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年以来，随着内地经济的迅猛发展、全面融入国际市场及两岸关系的持续升温，香港在国家发展格局中的地位隐含被边缘化的担忧。在金融危机后重新洗牌的新形势下，香港特区政府如何在一国两制的框架内，发挥优势有效参与相关工作，保持香港持续繁荣稳定和推动国家现代发展转型，是一个重要而前沿的课题。由此，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和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合作，于2010年5月17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举办“香港在国家未来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闭门研讨会。
来自内地和香港的政府官员、学者和企业界人士等共四十余人参加会议，就“金融与经济发展”、“制度改革与创新”、“可持续发展、产业提升与转变发展方式”、“国际地位及区域合作、软实力与教育人才战略”等议题进行了深入地探讨交流。贾康、邵善波、李明堃、任剑涛分别担任四个主题单元主持。
会议共同主席、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会长秦朝英先生在致开幕词时指出：中央根据香港的实际情况及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对香港在国家未来发展中的角色如何定位，并给予何种政策支持，决定了香港的发展前途和命运。因此香港要跨越一时一地的局限，服务于国家中长期战略，深入到内地的发展和建设中，强化使命感、责任感，才能找到方向感。
会议共同主席、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刘兆佳先生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对国家“十二五”规划的工作非常重视，正争取以适当的形式参与国家发展的重要工作，因此明晰自身的定位对香港将来发展、对了解整个国家的走向并推动转型进程，都是重要和必需的。
第一单元：金融与经济发展
贾康（财政部财政科研所所长）：
第一单元以“金融与经济发展”为主题的讨论，安排了五位发言人。下面我们有请第一位发言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先生。
夏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
我概括中国经济的未来，有四大机遇：第一是高储蓄率，第二是工业化、城镇化，第三是全球化，第四是中国的体制改革。同时，中国经济未来也面临四大挑战：第一，人口老龄化；第二，资源与环境问题；第三，经济结构不合理，这也是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中我们不断追求解决的问题；第四，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是指从二百年大周期看，美国经济正走下坡路，以美元为主导的有欠缺的国际货币体系，对全球来说是不太平的；2008年危机只是暴露了一个小插曲。
在上述情况下，香港作为我们国家的一部分，我们研究其未来，首先就要研究国家的未来战略。中央政府的态度，一定会让香港继续保持繁荣，问题是怎么做？如何确定香港在国家未来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研究香港的继续繁荣，一定要放在国家经济未来面对的四大挑战与四大机遇这一战略视野中。除了国内改革部分外，我国的金融战略简单讲，必须面对三大核心内容。
三十多年来，特别是最近十年来，我国充分享受了全球化的好处。积极参与和推动全球化，中国经济才得到了那么快的发展。因此我们仍然要在经济上不断追求全球化。追求经济全球化，意味着金融必须全面开放。人民币汇率要走向市场化的浮动汇率，这是金融战略面临的第一核心内容。特别是作为一个经济崛起的大国，在当今国际浮动汇率的世界里，中国汇率的趋势必然是这样。
而中国的现状决定了，在未来五到十年内，我们还必须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资本流动管理是汇率制度的一种补充，只要汇率制度没有完全走向市场化，资本项目的管制就不可能完全放开。这是金融战略面临的第二个核心内容。
通过这场全球金融危机，我们已看到了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以及给中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中国经济正在崛起，普华永道说，中国经济最快在2020年超过美国，金砖四国提出者已把中国经济赶超美国的时间，由2037年提前到2027年。因此，从长远看，从全世界几百年大国兴衰更替的周期看，从中国作为大国经济体的崛起看，我们不可能长期依附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货币发展经济。人民币必须走出去，这是我国金融战略面对的第三个核心内容。目前人民币只能相对盯住美元，但最终我们是要摆脱美元的。目前的盯住是为了未来的摆脱，是为了确保中国经济的崛起。
这三大核心内容，决定了我们当前的困境是，一方面，在中短期内我们还不能完全放开人民币汇率和资本管制，另一方面，又要摆脱美元主导的全球经济周期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人民币必须要走出去、必须国际化。同时做好这两条是很困难的。美国精英也很明白，他们现在很欢迎人民币国际化，潜台词是你要搞国际化，市场必然会逼着你放开资本管制及汇率。因此挑战中国智慧的，恰恰是要在汇率、资本管制没有完全放开的情况下，让人民币部分走出去。“鱼与熊掌”都想要，这是个矛盾，是个困境，是对中国政府的挑战。
因此，出路就要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特别是在香港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欧洲的美元离岸市场是在前苏联躲避美国制裁、冻结资金和当时美国Q条例制度两个原因之下，美元跑到欧洲发展起来的。而我们搞人民币离岸市场，是为了主动克服实施国家金融战略中的困境。尽管两者的形成背景不一样，但我们仍可以借鉴外国的经验。
如何尽快形成人民币离岸市场？去年我提出了，核心思路有三条：
第一，要想尽办法让人民币先尽快流到香港。
第二，想尽办法在香港形成以人民币为依托的各种金融交易活动。让人民币像美元、港币那样完全放开，可以搞存款、贷款、财富管理和各种金融衍生工具。
第三，开通一定的“管道”，让香港的人民币能部分回流内地。因为海外投资者愿意持有人民币，目的就是想享有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好处。我们要让他们的目的部分实现，这样人民币才能走出去。这个“管道”可以在中国人民银行和香港监管局合作之下有控制、有目的地实现。这块市场做起来，可以大力促进香港的繁荣。
接下来谈谈香港与上海的关系问题。建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是国家金融战略发展的方向和目标。我们在近几年内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目的就是为了推动整个国家金融制度的改革；在这个进程中可以促进香港繁荣。同时，香港政府也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并且从现在开始就要抓紧研究，因为一旦2020年中国实现金融大开放，又由于到那时中国经济已是世界大经济体，这么大经济体背后的人民币资产市场一定是全世界最大的资产市场之一，代表中国金融市场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其规模也肯定会超过香港。
上海市委、上海政府对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是非常感兴趣的。2009年初，在上海市长召集的一个专家座谈会上，我当着正、副六个市长的面说了两句话。第一，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是国家宏观金融政策调整演变的结果；第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是整个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最后的标志。我讲这两句话的潜台词是，第一，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更多的是国家政策制度的变化，不是上海的事，是北京的事；第二，这个事着急不得，是慢慢来的事。
2020年以后，假设中国金融实现大开放，与国际完全接轨，上海市场规模自然比香港大。到时香港怎么办？香港在五年、十年内，要想尽办法做好国家金融开放战略的“桥头堡”（去年我说“配角”，香港方面说不太好听，后来我换了个词）、“风险隔离区”。上海和香港同是实施国家金融战略的两个支柱。未来十年，通过发展香港人民币市场可以更快地推动中国整个金融的开放，更快地培育人民币资产市场。一旦中国的金融完全放开，上海的市场将发展得很大。但是如果没有这个过程，上海市场的发展就需要更多的时间。因此，上海要支持香港的发展，香港要利用好这个机遇。
改革开放初期，香港同胞挑起了内地加工贸易这个重担，对中国改革开放、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我曾经私下说，其实今天香港最大的风险不是其他风险，恰是内地经济崛起的风险。可以看到，因为内地发展起来了，香港的问题就出现了。例如，现在由北到南，营口、丹东、大连、青岛、日照、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厦门、广州、湛江，内地各港口都直接从事出口贸易了，还要香港干吗？香港的转口贸易压力自然就大了。但是，香港可以不断抓住国家发展赋予的历史机遇。八十年代抓住了加工贸易；后来香港又抓住FDI机遇，带了个头，然后其他国家都进来了；再后来，整个中国红筹股、H股到香港，一下子又把香港证券市场做大了。现在，香港应该抓什么历史机遇？要抓人民币离岸市场的机遇，同时，下“死功夫”潜心努力，打好珠三角实体经济大联合的牌，将香港的信息工业、科技研发和其他先进的服务主动与国家珠三角的长期规划衔接，做好未来香港经济结构转型的基础准备工作。香港这方面的能力非常强，有能力进行城市经济的结构转化。只有这样，再过十年、二十年，当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真正确立后，香港才会又有创造繁荣的新的历史机遇。
贾康：
谢谢夏斌所长，说得非常直率。下面有请第二位发言人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司副局长梁凤仪女士。
梁凤仪（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司副局长）：
讨论香港在国家中的发展作用尤其是在金融方面的作用，首先应该清楚香港的相对优势是什么。相比内地的城市和境外的其他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的相对优势主要是中国最国际化、最全球化的城市，而且是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国际金融中心，拥有专业的金融队伍，以及与国际完全接轨的法律和制度。
中国发展非常迅速，同时拥有两个国际金融中心的话是它的发展优势。这是其他的一些发展中大国，比方说印度或者俄罗斯没有的。俄罗斯还要到伦敦集资，最近也来香港集资。这个优势应该多加利用。我希望接下来的发言可以说明同时发展两个国际金融中心在战略上的好处。
国家金融发展的目标是什么？就是使中国从一个经济大国走向一个经济强国，这需要通过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促进中国经济成功转型。其实这也是过去十几年来香港的功能。但是有一种看法，认为香港作为融资和股票市场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因为上海A股市场已经发展起来，不需要香港了。我是不同意这种观点的。我们的功能定位，就像刚才夏所长说的，可能要有一个调整，但是在香港发行的H股跟A股不一样，H股可以兑换。一些融资、资金需求比较大的国企，比如农业银行要上市，要建立一个国际品牌的话，还是需要到完全全球化的国际金融中心来做。最近平安保险进行收购、并购的行动，也需要用自己的H股换取外资，卖出一些资产。现在国企在国际市场上并购或者发展，也必须要有可兑换的股票。
中国要走上国际金融强国的道路，有四个发展策略：第一，必须加快发展与国际接轨的环球市场。第二，增加在商品价格上的定价权。第三，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第四，国际事务上增加话语权。香港在四个发展策略中都可以发挥作用。
第一个发展策略，发展与国际接轨的环球市场。随着经济的崛起，有不少国家的金融资产在不断地增加。这些资产现在都放在伦敦国际交易所或者其他国际市场中买卖，投资者受当地机构监管的保护，游戏规则是由别人来定的。不论是金融海啸，还是前两个星期纽约交易所在半个小时之内掉了1000点，都说明外国的监管确实出现了问题。所以中国自己需要有一个跟国际接轨的金融市场。我完全同意刚才夏所长说的，上海应该尽快发展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这也是国家发展的策略。上海国际化，是必然的道路。上海完全具有这个潜质，它已经是国内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完全具有发展成为像纽约、东京那种在岸的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但是我们要两条腿走路，第二条腿还是要进一步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现在已经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但从投量方面来看还处在第三位，跟第一、第二位有一定的距离，还需要进一步提升。沪港的功能定位是不是能够互相配合？往后十年香港可以抓住自己的优势继续发展，做一些上海暂时不能做的或者香港可以做得快一点的事情？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这样做了。香港是一个离岸型国际金融中心，比较靠近伦敦。离岸型服务对象是非居民个人，像伦敦的服务对象是全欧洲。内地的在岸型服务对象是国内。所以我们应该锐意发展一些项目，比如一些国际集团的上市。像今年俄罗斯的企业在香港上市就是一个例子，因为金融海啸以后他们觉得在伦敦上市的话有其他战略上的顾虑，所以都倾向于来香港上市。这些香港可以多做，可以和上海的部门有各自的定位分工。
第二个发展策略是发展国际的商品期货市场，增加国家在战略物资上的定价权。举个例子，现在国内矿产方面的定价还没有有效的价格形成机制，这个与收购和采购比较分散比较少、缺乏统一的市场、秩序不太透明有关。因此在与外商谈判过程中，很容易让外商抬价，让国家受到不小的损失。中国只有建立一个跟国际接轨的矿产期货市场，才能够调动资源更有效率地定价。同样的道理，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品进出口商之一，应该在自己的国土上有自己的商品期货，有一个市场完全反映国家的需求和供应，并且有自己的离岸价制造合同。但是现在这些国内的企业对石油或者是其他的商品的对冲需求都到了伦敦和新加坡。其实这个事情已经谈了好多年了，究竟交易所应该在上海还是在香港，我觉得都无所谓，关键是国家必须有这个市场。不管这个市场放在哪里，两地都应该全力建设好。
不过，发展机遇的窗口不是永远敞开的。因为现在国家已经有很大的需求，这些交易商在伦敦通过明渠暗道到世界上其他地方下单，已经形成一个惯性。如果等到将来时机成熟的时候才来建的话，恐怕这些单子、这些流动性也不会回来了。这就是为什么在伦敦形成了欧元市场，而不是在法兰克福。
第三个发展战略，人民币走向国际化。金融海啸确实暴露了美元独大的资产分配情况这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以美元为主导的货币政策或供给市场，对美元金融产品、结构性产品不监不管的情况非常严重，通过这些产品也把问题输出到欧洲国家。现在以美元作为货币的储备占全球储备的60%以上，所以有必要减少对美元的依赖性。现在中国24000亿外汇储备都是美元，如果美元贬值或美国经济走下坡，我们将遭受损失。再加上现在进出口都是以美元作为交易货币，在中国长期盈余的情况下，为中国带来很多美元流动性的问题。在进口方面也反映了美元长期贬值的预期，所以以美元计价的商品一般有一个溢价，这个对中国消费者是不平等的。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与减少美元资产的积累是必然的战略性方向。我们愿意积极配合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香港的作用是什么？在没有完全放开的情况下搞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的定义，基本上就是让非居民可兑换，就是持有人民币资产），如果是完全在岸的，可能资本帐户会开得比较快，超过本身条件允许。因此我们建议采取两条轨，一条轨就是国家按照自己的条件、宏观情况，按自己的节奏开放；但是在境外、在香港另外一条轨，可以让非居民、香港或者境外的人能够兑换人民币，可以走得比较快一点，包括刚才夏所长提到的拥有一些人民币资产，经过香港尽量让人民币流到其他地方，让人民币国际化，真正地走出去。
