事务与管理事务的分类管控。在这里，“社会化处理”并不等于不讲政治，而是要科学区分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社会矛盾，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进退有据，把相关措施的安排落实做得恰到好处，也把相关词汇的选择使用做得恰到好处。
(三)必要调整：加快规范学科建设的改革进程
政治学以国家及其延伸的部分现象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是涵盖全部社会统治和行政管理活动的应用社会科学基础大专业，理应是社会科学最具基础性的学科。但是，在国内通行的学科分类之下，政治学与中共党史、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公共管理中的行政管理等二级学科之间的关系尚未理顺，公共政策学科还没有正式建立，这都会影响到日常生活领域对“政治”概念的理解。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学科指导的背景下，需要广大从事政治学研究的专业人员认真研究，既积极扩展又注意规范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和覆盖面，争取增设比较政府与政治、中国政府与政治、公共政策等二级学科，完善特定研究对象和主题内容的政治学理论体系。与此同时，继续呼吁将行政管理专业拿回到政治学的学科框架之中，让行政学在政治学的理论滋养下获得新的发展。规范政治学学科建设，增强学科自觉，是克服“政治”概念泛化和狭隘化两种现象并存的重要手段。
注释：
①曹龙虎：《中国革命语境中的“资本主义”——一项概念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页。
②参见刘德厚《广义政治论：政治关系社会化分析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③马德普：《“政治”概念的重述与政治学问题意识的转换》，《天津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
④郭忠华：《日常知识与专业知识的互构——社会科学概念的双重建构模式》，《天津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
⑤朱光磊：《政治学概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7～8页。
⑥刘德厚：《广义政治论：政治关系社会化分析原理》，第35页。
⑦雷信来：《先秦法家的术治思想与马基雅维利的术治思想之比较研究》，《安徽史学》2008年第2期。
⑧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4～72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2页。
⑩王浦劬：《从阶级斗争到人民共和——我国政治学研究的逻辑转换析论》，《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11)朱光磊：《在新的历史基点上，反思政治的一般含义》，《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1期。
(1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4页。
(13)房宁：《为什么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前线》2003年第7期。
(14)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3日。
(15)《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5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59～560页。
(17)朱光磊：《论国家本质的社会性方面》，《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9页。
(19)刘德厚：《重视对“广义政治”理论的研究》，《武汉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20)王中原、郭苏建：《当代中国政治学70年发展：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10期。
(21)曹龙虎：《“资本主义”：一个基本概念的生成及其使用》，《世界历史》2017年第3期。
(22)《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2页。
(23)例如，城市基层党建已成为当前各地的政治任务，其核心是发挥基层党组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从体制内动员转向整合社会多元力量参与基层治理。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7、1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