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1日晚，我和阿城、刘索拉在索拉的798工作室夜谈。阿城说，自由民主是一个新道统，此言不虚。这和徐友渔所说的 “自由主义学说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极大的异质性”是一个意思，他还说：“要充分估计华夏民族接纳一种现代政治学说的困难。”
和传统政治学说相比，自由主义在中国，可谓其生也晚。
以洛克的《政府论》（1690）问世为标志，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大体成形于17世纪的英国。其后，洛克同胞斯密的《国富论》（1776）从经济层面丰富了古典自由主义。这两本书解决了三大问题：一是高张了人的权利，指出君权并非神授，而是来自世俗同意；二是限制政府权力，不让它恣意妄为，政府管得越少越好；三是经济发展要靠市场，靠自由竞争，能够自由运用知识、智慧、财富的经济状态，是最佳状态。
两百年之后，自由主义登陆中国，首创者当推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准确地说，严复是系统输入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第一人。1902年，严复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的中译本取名为《原富》。1903年，他翻译出版穆勒（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论自由》。严复几经选择，将中译本取名为《群己权界论》，强调群体与个人的权利界限。
严复给中国带来自由的经典定义：“人生而自由，他可以做任何他愿意做的事情，但是必须以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为界限。”严复高度评价个体自由的价值，特别看重言论自由。他还强调实证方法和经验论，推崇西方立宪民主制度，倡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
不过，严复在自由之上又加上了国家富强的目的。他说，人民有了自由，国家才会富强。于是，国家富强成了第一位的东西，自由成了第二位。自由到底是一种工具还是一种价值？在二者必择其一的时候，有些人就选择了工具而放弃价值，这就在自由主义问题上导致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长期的紧张和冲突。
敏锐的严复，看到了自由主义与传统中国文化的冲突。他一针见血地说：“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也。”除严复之外，自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40年代，郑观应、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蔡元培、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丁文江、梁实秋、罗隆基、储安平、殷海光等人，从不同角度为推动自由主义发展做出了努力。
1949年，大规模革命切断了自由主义思潮的进路，自由主义归于沉寂。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思想解放大潮兴起，自由主义久旱逢甘霖。萧功秦说：“自由主义是伴随着中国知识界对极‘左’时代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与反思出现的，自由主义与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同步产生。”这话不错。“文革”惨剧之后，社会各界对个人价值和权利的迫切呼唤，昭示了自由主义思潮长期冬眠之后的复苏。
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在80年代反复开展“反自由化”运动的压力下，当时社会上没有人明确举起“自由主义”的旗帜，自由主义思潮在压力下萌芽潜行。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一些大学开展的人大代表竞选活动和生存了一年多的西单墙大字报，较多地表达了自由主义的呼声。
尽管如此，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思想与自由主义思潮仍然有一段蜜月期。当时，双方有共同的阶段性目标：打破个人崇拜，冲决思想禁锢，扩展个人自由，呼唤民主法治。当时最响亮的口号是“思想解放”，这也是当时大多数中国人的共识。但在这个口号下面，实际上涵盖了各种不同的主张。自由主义思潮认为，思想解放的目标是实现自由、人权、民主，最终建立宪政民主国家。
80年代，围绕 “清污”、“反自由化”等问题，邓小平思想与自由主义逐渐产生分歧，但二者仍然共同致力于扩展私营经济，促进市场经济发展，推动中国融入世界。其后，在政治改革等问题上，邓小平思想与自由主义渐行渐远，自由主义思潮逐渐遭到挤压，被边缘化。
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自由主义主张遭受严厉批判，陷入低谷。在低谷中，知识界对于“毕其功于一役”的激进自由主义思潮进行了反思，认识到中国政治改革的长期性和渐进性。理性温和的自由主义渐渐上升。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批判了“左”倾原教旨主义政治教条，启动大规模市场化改革，思想解放重新抬头。自由主义思潮历经磨难，获得新生机。自由派知识分子坚决反“左”，支持改革开放，支持经济领域深入变革，并且在全球化、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私营经济、保护私人产权、加入WTO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与最高决策层再次形成共识。与此同时，“左”倾思潮却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公开反对现行路线方针政策，给执政者造成极大困扰，自由主义与执政者的紧张关系有所缓解。