让香港做人民币国际化的试验场，有它自己本身的优势。第一，因为香港是在“一国两制”的体制下，根本的制度跟内地衔接的地方有限，所以是完全可控的。其实中央只要控制好两个口，出来的口和回去的口。出来以后人民币怎样在境外流通，不太需要管。如果要让人民币国际化，就得让内地更多的企业在境外持有资产。如果让香港搞人民币市场，最起码的条件是不要给在岸带来额外的风险。这个需要监管机构跟人民银行有关部门的密切合作。第二，由于香港是完全国际化、市场化的市场，它的发展会给很多市场带来信心。香港可以提供非常重要的市场信心，作为制定下一步政策的基础。另外，香港有一个区域里面的网络，可以通过银行、融资等渠道把人民币推到其他区域乃至全球的网络。最后，这个防火墙具有可控性。我们毕竟是一家人，我们当地的政府、我们的监管机构肯定会配合国家的发展。所以这个试验场是完全可控的。我们也希望在发展人民币离岸中心上能多发挥作用。
第四个发展策略是增加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这个不需要多讲。在很多国际组织中，包括世界银行、APEC，香港可以有自己的词汇，也可以是中国代表团的一部分。无论怎样，由于香港在国际事务上是专业的，特别在金融方面有一定的发言权，所以在区域内搞一些经营的协作，其他国家比较容易接受，因为他们觉得香港在实际的操作上是比较中立的。当然在总方向、总战略上，香港肯定和整个国家是一致的。香港可以在这方面增加与内地的协同。
我想重申，中国有两个国际金融中心的话，应该是有优势的。不要以为香港在历史上的发展任务已经完了。我们的相对优势依然存在，包括全球化、国际化等。当然香港只有进一步全球化和国际化，才能在整个国家的发展中发挥作用。在沪港关系上，我和夏所长的观点是一致的。说香港是配角也好，是桥头堡也好，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发挥对国家的作用。我的发言到此为止，谢谢大家。
贾康：
非常感谢。梁女士的发言条理清晰，观点鲜明。现在有请下一位发言人，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张晓慧女士。
张晓慧（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
我接着夏所长和梁局长的发言，就金融方面的一些问题谈一点个人看法。刚才夏所长和梁局长都提到的问题，估计是港方比较关注的问题，即在香港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的问题。在沪港作为中国的两个国际金融中心的问题上，没有竞争的发展其实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一个国家多一、两个金融中心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每一个国际金融中心都应该有自己的特色。在现阶段，尤其是人民币还没有完全可兑换的大的外部环境下，应该发挥好香港的优势，发展境外人民币业务。
伴随着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进程，世界经济金融中心重心东移，亚洲经济提前复苏，显示亚洲应有建设全球最有效率金融市场的潜力，顺应这一趋势，发挥背靠祖国、面向全球的独特区位优势，香港正日益成为连接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重要平台和连接点。中央支持以香港作为国家金融改革的试验场，充分利用香港的优势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香港人民币业务的发展，可以为中国企业通过香港走向世界提供桥头堡的作用，还可以带动更多海外企业通过香港进入内地，也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区域化。对香港而言，可以分享内地经济增长的成果，提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一、香港具有发展人民币业务的独特优势
由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人民币汇率保持平稳，近年来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接受程度不断提高，人民币出现区域化和国际化趋势。当境外人民币使用达到一定规模时，会相应带来人民币资金的余缺调剂、期限匹配和货币兑换的需求，人民币资金逐渐向流动性较好的市场汇集、沉淀，最终会形成相对集中的人民币离岸市场。从历史上看，一国货币扩大使用范围、逐渐国际化的过程中，都伴随着该国货币离岸市场的形成和发展，货币国际化与离岸市场发展可发挥良性互动的作用。
内地广阔的市场和经济的迅速发展是香港今后发展的潜力所在。从各方面情况看，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相比，香港具备发展人民币业务的独特优势，有可能发展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
第一，香港与内地经济联系紧密，人员和资源流动频繁。香港是内地的第三大出口地和第五大贸易伙伴。香港紧靠内地庞大的金融腹地，既是国际投资者投资内地的通道，也是内地企业境外融资的首选地，这一点是亚洲其他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无法比拟的。近年来，内地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对外直接投资逆势增长，人民币对外投资也渐成趋势，很多内地企业倾向于将香港作为投资配置的场所和对外投资的中转站。
第二，香港人民币资金充裕、来源渠道多。内地每年大量游客赴港旅游，人民币购物消费超过500亿元，且增长势头强劲。人民银行和香港金管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中央政府将香港列为境外人民币结算试点区域，并允许港资企业以其香港资产为抵押向香港在内地的银行分支机构借款，这些措施均拓宽了香港的人民币资金来源。金管局公布，2010年3月末香港人民币资金为708亿元。
第三，香港实行联系汇率制，港币与美元汇率稳定，近几年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稳中有升的情况下，香港的出口企业有主动接受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的意愿。
第四，香港是亚洲金融中心，在2009年全球金融中心GFCI排名中名列第三。香港有着世界最自由的经济和与国际广泛的联系，以及较为完备的法律和经济管理人才等优势。香港金融体系在风险管理、定价机制及制定准则方面，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完全可以配合内地在全球经济金融事务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特区政府对人民币的储蓄、兑换、汇款、结算、筹资、投资等业务都作了有益的尝试，为香港建立人民币离岸市场提供了政策保障和技术基础。
香港发展人民币业务，不仅可以汇集香港居民的人民币资金，还将对全部境外的人民币资金构成吸引，形成资金规模效应和金融创新土壤，发展出品种多样的人民币投融资渠道，同时依托香港较为完善的金融制度和技术设施，弥补内地市场在提供人民币金融服务方面的不足，增强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人民币的意愿。欧洲美元市场的发展表明，正是由于较低的管制成本，较高的经营效率以及大量的金融创新使得欧洲美元的存贷利差低于美国国内市场，吸引市场参与者，推动了欧洲美元市场的发展和美元的国际化。此外，香港发展人民币业务，还能深化中国与亚太地区的金融合作。中国政府倡议在亚洲推行区域自由贸易区框架，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其人民币业务的发展可增强人民币的影响力，为人民币的流通提供高效的平台，推动人民币在双边贸易和投资中更为广泛的使用。
二、支持香港发展人民币业务
国家已经把香港的发展纳入国家发展的总体战略考虑之中，国家“十一五”规划首次明确提出国家将大力支持香港发展金融、物流、旅游、资讯等服务业，保持香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等中心的地位。支持香港发展人民币业务，可以作为未来内地和香港深化金融合作的重要抓手，这有利于香港金融业抓住人民币国际地位上升的战略性机遇，进一步巩固和提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离岸市场的发展，不仅要有充裕的流动性，丰富的投融资工具，还需要与在岸市场有顺畅的资金通路，以满足资金供给和回流、头寸平盘和交易清算的需要。近年来，内地和香港在金融领域方面加强合作，已初步建立和形成香港人民币资金供给和回流渠道，逐步拓展在港人民币业务，为未来香港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2004年1月1日，香港持牌银行正式获准开办个人人民币业务，香港成为境外首个可以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区。人民银行授权中银香港为香港人民币业务清算行，开办人民币业务的香港银行可与中银香港签署清算及结算协议成为香港人民币业务的参加行。同年，人民银行批准中银香港成为内地银行间外汇市场会员，香港参加行人民币兑换业务的头寸可向中银香港平盘，再由中银香港统一到内地银行间市场平盘，即通过卖出美元和港币获得人民币资金，这样就连通了香港与内地的人民币汇路，开启了内地供给香港人民币资金的首个渠道，迄今为止，中银香港已通过内地市场累计获得了1500亿元人民币资金；2007年初，国务院允许内地金融机构可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香港人民币业务由存款类品种向投资类品种拓展。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内地和香港的金融合作跃上新台阶，两地金融体系互动、互补和互助关系进一步深化。2009年1月份，人民银行与金管局签署2000亿人民币/2270亿港币的本币互换协议，加强国际市场对香港金融稳定的信心，推动两地人民币贸易结算业务的发展，同时也探索了货币当局之间直接提供人民币流动性的渠道，为香港人民币资金供给开启了新的通道。目前双边本币互换已开展了实际操作，已经有部分互换人民币资金尝试进入了香港市场。我们还允许和推动与我行签订本币互换协议的其他对手方货币当局在香港银行开立人民币清算账户，通过香港来运作互换协议下的人民币资金，发挥香港市场对境外人民币资金的辐射和牵引作用。2009年7月，香港成为境外人民币贸易结算试点地域，截止2010年4月末，经中银香港清算行的跨境贸易汇款笔数741笔，金额共计78.78亿元。香港人民币贸易结算业务在经历了起步时期的宣传和认知后，已经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2009年9月28日，财政部在香港发行了60亿元国债，充分体现了内地与香港携手并肩、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决心和信心。近期，根据人民银行与香港金管局达成的共识，金管局对在港银行下发了香港人民币业务通函，表示只要不涉及资金回流内地，香港人民币业务参加行可按照香港本地的法规、监管要求发展人民币业务，这为香港人民币业务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空间。
在香港发展人民币业务，对内地和香港而言是互惠互利的。人民银行将按照“尊重市场，循序渐进，主动可控，防范风险”的原则，支持香港拓展人民币业务。一方面，人民银行将充分考虑香港的特点和需要，顺应市场发展需要，积极提供人民币资金供给和回流的有关政策便利，拓展香港人民币业务的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也要加强相应的管理和风险防范、反洗钱和反投机措施，确保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贾康：
谢谢张司长。她的主要观点非常鲜明，运用大量的相关信息做了论证。下面我们有请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沈联涛先生发言。
沈联涛（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
我想讲一讲中国在全球金融体制中定位和发展的问题。
中国怎么走出去，是个非常大的挑战。我在自己的书中说过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个网络危机。全球现在有两个网络，其中一个是金融网络。金融网络有两个中心非常关键，是两个盟友，即伦敦跟纽约这两个金融网络中心，助理中心包括亚洲的香港和新加坡等用英语的离岸中心。
但是贸易中心，现在明显是在东亚。东亚的龙头本来是、应该是日本，现在很明显是中国。在贸易供应链上，十年前我们已经面对非常大的亚洲危机，说白了就是日元挑战美元。现在回头看很清楚，谁做了老二谁死，日元一挑战美元就完蛋了。现在欧元挑战美元也开始完蛋。所以我们去做老二，必须要谨慎。
现在大家谈人民币升值、贬值的问题，最关键的是什么？人民币的升值对贸易的影响有多大，现在经济学家有说法。比如香港，港币现在跟美元挂钩，但如果跟美元脱钩，影响有多大？香港境外净额资产是6230亿美元，GDP才215亿美元，盈余很多，但全都不是监管局的，不是官方的，全部是私营的。如果跟美元脱钩，谁持有美元，谁用港元来算，就得亏43%的GDP。新加坡也是一样。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新加坡不想升值，因为资产越多，货币越升值亏本越多。东亚如果根据美元2008年的数据升值10%，亏损有多大？用本土货币来算的话，4.1%的GDP。如果美元和欧元贬值，他们的利益多大呢？2.3%的GDP。所以从美元与欧元的角度来说，升值不升值，贬值不贬值，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他们逼我们的货币升值的话，对我们的害处是很大的。日本最大的错误就在这里。我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说，卷入危机的哪个国家有50%GDP的境外资产或超过50%的财政赤字，就完蛋，包括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唯独韩国没有达到这个水平，韩国当时没有这么大的境外资产与赤字，因为储备政策没有那么好，不然也避免不了被卷进去的命运。现在欧洲人也看清楚了欧洲的大问题在哪里。欧盟的问题有多大？其实欧盟只有一个大哥，德国。德国是有盈余的，一个大哥撑住整个欧盟。欧盟赤字非常严重，葡萄牙是100%的GDP，希腊是100%，冰岛是112%，连西班牙都是76%。这些已经是破产了。为什么这次他们花了1万亿美元救希腊？如果不救希腊，跟着自己就要出大问题。欧元的货币战争已经开始。这不是我个人说的，这是意大利前财政部部长Tommaso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说的。他说欧元现在守，但是交易所同行全部在卖空欧元。如果欧元贬值，实际上就是人民币升值。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人民币走出去的战略究竟是什么？如果我们像日本一样走出去，自己不懂，历史有足够的经验说明那就是自杀。但是不走出去也不是，走出去也不是。这个对中国、香港、上海的战略是非常关键的。
我很不喜欢用“货币战争”这个词，因为有点阴谋论，但我们也避免不了货币战争，现在战争已经开始。香港是中国人民币的第一防线还是战地呢？我没办法解答这个问题，但问题本身值得慎重考虑。我们心里肯定要有准备。我们现在要面对的不是香港跟上海的竞争，而是未来两年国际市场可能会出现的严重问题。如果美国或者欧洲没有办法摆脱自己的痛苦，肯定转移给别人。中国现在的消费是没办法代替美国和欧洲的。在全球大战略中，怎么走出去？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具体的想法。我还没有研究，只是用数据分析了严重性。我们应该谨慎一点，但是还是要走出去。区域性走出去，这么一步步走是对的。但还要看清楚，我们自己的金融体系够不够强壮。这个问题不是香港的问题，而是中国内地的金融体系自己的选择问题。人民币汇率和利率政策，现在也不是自己完全可以控制的。因为国际关系非常复杂，现在怎么调控内地经济是一个以前没有考虑过的问题。总之中国要谨慎地走出去。
