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新政的军事改革，有个编练36镇新军的规划。当初曾国藩练湘军的时候，不肯以绿营打底，担心的就是旧军积习太重，以至于求新不成，反成累赘。同样，新政的新军编练，也是担心新军沾染旧军习气，所以，必须重打鼓，另开张。

其实，在各省编练新军之前，已经有了北洋军现成的经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固然也跟湘淮军当初一样，招收朴实的农家子弟当兵。但却也吸取了淮军练洋操的经验教训，不再练兵不练官，而是官兵齐练，练官当先，开办一系列北洋军官学堂，专门培养军官。南方各省编练新军，似乎立意要比北洋军更进一步，招收士兵，读书人优先。

新军的军饷高，待遇优厚，一个正兵一月四两二钱银子，折合洋钱8元左右，这些钱，养五六口之家都够了。办新军的当口，科举也废了。而新军跟现代化联系密切，有跟时代进步相匹配的正当性，张之洞甚至立意要把新军变成另一种科举。所以，大批的乡村读书人，都涌进了新军。新军也特别喜欢招读书人，招兵的时候，居然还要出题作文，现场考试。一位名叫胡祖舜的湖北新军士兵，说他入伍时，考题是“有勇知方论”。一直在报社做兼职记者的他，当场写了三百字，才过了关。

新军爱招读书人，贫寒的读书人，也把投新军当成一种出路，至少是比在乡下教书更好的出路。在南京第九镇做小军官的何遂回忆说，他所在的连队，126个人，有1个举人，6个秀才，27个学堂的学生。也就是说，有些已经进了学堂的读书人，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出路，也投了新军。前面提到的胡祖舜，在做伍长的时候，一次喝多了酒，到理发店，把自己的辫子给剪了。在当时，这属于犯禁的行为；清末虽然规矩已经松了，但按规矩还是要受惩罚的。他酒醒了之后，作为补救，连忙写了一篇文章，从卫生的角度，从妨碍军人操作的角度，大谈了一通剪辫子的益处，然后呈交长官，同时交给报社发表。见报之后，他居然平安无事，没有人找他麻烦。几天之后，有一个没什么文化的士兵，也剪了辫子，长官大怒，传令站队，叫剪辫者出列，大加责罚。剪辫者不服，说伍长怎么可以剪？长官喝道：人家剪辨子有理由，有意义，报纸上还称赞，你剪有什么道理？于是拉下去打了若干军棍。

湖北新军是张之洞创办，特别强调新军的文化素质。军队里讲究读书，很多人结成各种读书研究的团体。几个革命党著名的团体，文学社、日知会、科学补习所，都是这种名目。长官见了，也不说什么。革命党人居中煽惑，弄些禁书来看，嘉定三屠，扬州十日，还有《猛回头》《革命军》，甚至有通过特别渠道进来的《民报》。

集体生活的读书人，尽管在军营里，其实依然很像学生。学堂里流行的，军营里也一样流行。大家都喜欢尝禁果，敢冒险。如果朝廷表现不好，遭致报纸一致抨击，士兵们就很容易倾向革命，而且在非常时期，趋于行动。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新军里的读书学习的团体，并非都是主张革命的，更多的其实不革命，赞同立宪派主张的士兵，也不少。

明清两朝，实行的是世兵制，不管绿营八旗还是后来的勇营，都是世袭为兵，军人形成自己的小社会。这样的制度，使得军人跟社会相隔绝，为正常社会所看不起，反过来，军人也对社会怀有敌意，甚至自暴自弃。这种好人不当兵的社会氛围，显然无法学习西方，弘扬习武精神，确立西式的军人荣誉感。所以，把读书人引进新军，改变传统军中格局和氛围，是必须的。同时，实现军队现代化，确立军人的荣誉感，也非引进读书人不可。一句话，就是让新式军人变成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

但是，这样做的结果，也难免引发了新军的“忠诚”问题。读书人越是多，越爱读书，“忠诚”问题就越严重。其实，没有人天生喜欢反叛；事实上，清政府做得不好，“忠诚”问题才成为一个问题。

民国以后，军队招兵越来越滥，士兵地位再次下降，把先前提高军人地位、用读书人当兵的尝试废掉。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又走进了岔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