整个中国的政治光谱当中，自由主义对于新老左派否定改革开放、颂扬“文革”的主张，对于反全球化、反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潮，发挥了制衡作用。自由主义认为，“文革”必须否定，改革开放是救治中国的唯一坦途，全球化是历史大趋势，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十分必要。
正是在 “二度暖春”的背景下，1990年代后期，诸多学人以学理形式公开亮出了“自由主义”的旗帜，自由主义打破“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局面，高调登台。
尽管自1995年起，刘军宁、王焱、贺卫方主编的《公共论丛》丛刊就提出了自由主义并开始相关讨论，但社会上普遍认为，开头炮的是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李慎之影响大，而且他的话说得斩钉截铁。
1998年5月，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刘军宁编辑 《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李慎之为之作序《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文中说：“值此北京大学庆祝建校一百周年之际，最紧要的是要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
同年，李慎之为《顾准日记》作序，为顾准思想定位，说顾准“追求的是自由主义”。
1999年4月，李慎之在《回到五四，重新启蒙》一文中说：“中国的传统文化自从秦始皇一统天下的两千二百年来，一言以蔽之，就是专制主义。救治专制主义的唯一出路，就是启蒙，就是以近三百年来作为人类历史主流正脉的自由主义取代专制主义。”
朱学勤说，李慎之的文章，是自由主义“挤出门缝”的标志。
1998年12月，朱学勤发表《1998：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一文，对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主张作了简练概括：“自由主义究竟是什么？它首先是一种学理，然后是一种现实要求……它的变革观是渐进主义的扩展演化，与激进主义的人为建构相对而立。它在经济上要求市场机制，与计划经济相对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专制，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名义实行群众专政。在伦理上，它要求保障个人价值，认为各种价值化约到最后，个人也不能化约，不能被牺牲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
不熟悉思想史的人略感头疼的是，经过几百年演变，自由主义内涵日趋复杂。古典自由主义高扬个人权利，强调自由竞争，拥护“看不见的手”，要求最大限度地限制政府权力。新自由主义在坚持政治、经济、文化自由的同时，考虑到政府应该发挥效能，主张必要的经济干预，同时强调社会公正。新自由主义学者罗尔斯提出了财富分配的公平与正义原则，回应了时代的挑战。因为有些人指责自由主义只关心财富的产生，而不关心财富的分配。古典自由主义学者诺齐克则用 “持有正义”反驳了罗尔斯的“分配正义”。诺齐克说，只要财富是合法得到的，就不能被剥夺用来无偿补贴弱势群体。诺齐克赞成“最弱意义的国家”。另一位古典自由主义学者哈耶克主张尊重人类社会的自由自发秩序，实现“法治之下的自由”……不同的人接触到自由主义不同侧面，不免眼花缭乱。
面对自由主义纷纭复杂的分支，徐友渔一语道破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他在《重提自由主义》一文中说：“自由主义的核心就是对个人价值和尊严的肯定，对个人权利和利益的尊重与保护。”
刘军宁则论述了自由主义的另一“命门”，即自由主义与私有财产权同生共死的重要关系。他在 《私有财产权：宪政的命门》一文中说：“财产权是民主的前提条件……财产权与民主的相关性，根本一点在于，财产权改变了公民与国家的关系……财产权开辟了属于公民的私人自治领域，在这一领域之内，公民可以享有自由，而政府不得任意侵入。”
刘军宁还有一篇文章《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继续申明此意。此文引用了英国的一个故事。18世纪中叶的英国首相老威廉·皮特在一次演讲中，这样形容财产权对于人的神圣性：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寒舍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风可以吹进这所房子，雨可以打进这所房子，房子甚至会在风雨中飘摇，但是英国国王不能踏进来，他的千军万马也不敢闯进这间门槛已经破损的房子，因为这所房子是私人财产。
引用这个故事意在说明，财产权为个人创造了不受国家控制的领域，限制了政府的权力和专横意志。财产权是抵制权力扩张的牢固屏障，是市民社会和民间力量赖以发育的温床。哈耶克说：“哪里没有财产权，哪里就没有正义。”英国学者奥克肖特说，一旦生产资料归于单一占有者手中，奴役就在眼前。所以，财产权是一切政治权利的先导，是宪政民主的基石。
任剑涛在 《什么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共同底线》一文中提醒说，一些中国学者热心引进新自由主义，有意无意地忽视古典自由主义。他们对公正问题的偏爱，超过了对个人自由的重视；对社会不公的批评，超过了对宪政制度建设的兴趣。他们想把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嫁接起来，寻求一条非左非右的吉登斯式的 “第三条道路”，从而减少对立面，躲避攻击。任剑涛说：“他们对于中国还处于一个缺乏基本自由，缺乏捍卫基本自由的基本宪政制度安排的现实状态视若无睹。”任剑涛指出，“所谓共同的底线，只能是由古典自由主义提供的个人自由与权利这一底线”，而不是新自由主义或者民主社会主义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调和式观念。