贾康：
非常感谢沈先生的发言，视野开阔，分析深刻。下面有请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先生。
许善达（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
首先谈谈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中，香港曾经发挥了什么作用。前三十年，香港主要作为内地商品通向世界的桥梁。改革开放初期，内地的企业由于常年的封闭，不知道东西卖给谁，也不知道怎么卖，对国际游戏规则、世界市场根本不了解。当时香港在这方面的作用发挥得非常好。这种作用既带动了香港本身经济的发展，支撑香港经济的繁荣，同时也是内地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香港作为内地经济发展桥梁的地位和作用正在逐渐地萎缩。因为经过三十年，内地的企业已经知道到哪去卖，也知道很多国际游戏规则了。
有什么新的作用能够替代这个作用继续支撑香港发展呢？从内地经济发展来看，现在向世界开放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货币走向世界。现在商品走向世界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基本解决了，但是货币走向世界刚刚起步。这不是一个小政策，也不是一个临时的措施，至少在二、三十年内是一项国策。无论遇到什么困难，这个方针战略是不会变的。中国经济发展一定会使人民币走向世界。香港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发挥的作用，是其他地方不能替代的，包括上海。上海没有货币，香港有港币，港币是可以自由兑换的货币。人民币在走向世界的时候，应该考虑怎么样把港币作为人民币走向世界的桥梁。如果我们认同这个定位，无论是内地还是香港都可以围绕这一战略做很多的工作。如果贯彻这一战略，还能支持香港继续繁荣若干年。因为一旦港币作为人民币走向世界桥梁的战略明确下来，香港的金融业会有非常大的发展。这个桥梁的作用，不仅仅是刚才张司长讲的现在已经做的事情，要做的业务量、业务范围要大得多，宽得多。
这是我的第一个意见，即香港在内地经济发展三十年后，港币作为人民币走向世界的桥梁，未来二、三十年最能够体现香港的作用，最能够发挥香港的优势。
第二个意见。刚才沈先生讲的，我也非常同意。过去发达国家是靠把商品卖到全世界致富的，以英国为代表，号称“日不落帝国”，商品运到各国去销售，生产率非常高。后来就变成资本疏通，到处投资。但是现在按照统计数字来看，商品的输出和资本的输出都已经不是世界财富分配最主要的手段。世界财富分配最主要的手段是货币。刚才提到“货币战争”这个词，用不用“战争”这个词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事实上货币就是世界财富分配的手段。
我们中国这么多年发展得非常快，创造了很多财富，但是也不可否认，在货币领域，别的国家从我们这里获取的利益也是不小的，包括金融危机中也是有得有失，并不是大家都是受损的。所有美国卖到境外的衍生产品，泡沫破裂以后，这些国家核销的坏账统统是美国的收益。欧洲、亚洲，包括中国在内，这么多衍生工具，各个金融机构都核销坏账，那些坏账当年都是真金白银从美国买来的。实际上，现在像美国这样一个最发达的国家，在世界财富分配上的真正手段，主要不是靠去投资、靠卖东西，而是运用货币的手段。当然货币包括货币的变形产品，比如像衍生工具这样的东西，其实都是货币的另外一种形式。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我们不能永远在实物领域创造财富，增加国民财富，而在货币领域我们就永远处于给别人提供财富的位置。当然发展阶段不能逾越，但是我们的目标要明确。这样的世界货币市场里，我们不能永远置身事外，而要进驻其中。
在世界货币市场发展史上，在中国经济发展上，香港应该发挥的独特作用是其他任何地方都不能替代的。要想继续做好这一点，有很多战略问题需要研究，需要内地有一些决策，也需要香港有一些决策。如果港币作为人民币的桥梁，就相当于“一国两币”。我们当年人民币也有外汇券，外汇券在法律上也是一块钱，跟人民币是等价的，但是外汇券可以买到特殊商品。在世界货币市场上，可以考虑在某一个时间选择一个合适的窗口、机会，用合适的办法，定量地放开人民币和港币的自由兑换。我们是很弱小的，其他货币要想在港币和人民币做文章的话，相当于我们有两道阀门。这样，我们内地的外汇储备、黄金储备等经济实力，实际上都是港币的直接后盾（现在还是间接的后盾）。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我们应该拿出未来二、三十年港币作为人民币走向世界市场的桥梁的方案，包括内地做什么，香港做什么。虽然有很多的困难和问题，但这一战略是可以实现的。这个对于内地、对于香港的未来绝对都是非常有价值的。谢谢大家。
贾康：
非常感谢许局长。他的战略思维极具启发性。接下来分别请李局长，还有汇金的副董事长、银河金融控股公司董事长陈有安先生各做发言。
李连仲（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
香港始终是我们关注的问题，“香港在国家未来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题目非常有战略眼光。对于香港的建设与发展，我觉得还要进一步提高思想，就是把香港的发展和未来我们国家要成为世界经济中心这样一个战略结合联系起来。
汪洋书记到广东以后，提出要借鉴深港融合，实现粤港澳融合。香港的作用不能仅仅局限在和深圳融合，而要把广东融在一起成为一个有机的经济统一体。进一步再融合，香港要与大陆经济融合在一起，香港的生命、发展空间和动力是整个大陆的经济实体，我认为香港的经济发展要有这样一个远大的战略。
金融是香港很重要的一块。但是金融的融合不仅仅是上海的问题。因为就金融来讲香港有内地无法比拟的绝对优势。香港是金融自由港，这样一个独特的地位，内地任何一个城市没法跟它比。上海也比不了，它不是金融自由的。所以香港要发挥的金融的位置和作用，我觉得应该从未来中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这样一个大的角度来考虑。香港不单要和上海建立金融关系，还要和北京、天津、重庆所有的直辖市建立关系，因为我们除了上海这个国际金融中心之外，还有若干个区域金融中心，这些区域金融中心的金融力量、金融产品也要和香港融合。香港的作用实际是越来越突出的，不仅仅是金融衍生品、人民币结算，要有一个业务的扩展。刚才许局长讲怎么把港币和人民币融合，成为人民币走向世界的桥头堡，我觉得这就把香港战略地位提高了。我们港币有优势，但是港币毕竟是一个小币种，怎么和人民币这样一个未来有发展前景的货币结合在一起？怎么结合是个战略，一个大战略。
香港另一个要发挥的作用，除了和内地粤港澳融合，还有怎样覆盖台湾的金融。这个过程中，香港的作用非常突出，而且非常有利于当前中国包括台湾经济的发展。此外香港同时要成为期货中心，要把石油铁矿石这些资源的价格话语权通过香港的发展，掌握在国家的手里。低价买，高价卖，2009年年初石油34美元一桶，就可以收，搞石油期货炒作。我们现在不行，油库储备不行，储备不了低价油，买的高价油没有卸货。怎么发挥香港的作用？把34美元，37美元一桶的石油买进，国内储备不了，在国外储备，在其他国家储备，通过香港自由港在境外来储备我们国家需要的低价石油，香港要做到这点就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总之，香港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要进一步发挥出来，把它真正地变成我们推动内地经济发展的一个动力源，不是光依靠内地，还要推动内地的经济发展。除了金融以外，香港的教育条件非常好，可以把这些经验和内地结合。还有香港的科研力量，可以在香港建立一个全国乃至世界最大的科研中心。香港发展制造业不行，没有那样的空间，科研、教育、金融这三个方面却是今后可发展的战略方向。
所以我认为香港在我们国家经济发展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今后怎么把它做大做强，怎么为我们国家经济服务，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我就讲到这，谢谢各位。
贾康：
谢谢李局长提出一些非常重要的和操作连接的切入点，下面请陈有安董事长发言。
陈有安（中国银河金融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今天我谈三点：第一，关于中国的经济和金融的未来，因为今天讨论的题目和这个相关；第二个就是人民币国际化要积极地做好准备，要审慎地实施和认真地考虑评估各种力量。第三，有几个具体的问题。
上周诺贝尔奖的获得者蒙代尔在国家行政学院时有一个发言，提出要改变国际货币体系，也提出建立世界单一货币。他的想法是真的，还是虚晃一招，无从证实。最近看了一本书，乔治•弗里德曼的《未来100年大宣言》，它对未来的预测结果和今天大家看到的东西是相反的。作者认为美国现在仅仅是刚进入初春，从9•11开始，美国要稳坐一百年，将来能够真正起来的还是波兰、土耳其和墨西哥。结论是对还是错姑且不提，我的观点是在国内经济金融的未来发展没有一个明确的宏观总量和增长速度的情况之下，就比较急匆匆搞人民币国际化，是不是容易中别人的圈套？我们要认真评估自己的管控能力，特别是应对风险实战的经验。现在有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新背景，我国2001年作为第143个成员国加入了WTO，现在全面对外开放。过去发生亚洲金融危机也好，还是1998、99年俄罗斯出现问题也好，我们并没有完全融入，我们是开了一个门缝，或者是开了一扇门，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等于把两扇门全都卸下来了，完全可能长驱直入，所以在这样情况下我觉得要十分审慎。
第二个实际上上面已经提到，我们要做好国际化的准备，还要审慎地实施。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和企业一样，它的整个财政可以看作一个企业的财务，现在这些年来整个国家和居民的财富在急剧增长，这种急剧增长势必要寻求资本的属性，要寻求更高的收益。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考虑到人民币的出口。但是实实在在地讲，我们改革开放到现在才三十二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过渡期五年，从2006年开始到现在也充其量不过四年，内地的经验还远远不够。我认为香港作为一个高度自由、发达的市场，有很多这种人才、制度、实战的经验可以为国家所用，在整个战略当中香港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三，中国现在面临巨大挑战，特别是到了经济结构调整和政府公共管理转型的关键年头。从1982年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经济转型，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八年的时间了，整个并没有根本的变化，压力很大。而且针对政府的公共转型，两会也都提出了很多议案，比如说预算透明度的问题，一些大额的公共支出让人大代表和老百姓知道等等，所有这些交织在一起。特别是最近两年来，房地产价格的高涨，再考虑到社会上出现的事件，我认为改革多年积累的矛盾现在开始在逐渐地显现。这样对社会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还很难估量。我们的经济发展、金融的规划、包括香港在未来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都要紧紧结合中国现今的实际情况，否则其他东西都是免谈。
另外，对一些重要资源的期货交易还可以做很多文章。现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包括中国买国债买股票。这些东西都是瞬息万变的，没有一些实质性的东西。国内实体像中石油、中海油至少有油田还能打出油来。不管油价是在140多美元，还是在目前70美元之间波动，总不像股票由100美元很可能最后变成几个美分。所以这些问题都需要认真地研究。我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
贾康：
谢谢陈董事长，很多观点有自己独特见解。第一阶段会议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大家的精彩发言和积极参与。
第二单元：制度改革与创新
邵善波（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全职顾问）：
制度创新是十七大以来定出来的工作重点，但是制度创新也是比较困难的课题。体制怎么改变？过去三十年来我们有丰富的经验，但是里面也产生了问题。今天特别安排了“制度改革与创新”这一课题，主要是考虑到香港和内地制度在互相借用方面有相当多的经验，像房地产土地的转让制度基本上是从香港那里借鉴过来的。此外，香港的防贪反贪成绩非常好，内地这些年来多次派中央和地方的考察团去学习。我们首先就请北京大学法学院强世功副院长来讲讲。
强世功（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我一直关心香港在国家战略格局中的定位，尤其是近期国家“十二五”规划中的定位。去年，我为《中国经济》组织了一期“定位香港”的专题研讨，为此我采访了香港中联办的彭清华主任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先生。这期专辑主要从经济的角度谈香港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但是，谈香港在中国战略中的定位，不仅要看经济，更要看政治和文化。
今天，我们谈中国崛起往往集中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成就。如果我们放大历史的眼光，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我们不能只看这三十年，而要看近代以来一百多年，更要看过去五百年来的历史。只有从这样一个大的历史眼光，我们才能明白经济背后政治和文化思想的重要性。众所周知，1840年的时候，清王朝是世界上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仅从近代清政府赔款的数额就可以看出其经济实力，但由于政治和文化的落后，导致了近代中国的灾难。因此，我们在看经济增长的时候，必须考虑政治实力以及与此相匹配的文化思想的传播和成长。
从经济的角度看，近代五百年的历史，不仅是工业革命不断发展的历史，而且也是货币更替的历史。其中发生了两件事：第一就是以英国为中心的英镑代替了以中国为中心的白银，第二就是美国的美元取代了英国的英镑。刚才大家在讨论人民币的时候，其实都有潜在的构想：中国能不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人民币能不能取代美元成为世界货币。如果大家真的有这样的雄心，我的提醒是：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发展问题，而且涉及到政治和文化，在经济较量的背后，从来都是政治较量和文化思想的较量。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政治意志？我们的政治制度是否有利于凝聚足够的政治力量？我们的文化思想能不能凝聚人心？等等，这些问题比单纯讨论人民币的未来构想更重要。说到底，货币和军事一样，最终都是政治的延伸，是政治较量的产物。经济问题的关键不在经济，“功夫在诗外”。
我同意大家刚才的判断，美元时代还远远没有结束。如果人民币要实现刚才我们所说的目标，可能要三十年，或者五十年，甚至一百年。从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之间较量就是一个此消彼长的长期过程，我曾经用一个概念叫做“文明持久战”。英镑的兴起和美元取代英镑背后是一整套政治、法律、教育制度，乃至文化思想的全面创新。如果人民币要取代美元成为世界货币，就意味着中国必须成为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的中心。今天人们为什么相信美元？是因为美国的科技创新、经济活力、军事实力、政治手段和文化影响力。而中国要全面超赶美国，需要漫长艰苦的努力，也可能最后不能实现，但无论如何，都必须要有坚定的信念。这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含义。
如果从这个长远的、总体性战略目标来看，我们对香港定位就不能满足于经济城市，而必须要有政治和文化的考虑。1949年以来，我们对香港的定位处在摇摆之中。一开始中央将被香港同时定位为经济城市和政治城市：经济城市是指把香港作为打破西方经济封锁、吸收西方技术和赚取外汇的重要渠道；政治城市就是把香港定位为分化英美阵营，争取英国在中美之间保持适当中立的重要筹码。中央对香港的这两个定位很明确，也很有成效。
但是，随着“文革”以来的激进路线，香港作为政治城市的定位超过了经济城市的定位。香港主要成为中国推动东南亚国家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实现民族独立的前沿阵地，而香港的经济功能大大削弱了。随着冷战趋近结束和中国的改革开放，香港作为政治城市定位取得的有限成果也会快流产了。从1980年代开始，中央把香港主要定位为经济城市，其政治功能仅仅是作为“一国两制”的典范，以利于实现台湾统一。
近年来，中央对香港的定位基本上围绕经济城市展开，比如说把香港定位为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等等。刚才大家讨论的也基本上着眼于香港在中国经济格局中的定位。但是，对香港进行经济决策和政治决策需要统筹考虑。做经济决策的往往信心百倍，试图把香港设计成中国金融走向世界的桥头堡，但做政治决策的却万分谨慎，就像邵善波先生刚才讲到的，香港虽然是中国的，但也是“世界的”，问题在于如何在政治保证它是“中国的”。设想一个极端情形，如果香港普选产生与中央不能有效沟通的行政长官，如果普选产生的行政长官不认可中央的权威，反而要求内地推行香港的制度，那么香港还能够按照大家的设想来定位其金融中心所发挥的功能吗？大家会说这不可能，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中央主权权力的政治保证。因此，越是关心经济和金融的人，就越应当关心政治，没有政治的稳定和政治实力的保证，经济肯定是空的，金融也肯定是泡沫。
这样，我们就要回到政治问题上来。尽管中央试图将香港定位为经济中心，但香港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之下，已经越来越变成了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城市。这意味着中央必须面对香港自身的政治定位，尤其是普选问题。从2003年以来，中央基本上被香港的政制发展问题，也就是普选问题牵着鼻子走，被动地应付香港自身的政治定位，换句话说，香港的政治议题变成了中央考虑的政治议题。
之所以出现这种被动局面，核心在于中央并没有对回归以后的香港进行政治上和文化思想的定位，从而丧失了政治主动权。比如说，香港的司法体制、公务员管理、廉政建设、城市管理等等，对于提升内地管理体制理性化、科学化具有怎样的意义？这样的问题似乎没有出现在以往的决策视野中。进一步而言，香港在中西战略格局中的政治意义究竟是什么？香港成熟的公民社会、言论自由、司法独立、民主选举对于中央提出“提高执政能力建设”具有怎样的战略意义？因为这些问题不仅是特区政府要面对的，而是任何一个现代政府都要面临的治理难题。
从“在游泳中学习游泳”的角度看，香港恰恰可以看作是我们学习和掌握现代国家治理技术的试验田，就像过去三十年来，香港一直是我们学习和掌握市场经济规律和经济管理经验的试验田。比方说，美国在许多国家只有一个大使馆，但却可以发动“颜色革命”和政变。相比之下，中央在香港拥有主权，而且有港澳办、中联办、外交部特派员公署，还有特区政府，却往往无法主导香港政治局面。这当然是由于中国和美国的全球实力悬殊太大，但仅仅强调“敌人太强大”也不行，说到底是由于我们学习和掌握现代政治治理技术不够。我们过分关注工商界和基层草根，但对于如何掌控传媒、如何引导舆论，如何设定议题、如何组织公民运动、如何组织选举、如何应对司法复合等等，我们都需要学习。这实际上意味着我们在香港要努力培养、凝聚一个新的治理阶层。目前，在香港的爱国者阶层中，工商界和草根阶层占据了主导，而法律界、教育界、传媒界等基本上被反对派主导，由此就可以明白问题的结症所在。
中央对香港的定位以及治理香港的思路其实与内地的治理思路有关。过去三十年，我们过分强调GDP的增长，而忽略了司法、舆论引导、文化价值塑造的政治重要性。中国政府官员往往是成功的职业经理人，但却不是成功的政治家，以至于面对社会矛盾、群体性冲突、司法诉讼只能动用简单的强制手段来压制，而没有学会用现代的手段来疏导。中央也看到了这些问题，去年以来开始大规模培训基层干部，提高他们的应对传媒、司法、群体性抗争时间的能力。在这个治理技术的转型过程中，我认为过去三十年重大失误之一在于没有学会使用现代法律技术，未能有效地培养起服务于自身政治目的的法律精英阶层。
我想举两个与律师阶层有关的例子。一个是内地的例子。从西方历史看，英镑的兴起和美元的兴起不单是资本家阶层的兴起，其背后是服务于资本家阶层两个特殊阶层：律师阶层和会计师阶层。我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经济上开始崛起，我们的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企业家阶层，但我们在这三十年中并没有有意识扶持并推动形成我们自己的律师阶层和会计师阶层。相反，是英美的律师阶层和会计师阶层在我们提供法律服务。你只要看一下过去一些年中国的国有企业在美国和香港上市，提供法律服务的基本上是美国所，中国所提供的法律服务少得可怜。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政府没有引导国有企业上市过程中雇佣中国的律师事务所或者香港的华人律师事务所。也许有人会说，中国所的法律服务水平比不上美国所。这固然是事实，但这个说法忽略了因果关系。如果中国所掌握了如此巨额的法律服务利润，当然可以雇佣美国律师事务所为中国所打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律服务水平的高低，而在于究竟谁是老板，是一个政治自主性的问题。由于我们把如此高额利润主动让给了美国所，中国最优秀的法律人才就自然成为美国所的雇员。你只要到香港看一看，留学海外最优秀的中国律师都在外资所打工。这种政策的结果不仅是高额法律服务利润的流失，最主要的是把优秀的华人律师推向了美国所和英国所，导致中国的律师阶层依附于西方的律师阶层，形成了所谓的“买办阶层”。今天，我们在商业、法律、文化领域中“买办阶层”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治自主性缺失，当然也由于政治决策者对这些阶层在现代政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不了解，以至于把律师事务所、大学等看作是社会机构，而没有看待在现代政治结构中发挥的特殊的政治功能。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香港律师服务业结构的转型。港英时期，香港的法律服务被英国人垄断，其他国家不可以进入香港法律服务业。这样香港华资律师事务所也发展很快，跟在英国人后面占据了半壁江山。在香港回归过程中，英国人意识到自己无法独立维持在香港的利益，就开放香港法律服务业，引入美国律师事务所。同时，为了打击华资律师事务所，就修改了相应的法律，把律师业原来的定额收费改为按照市场竞争来自由收费。这种自由竞争的结果导致美资和英资的大型律师事务所占据了不需要自由竞价的高端收费市场，而华资律师事务所只能在自由市场上相互竞价，最终在香港的地位一落千丈。因此，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维持庞大的法律服务阶层，可这个阶层到今天依然把持在西方法律阶层手中。而香港律师业的这些改革就是在彭定康手上完成的，由此可以看出彭定康高超的政治技艺。
这两个例子一比较，我们就明白问题所在。今天，不少人讲中国崛起要在国际上争夺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可我们连一个自己的法律精英阶层和文化精英阶层都没有培养起来，而且目前的法律精英阶层和文化精英阶层往往由于其买办性而很容易成为反体制的力量，我们怎么可能获得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呢？因此，政治实力是全方位的，法律阶层和文化阶层的政治意义不亚于工商业界。
从这个角度看，中央对香港的定位应当从经济城市转向政治城市。香港对内地经济发展的贡献可能有有所下降，但是对于如何学习掌握现代治理技术，如何培养自己的法律精英阶层和文化精英阶层，香港会成为我们最理想的试验田。在中西政治对垒的格局中，香港依然是“师夷长技以治夷”的重要场所，只不过从学经济转向了学政治，学法律。谢谢大家。
邵善波：
强教授是研究法律的，很多是专业见解。他提出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香港的模式和体制，不但是经济，还有司法和其他。两地可以怎样利用这个情况改进体制，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问题。下面请罗范椒芬女士发言。
罗范椒芬（范氏慈善信托基金理事）：
我就简单讲三点。第一点讲一讲内地的社会制度建设，同时分享一下香港这方面的经验。我觉得内地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在经济上取得了非常瞩目的成就，在社会制度的建设上却是滞后的，这方面重中之重就是要建立社会的诚信，要有廉洁的政府。刚才邵善波顾问已经说了，国家不是不了解香港的廉政制度，回归以后我们廉政公署接待了很多内地的官员，问题就是双方体制不同，所以很难照搬。
建设诚信社会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政治任务，也是一个需要长期文化熏陶的工作，还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廉洁政府的建立要有五条支柱，就是包括五方面的制度，行政制度、政治制度、法制制度、监督制度和公民制度，就好像一个屋有五条柱，一定要共同发展，有一条柱子短了就不行。在这方面香港的确有很多经验和案例，但很难转移。
香港在这方面的经验还是值得分享一下。香港的服务行政，在彭定康的时代才真正落实，引进一些服务承诺，又建立了一个效率促进组。我觉得效率促进组对公营机构改革产生了非常大的作用。这个组为政府部门提供管理服务，就是有一些专家到政府部门里，对架构、流程、应用科技和外判等这整套部门工作进行检查和监管。由专家去引领，去推动改革，好处是什么呢？因为部门首长无论是否认同改革的观点，往往缺乏改革的动力以及这方面的知识和能力，有心无力跟有力无心同样是徒劳无功的。有专家来帮扶，他们很欢迎，实际上效果也很显著。在这方面国家公共行政研究院和各省行政学院，可以跟香港的效率促进组或者市场上的顾问管理公司组成共同队伍，为地方政府或者部门解决问题，包括预防贪污的工作流程等。在香港和外国，这方面也是很多大学毕业生非常向往的现代服务业，所以也可以为内地大学生开拓新的事业渠道，这是第一个实践经验。
第二个实践经验是在社会制度方面，香港的公民社会是非常成熟的。志愿服务机构覆盖面非常广，涵盖了包括医疗、教育、护老、青年、儿童等各个方面，都是政府资助一些非盈利的机构提供社会服务，也鼓励企业和公众人士去关怀社会。这样做可以减轻政府的负担，同时民间组织运作也非常灵活。大陆现在也有很多民间组织，他们目前还不能正式在民政部注册，因为国家有规定，要求相关部门做担保，所以很多机构都是由公司法人去注册的，长远来说这对于民间组织的发展是有障碍的。
香港有一个非政府福利机构合作平台叫香港社会服务联会，也是福利界跟政府沟通的桥梁。今年该组织还积极推动跨界间的合作，跟商界推动一个“商界展关怀”计划，结合各方面的智慧资源和力量。社会服务联会组织模式将来可以替代个别部门为民间组织做担保的制度，香港国家发改委目前正得到世界银行的资助，开展一个项目研究，如何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民办、非企业单位和促进民办社会事业的健康发展。这个项目将在两年内完成的。香港在项目援救过程中，应该有很多经验值得借鉴。
第三个实践经验是制度创新当然是重要的，但是要操作起来还是要靠人，要有相关的知识和能力，所以当地培训很重要。我自己做了三十多年公务员，最有效的一次培训就是在哈佛大学，用实际的案例分析做培训。可以考虑用香港案例或者国外的案例，甚至中国自身的案例，把案例变成教案，通过案例去讨论，这种学习方式更深刻，比满堂灌的授课方式更有实践性。在这方面香港有很多经验，很多培训机构、高等院校都可以在这方面协作。
第二点是粤港合作的问题。随着粤港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香港跟广东省，尤其是深圳关系越来越密切，人流、物流、咨询流越来越多。但我们需要一个创新的合作的长效机制，确保人员的配置，而不是开会前才匆匆地去决定开会的议程和需要签署的协议。在一国两制之下有很多问题，目前在法制上或者是政策上还没有打通，在粤港合作框架协议下，广东、深圳能否先行先试优势？我提出几点意见希望双方政府落实研究：如怎么样大胆探索关于学历和专业资格免试互认的问题，家庭团聚问题，内地人的孩子在香港出生受教育等福利跨境转移的问题，跨境婚姻离婚个案怎样执行司法判断问题等。还有跨境犯罪协查跟疑凶疑犯问题，这连廉政公署也无法推动。我们可以考虑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成立共同的办公室，为涉及跨境事务的审批工作制订一些服务承诺，或者设立投诉和反馈的机制改善工作流程；也可以成立专职的队伍，结合粤港双方的力量，共同处理贪污腐败渎职个案。
第三点，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鼓励学术界、民间组织、国际组织去提供创新的制度建设，加强民间社会事务的参与，培养年轻人的意识。在打造珠三角成为国际都会这方面，双方都必须放弃竞争的心理，要以互利共赢为目标，目光要放得远一点。今天我们说战略考虑，我们会看得更远，2047年香港跟内地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到时粤港、泛珠三角境况怎么样？体系怎么样？人流怎么样？我觉得国家的官员都非常擅长理论的论述和调研，香港在执行力方面就比较强，在这样的文化碰撞之中一定能够找到共识，可以互相促进，谢谢。
邵善波：
罗女士给我们介绍了一些非常具体的香港管理经验。下面请清华大学肖耿教授。
肖耿（清华大学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我提几个建议供研究，另外简单讲一下我自己对香港在中国将来作为世界经济中心这方面扮演的角色的一些想法。因为我先在美国学习，然后在香港教书，然后在香港证监会工作，所以对香港的体会非常深刻。香港是一个历史的巧合，如果一百多年前中国不租给英国，香港没有办法生存，就完了。后来回归，是另外一个关键的时候，现在又到了非常重要的关头，内地在崛起，香港可能会落后。
如果把香港比做一个操作系统，就是有点像苹果，可能内地是Windows，实际上Windows在技术上比苹果差远了，但是问题是它的规模很大，内地正在形成操作系统，整个制度在将来一定是非常重要的。香港实际上是整个西方的制度的一个重现，但重点是这种重现是寄生于中国和亚洲的。就是说中国不发展，亚洲不发展，香港就没有前途；如果中国、亚洲发展它是很有前途的。但问题就是给的空间是多少。如果不给空间，它就被边缘化了。
我们首先要问的是，香港是世界城市，但是不是中国的一个城市？这是香港巨大的困惑。这个世界谁到香港去打个电话就能去，但是中国人要去香港很麻烦，把钱带到香港更麻烦。这样香港就不会有太大的前途。但香港跟中国大陆有什么区别？有什么品牌？什么是香港制造？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香港制造。有种说法认为香港是供应链的发明地，就是供应链管理，应该是对的，但不是很清楚，有争议。真正的（香港制造）是什么东西？港币。那是真正的香港制造，但是只有700万人在用，如果是700万人在用，在世界上不可能是重要的产品。所以我认为大陆最重要要研究香港整个体制，包括政治、法律、金融，特别是港币。港币是非常特别的，过去是跟英镑挂钩，现在是跟美元挂钩，将来可能会跟人民币挂钩。跟谁挂钩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个挂钩的体制下，创造了一整套独立的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这个东西就是操作系统。
这个操作系统在过去运作非常好，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刚才我们都谈到香港可以做很多事，但也是有危险的。危险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香港的政治体制，香港的政治体制可以说是中国和英国的折中。解决问题非常困难，但是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它实际上反映的是东方和西方两种文化的冲突，而且这两种文化目前的较量有可能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西方民主制度是在场的选民民主，导致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福利。美国就这样。
所以我觉得香港在这方面是可以起很大作用的，如果把政治体制问题解决的话，有可能对中国，对世界起到巨大的作用。我们必须花大气力研究西方民主的弱点和优点以及我们将来民主走哪条路，这个问题不解决，香港的问题解决不了。