任剑涛认为，发达国家已经建成了稳定的自由民主宪政制度，古典自由主义所要求的个人的权利与自由早已实现并有确实保障。在此基础上发展新自由主义，将自由与平等这两大制度主题结合起来，是题中应有之义。而中国情况完全不同，古典自由主义在现实中基本等于零。“我们需要强调，”任剑涛说，“当今我们中国只能对接古典自由主义，而难以对接新自由主义。原因很简单，一个缺乏对自由理念的普遍认同，缺乏稳定有效运作的自由民主宪政制度安排的国度，直接引用新自由主义的平等观念与制度轨制，只会损害公民的个人自由。”
秦晖与任剑涛的意见有所不同。秦晖在《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理论商榷》一文中，也肯定自由主义的基点是个人权利，追求的是人类普世价值。他说，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思想资源来自四方面：一是哈耶克的“消极自由”论；二是西方经济学的新制度学派，尤其是交易成本理论；三是民国时期倡导第三条道路的罗隆基等人，而罗的思想又来自罗素、拉斯基等“有社会民主倾向的自由主义者”；四是海外新儒家与“后新儒家”思想中的自由主义成分。
秦晖认为，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追求存在不同的偏重。他说，中国今日的市场经济，不公正现象相当突出。因此，具有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也具有发展的合理性。他的意思是，针对中国的具体情况，社会民主主义强调公正平等和自由主义强调个人权利应当结合起来，在中国目前形势下，自由主义不必与社会民主主义刻意划清界限。在谈到儒家时，他说：“儒家传统中缺乏对构成自由秩序基础的个人权利的尊重，这是国人应加反思的。”另外，各派新儒家都是心性之学，缺乏制度思想。
秦晖说：“中国自由主义者必须要能够解决中国当代面临的种种问题，尤其是关键性的一些问题，这才是最重要的。”秦晖要求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依法深化产权改革，推动私有领域不断扩大。
就当下中国形势而言，自由主义有哪些主张呢？
自由主义反对愈演愈烈的腐败、反对垄断。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导致腐败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和权势集团对权力和资源的垄断，以及对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过度干预。因此，自由派知识分子要求分权制衡，建立小政府、有限政府，减少政府干预。同时，把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纳入法治框架之内，开通正常的谈判、博弈、妥协的渠道。
自由主义呼吁政治体制改革，推动民主发展，扩大公民政治参与，保障人权，发挥社会力量对权力的监督制衡作用，推动问责制、预算公开、司法独立和言论自由，实现权力的授予、更替和运作的程序化、透明化，以及政策制定的程序化、透明化，建设民主宪政的法治国家。
自由主义认为阻碍中国进步的不是跨国公司，而是内在的陈旧的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
自由主义不赞成毛泽东晚年思想和“文革”，认为这并不是解决中国当下问题的正确途径。
自由主义反对“群众大民主”式的民粹主义，提倡程序民主和代议民主。
自由主义也不赞成义和团式排外的民族主义，提倡中国融入世界，担当起责任大国、平衡大国、理性大国的角色。自由主义赞同全球化，支持中国加入WTO。
朱学勤说：“因为自由主义同时抵制上述种种危险倾向，在两面陡壁的夹缝中反复述说，故而它在正面承受压力的同时，又必然在侧面遭遇来自知识界内部一部分朋友的误解甚至猛烈抨击。”
新左派学者说，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与新的资本势力有着天然的联系，自由主义为之代言，扮演着哺育新阶级意识的乳母角色 （即新的资产阶级），而蒸蒸日上的新阶级又为自由主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资源，鼓舞自由主义成长。
令新左派感到尴尬的是，近年来，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到基层民众之中，一点一滴持之以恒地致力于推进基层公民社会建设和基层社会的民主试验，积极推动社会公益与慈善事业的发展，帮助基层民众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自由派知识分子说，这些贡献，不是囫囵吞枣地给自由主义扣上“与资本结盟”的帽子就能抹杀的。
80岁的资深学者资中筠在《炎黄春秋》2010年10月号发表文章《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呼吁中国知识分子放弃“颂圣文化”，继承古典责任，发扬“士”的担当精神，以天下为己任，重名节，讲骨气，捍卫道统。
何谓道统？“道”即法则，“统”指法则传承的头绪脉络。前者是逻辑，后者是历史。“道统”这个词是南宋朱熹提出的，但这个概念的内涵由唐代韩愈首创，指的是从尧舜传到孔孟的圣人之道。在历史上，不少知识分子曾经挺身而出卫道。至于“士”的名节骨气，更是代代传诵。东汉末年反宦官的陈蕃、李膺、郭泰，明末反宦官的东林、复社，都是代表。
当然，世移时易，质文代变，韩愈有韩愈的道统，今天有今天的道统。资中筠说，谭嗣同、秋瑾的牺牲，已经不是为了维护原来儒家的道统，而是为了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那么，今天的道统何在？ 资中筠说：“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平等、宪政、民主，这可以说是今天的道统，这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无关西化或外部压力。”
资中筠把古代的“士”的节操与自由主义新道统嫁接，可谓网罗古意，推陈出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