第二就是我讲的香港金融体制，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香港所有金融产品都是以港币为基础。金融产品香港制造，但是这个产品如果要别人到香港来买的话，不可能，必须像麦当劳、肯德基一样，把这些产品送到中国人的家门口，让他在中国可以买这个产品，香港的金融产品才能永远继续存在下去，这个是香港最基本的困惑。
这个问题回到内地，内地是站在内地的立场上，人民银行想的就是人民币国际化，上海变成金融中心。但是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风险观，这两个金融中心不知道谁会成功，所以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两个都发财，让他们有竞争，又有区别。所以我认为张司长讲的香港可以做的事都可以做，如在人民币国际化中的作用。但这些都不是香港的核心竞争力，最重要的是香港将来要在上海、在全国有港币结算体系，港币产品能够让老百姓去买，老百姓的钱不需要流出中国。
如刚才所说，人民银行最关心的是资金不能流动，大陆的钱在大陆，但是以港币去买港币的产品，港币的产品就包含所有的香港操作系统的金库，这个是香港必须守住的。如果放弃全都变成人民币就没有任何价值，没有任何前途。要说服大陆，就是说允许做这个试点，这个对中国成为将来世界经济中心非常重要。我的一个设想，就是将来港币是可以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SDR挂钩，即因为港币可以跟英镑、美元、人民币挂钩，实际上可以跟任何货币挂钩，如果跟世界上的超主权货币挂钩的话，这个超主权货币立刻获得一个完整的资本市场和体制。这个东西说起来是天方夜谭，小小的香港会想做这种事，怎么可能？但是如果中国将来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然后在中国只有香港是跟欧洲、美国都保持很好的关系，这种事情想去做的话，我觉得是有可能的。新加坡很可能想做，但是可能做不了；香港很可能可以做，但是没有人去想。
最后一点，我认为对于香港和内地战略合作研究最大的障碍，就是内地人不了解香港，香港人不了解内地。这个问题一天两天是解决不了的，一个内地自己发展出来的比较切实可行的方法，就是挂职。挂来挂去，大家对彼此的情况就都了解了。还有一个是党校，到党校去学习。对内地来讲要有一个机制，让两边的人才可以到对方去，真正出去了解对方的运作，创造更多机会，最后开始实在讨论，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这种交往非常重要。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邵善波：
肖教授在两方面都有实际的操作经验。下一位请港铁的总裁周松岗先生发言，他现在管着北京4号线，4号线和北京其他地铁有所不同。
周松岗（香港港铁公司行政总裁）：
我想在看香港的定位之前，分析一下香港的强项跟弱点。香港弱点是全香港没有多少人认识长期战略的重要性，我们是一个没有战略的地方。
当然香港有它的长处，长处有好几点。第一是国际化，国际化不但是一个所谓软件网络，是长期对国际、对不同国家的思想文化风俗社会的一个认识，而且有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人曾经在这个地方生活与工作过。第二是市场化，香港政府对于市场化的信心比较大，也敢于放手让市场决定事情。我非常佩服内地在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可是我觉得中央政府对于市场化始终有很大的戒心。我不敢说市场化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可是中国的发展还是可以依赖更大的市场化来提高效率。第三是肖耿教授说的香港制度的操作性。香港的生存和动力完全是因为在这个操作系统下有高度的自由。
所以在这个大前提下，我想讲一下香港交通建设的小案例。交通在香港整体的社会竞争中的地位非常特殊。根据世界公交协会调查的结果，香港是交通成本最低，但是交通最方便的地方。交通成本只占全香港GDP的5%，包括建设公路铁路、购买车辆、购买能源、支付劳动力、物资费用在内。跟其他城市的交通成本相比，伦敦是GDP的7%，休斯敦是GDP的14%。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香港政府用做卫生医疗、社会福利的总支出还不到GDP的9%。所以说香港在交通成本省下来的钱，足够香港在卫生医疗和社会服务的支出。
为什么香港那么厉害？绝不是港警的功劳。香港90%的市民出行的时候用公共交通工具，在休斯敦基本100%开自己的汽车。现在大陆的城市面对同样的问题，交通拥堵、资源缺乏跟环境污染，所以更多人用公共交通工具，这是未来的方向，轨道交通必须成为公共交通的骨干。轨道交通是一个投资非常高、商业回报非常低的项目，现在内地大城市要发展地铁到香港去，他们都问一个问题，怎么样从地铁赚钱，而不要政府津贴，我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以全世界经验而言，一个铁路不管它的生命是五十年也好，一百年也好，现金流永远不能够达到商业的回报，顶多可以收支平衡。因此用什么模式建设铁路，避免成为政府的重大经济包袱，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在这方面香港有比较独特的模式。港铁是1975年成立的，2000年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目前用商业原则来运作，是市场模式。香港政府是最大的股东占了76%，但是还有26万的股东占24%股份，我们去年总客流大概是20多亿元，我们是世界上少有的有盈利能力的铁路公司，去年有73亿港元的税后利润。我们不能在票价上赚钱，如果靠票价赚钱，我的票价会比目前大概高5倍以上，市民负担不了。我们采用的是铁路跟物业发展的模式，即利用铁路交通便利，沿铁路发展环境商住结合，开发铁路周边的一些物业。这样铁路建设为公众生活创造便利的同时创造了经济效益，因为人们希望在铁路周边工作、贸易和居住，这个经济的效益很大，把一部分经济效益放进铁路建设上，也为社区建立方便的环境。总结成两句话就是“老区线跟人，新区人跟线”。操作非常简单，就是在建设铁路的时候，香港政府授予港铁在某一些车站、车辆段上拥有固定的开发权，不是免费的，只是开发权，港铁向政府缴租地价，但是按铁路建成以前的市场价格来计算，我们建铁路方便了，物业价值也上去了，把这个差额放到投资建设铁路上，这是很方便简单的模式。即铁路带来的经济效益繁衍在土地升值上，这个经济效益回馈铁路建设。
根据这个模式，过去三十年香港政府没有花一分钱来建铁路，这是很不错的。它持有的76%的港铁市值，地价的收入，上市的收益，联动后来的股息，使得它不但没花一分纳税人的钱，还挣收港币。对香港的市民来说，也能用一个便宜的价钱得到高指数公共交通；对港铁小股东来说，投资港铁的回报比恒生指数平均成分股高出一倍。中国大陆目前轨道交通建设正处于起步的阶段，怎么样把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保持平衡，吸引社会投资，这是可以借鉴的制度模式。
此外因为我们在这个模式运作下提供资本，也有一整套的制度，所以能够往外推广。现在在北京有第一个公私合营方式投资的北京4号线，在深圳我们正在建深圳4号线，在伦敦有我们现在正在营运铁路的网络，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也有铁路网运营场所。当然其中我们遇到非常多的困难，包括工会的问题、市民的问题、气候的问题，还有不同地方的政治问题等。
香港的优势不在于有什么战略。我自懂事以来从来不知道香港有一个战略，可是我们有非常强的适应能力和活力。在制度下，我们见到机会就会去抓。以后我们怎么样发展无法从今天的位置上看到，而是我们怎么跟国内一同走这条路来发展。我也知道，香港的发展跟国内一定有所不同，我们不会说香港政府有一、二、三战略，呼吁全民一起做这个事，不是这样的。谢谢大家。
邵善波：
周先生讲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案例，这个案例是值得内地借鉴的。在内地以发展物业来支持财务，往往是有一个地方要搞建设的时候旁边的地全都卖光了，卖光了香港这一套就用不了了。
再来谈谈香港的政治体制问题。香港政治体制问题，是让中央政府头痛的问题，而不是简单像强教授提出来的可以成为国家政治体制发展参考的模式，起码现在无论是中央还是香港都没有。我同意强教授和肖教授讲的，香港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经验，但是怎么对接上还很困难。
昨天香港进行投票，全香港人投票决定支持不支持民主，最后结果投票率只有17.1%，大概60万的投票，应该说反对派彻底失败，怎么说也说不过去，因为他们要有50%投票率。那现在怎么办呢？现在情况对中央来说是个头痛的问题。可以说，具体的合作是目前有效的相互学习的方法，所以请香港驻京办的陈选尧先生就粤港合作的问题谈一下。
陈选尧（香港特别行政区驻京办副主任）：
目前广东省政府跟特区政府有三个层次的沟通，最高一个层次就是香港特首跟广东省省长每年主持一次粤港合作的轮席会议；第二个层次在轮席会议下面，香港政务司司长跟广东省的副省长，每年有几次的工作会议；第三个层次就是在这个工作会议下面，有很多不同的小组，就不同的范围，比方说旅游、基建、交通、公务员培训，不同的事情有不同的小组讨论。为了配合刚才所说的几个会议跟这些小组的工作，在广东省港澳办和特区政府的事务局还成立了一个联络办公室支持他们的工作。从我们过去几年特区政府经验来说，运作还是不错的。下一步要考虑是不是还要增加更多的架构、委员会、小组，还是要重新整合一下现在已有的架构和现成的小组，这可能是我们下一步研究的课题。
邵善波：
好的，我们本单元的讨论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参与和发言。
第三单元：可持续发展、产业提升与转变发展模式
李明堃（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全职顾问）：
可持续发展有两个层次的意思，一个比较窄，一个比较宽。比较窄的意思主要就是讲经济发展，我从香港过来的时候，在BBC中文网看到一篇题为《中国金砖能持续多久》的文章，对中国经济能否持续下去提出疑问。可持续发展的另外一层意思，可以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来看。可持续发展包括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要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经济的同时，需要保持良好的生态。
这一单元讨论应该将两层意义都包括在内，既要谈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要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看待可持续发展。讨论的主要方向是在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之中，香港有何作用？我们也不妨把讨论的范围拉开一点，谈谈在香港的可持续发展之中，国家的角色与作用。
本小节有五位专家、教授做主题发言，首先有请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先生。
姚景源（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
我们现在讨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确实值得关注。在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温总理的报告讲到，我们要优化和调整结构，转变发展方式，而且刻不容缓。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待结构调整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第一就是从供给层面看，就是看一产、二产、三产。第三产业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太低。经过全国第二次经济普查，内地第三产业占整个国民经济41.8%，而美国是80%，香港估计更高。刚才李先生讲内地要调整结构转变方式，香港能做什么。我觉得内地服务业是香港资本将来最有发展潜力的空间，内地服务业太薄弱了。第三产业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能吸纳就业，现在内地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就业难。我们一年的大学毕业生，去年610万，今年是630万，就业非常困难，就是因为我们服务业薄弱。中国服务业不但比重低，层次也低，直接导致附加值太低。我们特别缺少现代服务业，包括金融、物流、文化产业等等。美国一部《阿凡达》到四月底全球票房收入27亿多美金，换算成人民币，我们多少地级市一年财政收入都到不了这个数。
现在要转变发展方式，结构调整的突破口在哪里呢？就在于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现代服务业为什么那么薄弱？我觉得有几个原因，一个是思想观念。我们从计划经济走过来，很多人到现在还认为服务业不光荣，还是要干制造业，所以对服务业有一个认识的问题。再一个就是服务业垄断，大家都清楚，我们有些服务业处在垄断状态，所以必须得打破垄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我们的服务业缺少人才，这是核心。搞现代服务业，没有现代的人才干不了。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主要是搞制造业，搞“三来一补”，没有香港，内地不可能有现在的局面。如果往后看，我觉得最大的空间就是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就人才来讲，我们很难说一下子就培养出这样的人才。因为它不但涉及院校教育体系的调整，还需要有一段时间，关键要有现代服务业的企业家和专家型人才，这方面我们太薄弱了。
从需求层面看，就是看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在经济学上也叫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我们是什么问题呢？中国经济长时间以来，依赖出口和投资拉动。这三驾马车我们是两匹骏马，投资和出口，还有一头瘦驴就是消费。消费不足不仅影响整个经济生活、经济质量，还导致我们整个再生产的循环遇到问题。以出口拉动经济，结果西方国家一衰退，我们这边工厂就被迫关门，员工就失业。以投资拉动经济，按照经济学原理，大量的投资势必形成大量的生产能力，大量的生产能力形成之后，消费上不来，产能过剩就躲不过去，我们现在就遇到产能过剩问题。
产能过剩躲不过去，怎么办呢？就一定得让消费成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拉动力。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就是要加快城市化步伐。因为在宏观经济当中，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三十多年来，中国工业化速度确实很快，但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这也是产能过剩的原因。
上海世博会的口号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我觉得提得真对。现在中国农民人均耕地面积一亩四分地，就算农民家人口多，也就十亩八亩地，不可能走向小康，走向富裕，怎么办呢？富裕农民的核心还是减少农民。剩下的农民土地占有多了，再产业化、规模化。减少农民，农民上哪儿去呢？就得让农民进城，加快城市化步伐。我们现在城市化率是45%，发达国家最低的是78%，全世界平均水平是49%，所以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结构，城市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
另外一个是解决消费问题的渠道，让民众有钱，没钱不能消费，所以要千方百计增加民众收入。现在内地收入增长速度不低，但是我们的分配差距比较大。分配差距大会导致消费萎缩，所以解决内地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不是消灭富人，指导思想应当是努力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
再就是我们社会保障不健全。我们讲扩大消费，但是老百姓不敢消费。现在房价高，上学还得交钱，看病又贵，人们对未来预期的支出压力大，于是就放弃了眼下的消费，把钱存到银行，变成未来的保障。我们现在什么问题呢？一方面消费不足，另一方面银行存款不断增加。大量的银行存款又导致大量的投资，形成这样一种情况，从这个角度来说，扩大消费非常重要。
第三个从要素投入角度来看，中国经济主要还是依赖大量的物质资源投入支撑经济增长，显然没有持续性。这个大家都有共识，我们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我们也没有权利把一个恶劣的环境留给子孙后代，而且这样耗费资源，不但中国经济支撑不了，全世界经济也支撑不了。怎么办呢？要靠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的提高，来替代这种大量物质资源投入支撑的经济增长。显然在技术问题上，在创新能力上，香港有广阔的空间。
总之，中国整个经济发展的过程，必须是一个结构不断调整优化的过程，是一个发展方式转变有明显进步的过程，是一个让消费对整个经济增长能有更大拉动力的过程，是一个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有一个较好较快发展的过程，是一个技术对整个经济有更大支撑力的过程。这样我们才能够解决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李明堃：
姚先生讲的三个方面，都是香港的机遇。第一个机遇就是如何多层次地支援内地服务业的发展，包括人才方面、技术方面等等。第二个机遇就是内地的城市化进程。我们也在探讨这个问题，究竟内地的城市化，对香港来说会带来什么机会，香港如何去参与？第三个机遇就是在内地可持续发展尤其是环境保护方面，香港如何在技术创新层面，也可以出一份力。下面有请香港港铁公司主席钱果丰博士。
钱果丰（香港港铁公司主席）：
中国今天积累了一定的国际经验，主要归功于过去三十年，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中国现在有了一定的实力，虽然能够引以为傲，可是也付出了不少代价。劳动力不用说了，还有资源，再就是自然环境的破坏。往后应该怎样呢？我看很重要的是国家的发展观要从重量转移到重质。
现在有人在讲，中国何时成为Number One？三十年前，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认为日本会是Number One，而且会保持这个地位不跌。可是1997年左右，傅高义来香港，他跟我讲日本已经出现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我们怎样以日本为前车之鉴，而不要重蹈覆辙呢？对香港来讲这是一个切身问题，就是在一个政治经济体系里面，它的既得利益者怎么运作？任何既得利益者为了保护眼前的利益，在政治上是趋向保守的。既得利益的运作在很多政治经济体系当中，会逐渐加重垄断性。香港现在的一个挑战，就是公共交通除了港铁之外，巴士公司、小轮都是几个地产公司控股的。香港市场里头的垄断性质比以前更加重了。这也是加深香港现在浮现出来的一些社会矛盾的原因之一，怎样去解决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关注香港民主政治和民主制度的发展，可以做一个全国性发展的试点。因为经济发展是脱离不了政治的，政治一定要不断地往前走。
另外一点刚刚姚先生也提过，就是大学毕业生就业的问题。现在可以说是势局多变，过去三十年先是有中国的十亿劳动力投入了全球化的劳动力市场，接踵而来的是十亿印度人，印度人后头还跟着不少东南亚的，还有非洲人。年轻人如何适应这多变的势局还有日益加剧的竞争？不外乎就是一定要靠教育的培训，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素质，也就是培育智力资本。
智力资本的培育当然要靠科研，靠教育。香港在这方面对中国持续性的发展，还是能够发挥一定的效力。最近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特刊》做了一个调查，就是在亚洲排名前五的大学，香港占了三个，港大第一，科技大第二，新加坡大学第三，第四是中文大学，第五是日本东瀛大学。他们也解释了，为什么北大、清华没有排在头十名之内呢？因为中国在学术方面没有那么自由开放，有时候要聘请一些外国成名学者不是那么容易，有时候发言、学术研究方面有一定的限制，国际化还不足。所以大陆可以多多利用香港教育所谓软的基础。现在香港在研究生教育方面，境外招募是很开放的，我在香港所遇到的内地去的研究生都是很优秀的。如果能够多多利用香港的基础，对提升中国人的智力资本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深化人的素质，不能光是靠量。靠量的话，迟早跟印度、跟非洲会有一个冲突。
还有一点就是香港是一个比较自由开放、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体。因为这样的原因，年轻人比较富有想象力，勇于创业，可是香港本身地方比较小，香港政府有一定责任，多多鼓励香港的年轻人，尤其是受过比较好的教育的年轻人来内地看看有什么机会。如果把他们的创业精神带到内地，跟内地的年轻人一起携手合作，我看可以擦出很多火花。未来中国能够有国际级服务行业的企业，肯定是香港跟内地人一起合作做出来的。
李明堃：
按照钱博士的意思，就是发展要重视质量，不要盲目地追求数字目标，要做好社会保障，还要发展智力资本。下面有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的张军扩部长。
张军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
现在大家讲发展方式的问题，把它放在国家可持续发展这个角度去研究，确实是非常贴切的。其实发展方式无所谓好坏，关键是它符不符合国家的国情特点，能不能持续。
从国际经验来看，转变发展方式的问题，实际上是各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只有发展方式转变才能可持续，不转变就不能持续。其实中国选择什么发展方式，是制订“九五”计划的时候就提出来的，那时候叫两个根本性转变。一个是叫增长方式的转变，一个是体制模式的转变，后面是前面的基础。体制模式不转变，发展方式也转变不了。十多年过去，问题是越来越严重了。这个发展方式问题，确实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不到这个阶段，再怎么提也没用。到了那个时候，再不转变，发展的持续性就有问题。
从国际上来看，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实际上也是这样。很多国家起初发展得不错，最后遇到所谓现代化的陷阱掉下去了，实际就是发展方式没有及时地转变。这里面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发展到一定时候，最开始形成快速发展的那些竞争力条件变了，没有及时地更新和提升竞争优势，所以竞争力就没有了。比如像拉美这些国家，早期是依靠农产品出口来促进发展的。发展到一定时候，必须考虑怎样提升、转变竞争优势，保证还能继续发展。长期以来我们的发展，实际上是处在拼资源、卖苦力这样一个阶段。拼资源就是资源高消耗、低价格、损害环境；卖苦力就是非常低的劳动力价格。所以怎样进一步更新再造我们的比较优势，让我们有竞争力，这是很大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分馅饼的问题。发展初期这个问题并不是特别突出，发展到一定时候，这个馅饼要不分好，社会动乱是难免的。大多数掉入现代化陷阱里面的国家，这是最主要的因素，例如泰国。分好馅饼还包括发展本身平衡性的问题。比如区域之间、城乡之间、民族之间，包括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如果很大的话，社会矛盾就会很突出，很难解决。这两个问题都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非常突出的问题。
除这两个之外，今后影响我们发展可持续性的，还有两个因素。一个就是怎么挖掘我们内需潜力的问题。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相互促进，2009年城市化率已经达到46.6%，“十二五”期间可能会跨过50%这个坎，即使如此，余地还是很大的。对于中国城市化一个基本的判断是什么？就是这些年，特别是最近十年，城市化进程走得很快，每一年差不多接近一个百分点，一个百分点就是一千多万人口从农村转向城市，在国际上就是一个中等国家的规模。我们过去长期以来抑制城市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前甚至号召知识青年上农村去，是逆城市化的过程，所以我们那时候的城市化水平是很低的。改革开放初期，城市化率只有18%，所以尽管进展很快，但是水平还是比较低的。城市化水平滞后于我们的工业化水平，和全世界类似发展水平的国家比起来，我们也是滞后的。一年一千多万人进城，包括这部分人消费结构的变化，对于住房、基础设施这种需求量是非常巨大的。这个需求的释放，又有很多制约因素，使它不能有效地释放。过去这段时间我们还在靠出口，现在人家也在调整，美国人现在也意识到挣一块钱花两块钱是不可持续的，也要调整模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充分释放我们需求的潜力，使得它能够成为今后二十年增长的拉动力量，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
再就是环境问题。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估计是空前绝后的。现在OECD20多个国家，加上高收入国家一共53个，加起来的人口达到10.3亿，比中国还少了3亿。我们进入工业化、现代化，相当于把过去两百多年全球范围的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在中国这块不太优越的土地上重演一遍。中国的区域经济，从东北向西南画一条线的话，沿海三分之一是比较适合人们居住的，中间这块还凑合，西部地区大片的戈壁、沙漠，适合人居住的地方并不是很多。而且，我们的现代化还赶上印度、俄罗斯这些国家的崛起，加起来差不多是世界一半的人口。这个问题这么复杂，怎么去应对这样的困难？不仅如此，国际上还要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国内有河必干，有水必污，大家都看得见。干净的空气没有了，干净的水没有了，这肯定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也不是我们所追求的。
所以这四个问题，一个是竞争力的问题，一个是社会稳定的问题，一个是发展内需的问题，一个是资源环境的问题，都是我们今后所要面临的。我们去年做了一个关于发展方式转变的课题，对它背后的一些因素做了梳理，主要是四个方面。
一个就是价格。价格是最主要的因素。资源价格很低，人们不可能有动力去节约资源的。如果说电价比较低的话，节能灯就不合理了，买节能灯钱很多，却省不了多少钱。水价很低的话，大水漫灌就是合理的，节水马桶就是不合理的。
另外就是社会性不一致。所谓社会性不一致，就是对排放、质量安全这方面的规定不到位，现在有些法律虽在，但是执行不力。执行不力和现在地区之间这种区域竞争模式是有关系的。
第三就是我们长期以来重视经济的发展，相对来讲比较忽视社会事业这方面的发展。
最后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实际上是我们国有企业的问题，它也是造成我们现在储蓄和消费结构不合理的因素之一。国有企业在很多方面有免费的资源，处于垄断地位，赚很多钱又不分红，自己不断地积累，那么积累率高，消费就少。所以，像这些体制性问题不只是对应某一个问题，而是相互影响的。
从这些情况来看，香港在国家发展中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首先就是在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方面，这可能也是国家发展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首先是制造业，怎么提升我们中高端产品的竞争优势。国外到处充斥着中国产品，但是稍微好一点的东西几乎没有，就包括电视，高档的全是飞利浦、松下，很少有中国的品牌。实际上这也是现在政府所努力的。去年的产业规划指出要提升制造业中高端的层次，增加我们的附加价值。在这方面，除了技术、品牌管理等方面，香港也可以参与进来。
第二个特别重要的就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这一块确实是比较重要的。现在确实到了一个坎上，我们老说流动性过剩，钱很多，但同时外资又进得很猛，其实从一个侧面证明我们的金融体制效率比较低，我们的企业家素质不高，发现不了投资机会。所以这块需要做的很多。
另外就是一些比较具体的制度建设。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启动和持续是两件不同的事情，经济增长、现代化过程的启动只需要很简单的制度安排，而它的持续需要比较复杂的制度安排。经济增长的持续需要有更细的制度安排，比如知识产权的保护，比如信用制度的建立，比如认证认可、会计审计这样一系列的东西，要是做不好的话，要想持续实际是很难的。在这些方面，香港其实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李明堃：
张部长提到国家在可持续发展之中要面对的四个挑战。如果有时间的话，也请香港的朋友讲一下香港在其中有何角色与作用。接下来有请香港教育学院协理副校长莫家豪教授。
莫家豪（香港教育学院协理副校长）：
我去年在港大做过伦敦、纽约和香港三个国际城市的比较研究，有几项跟今天这个课题有关系。可持续发展，是评定国际级都市的一个重要标准。国际都市的另外一条标准就是软实力，尤其是人才资本方面的考量，看这个地方能不能吸引全球最杰出的人在此生活、工作。国际都市的第三条标准，就是文化氛围的多元化。重视文化产业，同时文化多样化的结构，对这个城市的国际化是非常重要的。第四个标准就是这个城市的管理水平。这四个方面的评定条件，对我们今天思考可持续发展有很重要的启发。
香港跟伦敦、纽约都有一个全球城市共同面临的挑战，就是它们能够创造的一般工作机会越来越少。它们的产业大部分是高端的服务业，一般人能够进入高端服务业的机会越来越少。在这发展过程中，知识结构适合的人，他们才有工作的机会。很多知识结构没有适合这个发展形势的人，他们就面临失业，造成社会矛盾，带来社会的震动很大，所以我们必须思考经济发展跟社会发展如何协调的问题。
中国现在变成经济大国，将来要发展成为经济强国。这条路上，西方或者其他已经发展的地区，能给我们一点启发。对香港来讲，过去几年也希望经济增长跟社会发展有一个平衡，所以特首最近就讲，希望二者之间的关系能够理顺。
全球城市化的经验，对我们有启发的还有经济发展带来的财富不均问题，另外就是社会流动机会越来越小所造成的社会矛盾。
在国家未来发展方式上，关于香港和内地的合作，需要重新思考的有几方面。
第一，最近发生的金融危机，带来对传统的欧洲社会发展模式，尤其是福利国家模式的深刻思考。我们不愿意走他们过去高税收、高福利的发展道路。欧洲已经经历过老年人口的增加，带来社会福利的负担，出现了很多问题。中华地区现在也面临老年人口的增加，我们如何处理社会福利模式？内地跟香港应该多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找出一条跟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
第二，在提供社会福利与处理社会矛盾的时候，我们可以善用三方面的力量，第一是民间的力量，第二是政府的角色，第三是商界的责任。我们现在面临很多社会矛盾，单靠政府提供社会福利，走欧洲的路子看来不行，如何找到出口？我们要重新思考商界、政府、民间力量三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香港能够给我们内地发展提供一个参考的模型。香港的非盈利组织在社会福利、社会服务方面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香港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可以跟内地分享NGO或者国际同行的经验，为内地处理社会福利问题提供参考。
第三，对内地来说，香港的公共管理水平也有参考的价值。香港跟内地的同行多交流，看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能不能找到更好的公共管理经验。
第四，在发展的过程中重新思考社会政策的角色。社会政策的重要前提，是如何解决财政来源的问题。因为在香港，一方面人们很需要政府提供社会福利的投资，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不愿意加税。所以，如何解决公共财政跟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就牵涉到刚才讲的重新思考政府、商界、民间三者责任的问题。海外越来越重视商界的社会责任问题。
最后，香港在国家转变发展方式的背景下，在高等教育和人才培训方面的配合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利用香港的经验，跟内地互相配合和学习，希望双方能够共同发展。香港起码不要把自己看成局外人，在整个国家发展过程中，香港还是有能发挥作用的地方。
李明堃：
谢谢莫教授。本单元谈可持续发展，谈到的许多问题都跟上个单元谈制度创新时提到的许多意见有关系。下面有请清华大学核能源技术研究所副所长李十中教授。
李十中（清华大学核能源技术研究所副所长）：
我是搞工程科技的，就从工程科技这个角度来谈谈香港的可持续发展。
2008年香港排放的二氧化碳是4000万吨，甲烷是24.4万吨，甲烷的温室气体效应是二氧化碳的21倍。为什么有这么多甲烷呢？一个是每年埋了30.9万吨的垃圾，这要产生甲烷的。每年污水处理厂的31.9万吨污泥，这个埋了也要产生甲烷，而且还会污染地下水源。香港每年大约消费100万吨的柴油，我算了一下排放的二氧化碳大约是420万吨，颗粒物400万吨，所以你想想这个天能好吗？所以香港要发展，必须要有一个好的环境。这样的话，走的就是要可持续发展道路。
现在香港娱乐场所戒烟，那点污染才多少？我们要搞生物能，30.9万吨垃圾还有污泥，还有家庭垃圾，可以产生2.4亿立方米的甲烷。还有每年家庭垃圾可发酵产生温室气体的是220万吨，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做成可再生资源用在车上。香港的餐饮业很发达，餐饮业的废油可以做生物柴油，我算了一下可以做6万吨。再举个例子，斯德哥尔摩的公交系统全部要换成新能源，到今年换了一半，2006年换了四分之一。2000辆巴士，换了500辆，就减排了4.2万吨的二氧化碳和4万吨颗粒物。如果我们香港的公交系统，5886辆的巴士（2008年的数据）完全燃烧甲烷，那么整个环境就好了。5886辆巴士，就可以减排46万吨的二氧化碳，可以减排44万吨的颗粒物，这就是可持续发展。另外还有1.8万辆的士，耗费9万吨汽油，完全也可以把它替换掉。在香港就利用这些垃圾，可以替代大约二十几万吨的油。
现在全球都在讲低碳经济，但是我们没有听到香港的声音。香港现在能不能把低碳经济，把新型能源做起来呢？我觉得完全是可以的。奥巴马上来就讲绿色新政，香港为什么不能做这个？有一流的研究设施，有一流的人才，再和大陆结合起来，我们可以做一个创新中心。
2008年香港进口柴油花了195亿港元，进口汽油25亿港元，进口天然气47亿港元，完全可以把这些资金，拿到非洲、东南亚、大陆去生产，生产以后就可以赚钱，这就是可持续发展。香港的环境好了，全球的人才就都到这儿来了。
所以，我们要建一个低碳经济、低碳能源的创新中心。中国大陆的环境也很恶劣，大陆的进口石油比例，原油是51.4%，再加上成品油，石油进口已经达到53.6%，也需要发展替代能源。大陆想要城市化，这么多的人口，我觉得应该叫城镇化比较好。城市里的人还在失业，这些农民去干什么呢？我觉得要在农村开发生物燃料。据联合国UNEP的一份报告，2006年全球生物能源提供了117.4万个就业岗位，预测到2030年全球新能源有2000万个就业岗位，生物燃料占1200万个，太阳能占650万个，风能占210万个。要解决中国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在香港做一个实验，然后给大陆做一个示范，进而解决大陆的能源问题、环境问题、就业问题。这就是香港的可持续发展。
李明堃：
这一单元的讨论就要结束了，如果要做一个总结的话，内地和香港都面临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但是内地和香港可以互相支持，在许多方面可以互相合作，共同面对挑战。
第四单元：国际地位及区域合作、软实力与中长期战略
任剑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教授）：
无论是香港还是中国大陆发展，整个在国际战略当中所取得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是层层相扣的，可能需要我们放大视野，从技术的、经济的、金融的、社会的角度来考量，以拓展到我们对未来的布局。所以我们最后一个议题就来讨论这个问题：在香港和大陆发展当中，它的国际地位和区域合作，软实力和人才战略怎么样匹配。
这一节有四位发言人，第一位发言人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袁明教授。
袁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说到对未来进行思考，最打动我的是人才问题。可持续发展也好，前面讲到的香港的金融优势和服务业也好，都离不开人才。对人才问题我有一个看法，鸦片战争以后的国际大环境中，特别是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这么浓缩的一段历史时期里，香港提供的专业化的国际化人才，或是国际化的专业人才，大陆没有办法比。就是在讲大陆改革开放这篇大文章、讲中国故事的时候，香港的精英专业化的语言以及他们的思考，比较容易让西方接受。这是一种能力，是一种文化能力。
十多年前，我和沈联涛先生在美国，跟高盛、花旗这些华尔街的人接触，我被请去讲课。我不懂得经济，他们为什么要请我？可能是因为我多少能讲点中国故事。但是沈联涛先生给他们讲中国、讲改革开放，以他的语言讲出来，他们是非常关注的。这是举了一个个例，这样的例子其实很多。这是很多香港的专业人才在国际上讲中国故事的时候的一种香港特色。这种香港特色让西方人听得懂，他们愿意来讨论，愿意进一步地来探讨东西方之间怎么共生共处的可能性。所以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东西方遭遇中香港的特殊作用的。
问题就是能否持续。将来的香港，能不能够继续培养产生或者是凝聚这种人才？这一代人才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能够为了中国进一步发展提供资源。在这篇大文章中，未来人才怎么办？我前年年底受香港政府的邀请参加了UGC（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现在每年至少有三到四次机会和牛津大学、悉尼大学、墨尔本大学、英国伦敦大学等大学校长一起讨论。这个是比较国际化的队伍，因此对人才问题有了特殊的观察角度。在这么一个特殊角度上，有两种趋势使我个人对香港未来能不能再培养像现在这一代专业化、国际化的人才感到担忧。
一个趋势跟香港年轻一代人或者说跟香港社会本身小政治气侯有关系，就是变得越来越内向，只看香港，不看区域，更加不要说看世界。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去年年底我们和香港的一批学生代表座谈，有一所著名大学的学生会主席，他介绍自己就用广东话，既不说普通话也不说英语。当时会议室不大，在座的有牛津大学、悉尼大学等学校的人，大家都完全傻掉了，最后还是一个教授临时充当的翻译。我很难过，会后问这个学生能不能讲英语，他说当然能讲。我说你为什么不讲？“香港回归了为什么要讲英语？”后来我说你知道不知道，我们北京大学的学生都努力地在学英语。虽然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作为一个学生会主席尚且如此,这种现象就不得不深思了。
还有一个趋势，那就是现在大陆高等教育越来越开放。我们北大清华项目很多，很多美国和欧洲的知名大学都越过香港直接来找我们，这样的话香港到目前为止一定程度是被边缘化的。
香港怎么能够保证自己原来的活力和特色？归根结底就是要保存一种多元文化，它的国际性，它的活力。这能够使未来香港新一代年轻人长大以后，不单可以宣传香港，而且能够把大的中国故事讲得更好。我们应该培养这样的人才。现在香港有很多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在各种条件面前我们能不能做一些人才培养的课题，能不能让香港继续提供那样的优秀人才。这就是我要讲的，谢谢大家！
任剑涛：
非常感谢袁明教授，讲了非常关键的问题。我们今天在谈香港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时候，主要是从正面的、积极的、优势的方面考虑得比较多，那么在袁教授这里开始有一个转轨。也许我们要从两方面去思考，有什么样的优势，有什么样的局限，然后怎么去解决问题，所以非常感谢袁教授。接下来我们请出第二位发言人，香港大学校长资深顾问程介明教授。
程介明（香港大学校长资深顾问）：
接过刚才袁明教授讲的，我觉得香港是一个窗口，这个窗口有两个意义。
第一是横向地从香港能够看到世界其他地方的一些情况，倒不一定是跟国际接轨或跟人家学习，因为人家有些成功的例子也有些失败的例子。
第二是往前看。我的感觉不是说当前社会好还是不好，香港这个社会有点提前，或是起码比内地的一些地方提前，走到了一个后工业化的社会。一方面香港第三产业占很大比例，去年的数据显示占GDP的比例达到了92%。但是这个是表面的，我最近这十年研究主要集中于教育的外部，以及对教育的挑战。
我们看香港现在的很多数据。香港现在大概有30万个注册公司，这里面99.3%是100个人以下的中小企业，这个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在这99.3%里，94.3%是20个人以下的小公司，还有更厉害的是87%是10个人以下，就是1-9个人的小公司。这些公司、这些数目还没有包括很多不在机构里面的一些个人工作者。
这就是说，整个的工作形态变了，变了很多很多。比如说，因为是小单位所以前线工作就跟以前不一样了，蓝领以前都是操作工都从事体力劳动，现在前线要面对服务对象、要解决问题、要设计方案或设计产品、要冒风险、要创新，等等。还有就是现在转工转行变得非常普遍，我们没有统计，英国美国都有统计。大学毕业，对口就业情况越来越低，就算第一个职业是对口职业，以后也没有保障。所以你一生能经历很多很多的单位和行业，而且刚才有人也谈过就业的机会好像越来越少了，所有的大机构都塌了，变成了扁平的机构，但是创业的机会遍地都是，所以根本来说与刚才袁明教授说的有一点相同。
假如说有一个6岁的孩子读一年级，十多年以后他大学毕业，面对的就业情况一定会比现在我说的更加厉害，散了、平了、灵活了，也不确定了。所以现在教育变成要返璞归真。我觉得现在整个世界的教育基本上是工业社会的教育，就是瞄准对口就业和人力架构，然后培养专业人才。因此最近国内的《2020年中国教育发展纲要》里面提的一些概念我有点不太认同。
比如说，特别提到一个“拔尖创新人才”。有这样的人才？或者说这样拔尖能尖多久？以前我们说digital divide（数码分化），现在其实就是有一个learning divide（学籍分化）。就是说一个人到了50岁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继续学习，他就停下来了。香港很多这种情况，一个单位出来以后就回不去了，一个行业出来以后就回不去了。但是也有一些人虽然家庭背景不一定好，教育背景不一定好，但是不代表他的能力就不行。
所有这些情况都告诉我们，现在我们的培养只能是返璞归真；或是用武侠小说的说法，不是要教他多少武艺，而是要加强他的内功修炼，把这个人的素质培养好。虽然很困难，但是别无他法。教育者觉得很困难，但是家长觉得很重要：孩子要应付以后大概四十年的工作。这个世界不一样了，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社会好像已经不存在什么农业，也很少制造业，世界很多的大城市都面临这种情况，香港算一个。
香港最近这十年做的教育改革，我们不敢说是不是一定成功，真正的考验在2012年以后。但是整个概念上我们还是比较持续。现在世界上很多人都愿意听我们的故事，我们的故事其实很简单，一个是社会变了，比如网络化了，第二个就是人到底是怎么样学习的。香港的经验教训一定对全国有好处。
这里面就牵扯到现在的内地教育发展纲要的概念，我觉得里面好象还隐含着很多以前计划经济的影子。那个时候觉得人才规划不是很重要，初中就知道自己念什么，高中分配到什么专业。现在这种情况没有了，尽管内地的社会还是对口就业比较多。但是香港就不一样，比如会计师，基本上不再聘请会计专业的毕业生；在香港很多从事IT的是应用IT人才，并不是计算机专家；在内地应该也有这个趋向。还有就是内地对学历的看法不一样，在香港一个硕士一个博士只要实用，博士主要是学术界的需要；但是在内地好像是不管你怎么样，只要拿一个硕士学位工资就高，很多的学生就觉得念到学士不过瘾非要念一个硕士，念到硕士不过瘾还要念一个博士，传统的科举的影子还很强。假如社会发展下去真正走向后工业社会，这些也许会变成一种拖后腿的现象。我讲的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任剑涛：
谢谢程教授。袁教授从外部观察开始，到程教授的香港内部感悟来观察大陆教育发展。确实教育涉及到一个人才问题，人才又涉及到一个地区的发展问题，而这个地区的发展问题，又决定它在国际战略当中的地位和作用。所以我们放开视野观察问题的时候会发现打开了一扇不同的窗口，也许对这样一个观察我们来自传媒的朋友他们会有更直接的感受，所以我们下面请出香港经济日报集团有限公司主席冯绍波先生发言。
冯绍波（香港经济日报集团有限公司主席）：
今天我的收获很丰富，听见很多有启发性的意见，我的手也很忙，记录了很多的观点。但是我的心里不安，为什么？
我们的讨论已经有六个多小时，我时不时看这个题目，“香港在国家未来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二十年前这不是问题，十年前也提很少意见，但现在这个问题很严重。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地位和作用都有所减小，国家在过去三十多年经历了很大的发展，香港以前的桥梁作用等都在减弱。有人讲的很对，在国家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香港是有很多的机遇的，我们那个时候尝了很多甜头赚了不少钱，很不错。所以不觉得要什么战略性的问题。但是在未来三十年国家会有更大的发展，而香港的竞争力在减弱中，所以，我们未来肯定先需要有一个新的战略性定位，那么我们新的定位要放在什么地方？
我看有三个重点。第一个，建立自己的特色，不容易被取代的特色。如果我们的特色被取代了，我们就变成二线城市了；第二个是持续性的发展，很多朋友都讲过了我不再做补充。第三点，如果让国家可以充分利用的话，我们就有一定的可用性。所以我看未来我们应该要珍惜这三个方面：独特性，持续性及可用性。
香港应该立足于两个优势：一个是国际化、第二个就是软实力建设。
先谈国际化，一个方面来讲，香港是在中国土地上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但是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讲，也是全面国际化中最有中国特性的，我们应该把这独一无二的优势融合，在主要产业上提升功能，特别是提升高端功能。这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个是金融中心。香港应该发展成为多功能的世界级金融中心，刚才很多朋友谈到了，我只做一点金融安全方面的补充。不少在香港金融街界的朋友，觉得这方面没有问题，我们是从积极角度看的，我们的制度机构没有这个金融安全问题，但是如果从国家角度看，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应该以前年的美国经验为鉴，也要从国家的角度看金融安全问题。
第二个就是香港现在的金融方面的基本建设还是不够的。比如说，在交易平台方面，在股票证券方面，在IT技术投资方面，在公司法律方面，还是远远不够现代化的。这个方面还是要花大力气的。作为全球性的供应链平台，刚才讲的国家考虑的，是成为现在的和未来的国际贸易的龙头，那么香港应该和华南地区共同建设极具竞争力的全球性的供应链平台。
第三个是医疗保健方面。利用香港现有的高水平西医，在科研诊断治疗复康这几方面，发展适合亚洲人及其生活方式的一流服务。特别是现在东南亚不少国家人口老化了，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多下苦功，利用现代化手段提高中医药的质量和国际地位。
第四方面是人才培训方面。刚才袁教授讲得很对，我很有感触。1971年时，我是香港大学学生会主席，那个时候我不懂普通话，这几年我在努力学，但是现在还说得不够好。香港的大学培养了不少毕业生，但是培养的合适人才还是不够的。比如说有中华文化修养的、有国际视野的、同时还掌握现代化知识技能的人才，还远远不够，这些方面我们还要努力。
总而言之，香港要集中精神，汇聚更大的力量把国际化的优点发挥得淋漓尽致。把我们现有的主要产业平台提高到世界企业高端的水平；抓紧接轨，协助内地服务业提到中高水平。
刚才有一个朋友说得很对，在提高国家软实力方面，香港也可以发挥作用。
第一方面是城市管理公共事业方面，讲得很多，我不做补充。
第二个方面是协助国家参与全球化的大趋势相关的国际先进性制度建立及标准制定等等。这是一个大文章，我们在其中有一些有利的环节。
另外两个谈得比较少。第三个方面是资讯的流动和发放，让中国更了解世界，但是更重要的是让世界上更多的国家了解中国。我们能向外国介绍中国的经济情况，还有中国的价值观和文化理念，希望外面的人，也能用新的眼光看新中国的国情演变。
第四个方面呢，提一个问题，是不是可以利用香港既有的国际化学术平台，为新兴发展中国家探讨研究，建立新的发展模式和理论。现在西方学术界在社会科学领域处于垄断的地位，但其中不少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新兴国家，甚至不容易解决西方发达国家自己的问题。现在是时候让新兴国家依照本身的情况和价值观提出新的发展纲要理论和模式，并享有相应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了。
实际上提高软实力比打造硬件难度更大。在国家进行这个庞大的、复杂的软件系统工程的时候，香港也应该出一份力。
最后讲一讲我参加这个座谈会的启发和感受。我觉得很多内地的朋友讲了内地的很多问题，的确也是有很多矛盾。但是从这个角度看，国家的发展是大有前途的，未来几十年国家还会飞速发展的。香港未来应该怎么办？我看有两个重点，一个是集中精神做好几件大事，解决我们近期的问题：社会发展的问题和政治问题等。第二是提高我们的危机感。站得高才能看得远，我们过去十多年浪费了很多时间，我们希望能在国家发展中多做好文章。谢谢！
任剑涛：
谢谢冯主席！可以说从明确特色，到发现优势，到综合出击，到有危机感，冯先生给我们刻画了一个30多年前的文学青年，所展现的对国家前途和香港的前途的深思，这一点让我很感动。今天我们这个会议的主办方是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和内地的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在一定意义讲如果香港方面更关注香港这个区域在国家或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那么中战会也许更关注站在国家的范围角度来看各个区域的发展战略。各个区域之间怎么样相处相互协调，也是他们关注的一个核心，秦朝英会长一直以来也有这样的战略设想。接下来请出的发言人就是我们中国战略管理研究会的代表，《战略与管理》杂志执行主编郭琼虎先生。
郭琼虎（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战略与管理》杂志执行主编）：
很荣幸有机会和大家交流中战会的一些想法。刚才李明堃先生说“我们要尽量把话题拉开”，任剑涛教授说要“把问题扩大化”，那么我响应两位主持人的号召，把思路再打开一些，我的题目是“国家发展拐点、文明转型与中长期战略”。
古人说：“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香港只有把自己置身于整个中国未来发展的大背景下，服务于国家中长期战略，其地位和作用才会更清晰，并且也就更利于把握先机，占领发展的高地。
我们目前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大背景？三十年的改革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也带来一系列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可以说面临一个内外交困的局面。关于“内忧”，前面各位专家已经讲了很多，包括陈有安董事长、张军扩研究员等，都做了很透彻的分析，我就不展开了。外部国际环境也很不容乐观，任剑涛教授有一个判断我觉得很到位：发达国家围堵中国之势已非常明确。在全球化时代，各个民族国家之间在辨认自身至高的国家利益的时候，必然要采用临时性结盟和长期性结盟两种结盟形式。各国权衡自身的条件和位势，自然而然地会把中国作为对手。于是就有了西方国家在人权、贸易、战略资源、金融（如人民币升值）等问题上向中国发难的问题，有了支持台湾、西藏和新疆分裂势力的问题。等等。
上述种种问题都说明：作为一个后发外生的落后国家，在经过了三十年的加速发展之后，中国的现代性进程正面临着新的国家发展拐点。这个拐点不仅仅是转型，而首先是转向，方向确定之后才是转型，才是路径的选择和具体步骤的实施。
那么拐向哪里去？各个部门做了很多有益的实践和探索，如最近说的要铁腕淘汰落后产能，等等，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是，基于目前的复杂局面，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任何局部的技术修补都无法顺利完成全面转型，要么陷入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怪圈，要么遭遇顾此失彼的窘境。我们需要全局性、长跨度的国家总体战略。我们在这一时期就一系列重大问题做出的判断和决策，将关乎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
讲到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的难题也是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如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自然资源渐趋衰竭，生态环境明显退化，气候变化威胁人类生存等，都是全球共同关注的焦点。金融危机之后，反思其中深层次的问题，实际上就是美国式的生产与消费主义的危机，也是西方工业文明发展模式的危机。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了工业文明先天的基因缺陷，就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无限欲望与有限的资源之间的深刻矛盾。
那么，综观国际国内，经济理性主宰的工业文明以利润排斥和谐，以竞争高于共生，不断激起自然和社会日益激烈的对抗。工业文明作为自然对立型、自然掠夺型、自然破坏型的文明，必将走向历史尽头。
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赋予了科学发展观以文明的内涵。生态文明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和谐共生，即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和谐生态，在人与自我之间建立和谐人格，在人与社会之间建立和谐社会，进而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建立和谐世界。作为一个全面而系统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体系，生态文明既能匡正工业文明的局限与弊端，又能提供可持续、全方位发展的路径，大力发展生态文明，就是我们新时期的国家总体战略。
应该看到，我们面临的机遇远大于挑战。历史上的每次重大转型时代，全新领域爆发的革命都是后发国家迅速崛起的最佳机会。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中国在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中处于被动或跟随地位，而此次金融危机为中国创造了巨大的历史机会。中国实际上和各发达国家处在同一起跑线上，若能主导以绿色能源和绿色产业为代表的全球新技术革命（李十中教授刚才强调了这一点），引领全球新文明转型，将为中国在未来的发展创造先发优势，占领战略制高点。
关于生态文明战略的切入点，这个可以有很多的选择。在多年跟踪调查和综合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认为，黄河战略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最佳切入点。75万平方公里、横跨9省的黄河流域若全面恢复生机，将是我国新时期的战略性决战。
对我国而言，生态文明重点有三大新兴战略性产业：以清洁能源为代表的绿色产业，以中医中药利用为代表的健康产业，能提振国族信心，并为全球文明转型提供借鉴的文化产业。黄河流域作为主要产粮区域、能源流域和有色金属长廊，以及中华传统文明的发源地，是这三大产业最容易展开的区域。
黄河流域历来也是国土中央区域，易于辐射和带动全局。历史上我们对母亲河欠债太多，且留下了极大的隐患。黄河流域以生态文明面目重新崛起，将“牵一线而动全身”，从根本上改善国民经济基本布势，推动我国早日实现生态文明战略的总体目标。
最后回到香港问题。在筹备这个会的时候，我们和有的学者交流，他们有两个反应：一，和内地相比，香港已经很好了，对国家大战略可能不感兴趣；二，内地现在很多事，够乱的，也根本顾不上香港。我想，换个角度，这反而恰恰说明了香港应该超脱一时一地的视角，像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那样，超越我们自己这一代的墓地而思考，把香港纳入整个国家发展的大框架之内，为中华民族的长远福祉作出贡献。
十八大面临更深入的转型。新一届领导集体对香港如何定位，并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取决于香港对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把握程度和参与深度，这直接决定了香港未来的发展空间。这样，香港的问题，也就不仅仅是香港一地现实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而是如何切入国家战略的问题，以及对文明基本形态转换的前瞻性把握问题。
国家整体发展战略是向生态文明转型，生态文明的切入点是黄河战略的实施，香港若能在这个国家文明形态发展转变的当口，自觉切入这一全新的战略定位，利用香港已有的各种优势——在技术、人才、资金、管理经验、与世界交往、华人华侨网络等方面的优势，以先进的生态文明成果供给，来满足内地生态文明的先发地区的需求，深入全国战略纵深地带，也就能够把握先机，进而把握住在整个国家发展中的战略优先地位。中战会作为关注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与长远发展的战略研究机构，若能与香港方面、及在座的各位嘉宾一起，共同参与并推动这一伟大进程，将是与有荣焉。谢谢大家！
任剑涛：
谢谢。也许我们与会者今天都有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上午我们谈国家发展战略的时候，是香港和上海在国家发展战略的区域叫阵，大家比较对象都是上海。那么到了下午我们是站在国家战略高度来总体观察，但实际上这个国家发展战略可能是上海区域布局，也可能像郭琼虎先生讲到的那样，黄河流域各位都很清楚，环渤海湾地区的崛起和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是黄河出海口的一个大战略，在这个意义上，提供了一个观察香港在国家未来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新的区域。也许我们香港，在国家发展当中的介入不只是针对一个现在发达地区，还有国家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域，这一点上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有意思的发言。我们在进入自由讨论之前，先请张震远先生讲讲。
张震远（香港商品交易所主席）：
谢谢！今天听了这么多专家的发言，学了很多东西。我大致同意很多专家的观点，也同意香港面临很多问题，存在很多矛盾，但是我对香港的前景很有信心，因为香港在很多方面有优势，主要看我们以后怎么利用优势。
在金融方面，我觉得香港现在的优势比回归之前更多，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比十三年前更巩固。看的媒体报告多了，可能不相信我说的话，但是只要仔细观察香港金融界这十几年的发展，就可以知道香港的金融中心的地位，是比以前更强大的。尤其最近这一年可以看到，所有的大金融机构都在香港扩张，比如内地的CICC（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最近也把在香港的规模扩大了一倍。大家都看到在香港发展的机会。
今天也有一个专家提到需要在国际上把一些话语权争取回来，也提到人民币走出去的国际发展策略，我觉得香港在这两方面可以做很大的贡献。我跟我同事最近两年在筹办香港商品交易所，很快就要投产，应该不超过一个月就开始营业。在筹办的过程中，我们就感受到发展的机会很大，因为亚太地区尤其是中国，是生产消耗商品最大的市场，但是目前这些商品的定价都是在伦敦、纽约和芝加哥，尤其是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定价。如果有机会可以把这些定价话语权争取回来，我觉得香港是在中国领土上唯一可以做到的地方。当然上海、郑州、大连也有商品交易所，但是他们都是封闭式的，没有参考价值的功能，比如国际交易没有一个会用上海的成交价来做参考。
我不想再说太多人民币的多元化方面的东西。最后想说一句：我们香港以后的前途其实不需要国家给我们什么优惠政策，其实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公平的竞争。如果有公平的竞争，我相信香港会很成功的。谢谢！
任剑涛：
好，谢谢张震远先生！谈的是强有力的回应，就是我们要对资源性商品要有定价权，而商品交易所可以直接发挥这个作用。那么我们这一单元的发言就告一段落，有相对比较充分的时间来讨论。对于整个的发言来讲，我相信我们这个单元是可以得出比较重要结论的一个单元。
说些个人观点。我认为整体上来说，香港在国家未来发展当中的地位和作用，涉及到三重重大的错位需要去面对沟通，不要仅仅说现在香港有优势就可以发挥。
第一：我记得1997年回归前我在深圳讲了一些话。第一个就是香港是一个多党制的地区，当时虽然还极不发达，现在相对比较发达成熟。但是对一个一党执政的政党制度的大陆来说，双方都会在政党的理念上有误解，怎么去沟通。所以今天这个渠道我相信是非常重要的，跟中战会这样比较民间的渠道沟通，增加相互了解。
第二个要沟通的就是香港是分权制社会。尽管大陆想把它打造成一个行政权主导的社会，但是还是比较困难，因为实际上立法机构还是比较强势。而大陆基本上是中央权力高度集中，尤其集中到执政党的委员会，所以这中间需要香港去怎么想办法，我们大陆怎么想办法，大家去理解这种政治和行政怎么去运转。这里的错位就是香港日益从一个行政问题演变为政治问题，今天我看的香港应该是这样，而大陆恰好是以行政在吸纳政治，大陆非常行政化，不谈政治问题。所以在这个双方发生这个交叠性变化的情况下，可能互信首先建立在互相认知的基础上。
第三个错位就是香港很多诉求只有建立在联邦制这样一个基本制度安排上，才是可能的，但问题在于中国基本制度是单一制。因为这样的情况下上午一个整体改革的讨论就说要理解香港，但反过来相信如果中央领导过来讲的话，那会说你要理解党。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因此实际上对香港来讲，国家发展战略当中的地位从金融这个直接的问题开始。要落到就是在国家制定战略的时候，香港今天也需要一个战略，我们怎么样，两个战略在重合性制定的时候能够高度吻合。所以下面我们就可以基于这些问题和感受进行开放式的讨论，相互地风暴更强烈一点，收获会更大一点，现在我们就开始。
肖耿：
我觉得今天讨论的很有收获，也很好。我想提一个建议，就是说香港很需要一个比较持续的模式，将我们今天讨论的建议去落实。
如果是完全靠内地的政府或是香港政府来做，有很多局限性。美国是比较发达的国家，像我们布鲁金斯的工作很多都是民间的，但它做的事，实际上就是下一届政府或是现届政府做的事，包括当年的马歇尔计划，就是布鲁金斯做出来的。我觉得可能可以考虑通过我们这种机构、会议来加强民间交流。我们这是第一次，接下来很重要的是组织一批人长期持久地研究战略问题。也可以做些项目，问题就是做了以后能够有渠道让国内的决策层知道。
香港现在也有很多新的智库，但是他们政治背景太强了，比如说“一国两制”智库。很多长期的技术问题、战略问题需要经常要一起开会，一起讨论，这需要一个比较开放的，同时又有召集力的机构来完成。之后组织专家就一些问题继续深入的研究下去，这样就可以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建立一个模式，使得香港跟国内的沟通更顺畅。很多年前我们一直在想这个事，就没有看到有人做，很高兴中战会能够起这个头，接下去一定要比较深入地落实，而且要做很多研究。
程介明：
完全同意，刚才吃饭的时候跟钱博士就说过这个，香港其实很缺一个民间的政策研究所，虽然现在有，但是因为它政治取向太明显了，所以它太窄了，不够宽。今天谈得很好，虽然香港以后往哪走其实说不上，但是这样对香港的前途，对香港将来在中国的作用其实非常重要。我们现在谈国际化说香港这个战略地位之类的，在政党里面没有这个想法，立法会从来不会讨论这些想法，媒体也从来不会关心这些问题，所以现在回去谈就完了，就是清谈会。所以我觉得落脚的地方，不光是研究，还要它懂得比如说美国的lobbying（游说）。
沈联涛：
我觉得开这个会是非常有意义的，大家把问题摆出来。非常赞同主持人说的话，就是香港的定位要从中国大历史大趋势的角度去考虑，只有这样的考虑才会成功。但是有个大毛病，这就是中国这么多年政府的定位是有为的，但是香港的战略是无战略之战略，就是无为。它成功就是它无为，香港有英雄的领导吗？没有。越有为它越失败，关键在这儿。
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中国怎么走出去？历史上这一百多年就是怎么走出去一个问题。还是一句话：慢慢走出去。大家认识到，就是务实地走出去。这个务实地走出去风险还是有的，因为你要创新，就肯定有风险。那么香港实际上就是已经走了，它有一个很好的经验，我自己做一个总结就是“无为”。
就是现在是一个大环境的走出去的问题，但是大环境就要靠自己培养。政府在很多地方是有为的，比如基建和教育等肯定是要有为，但是政府在出去在市场方面，很多时间是出现大回旋的。不是说我们的国营企业建得不好——建得很好，但是在出去硬拼的时候老外还是有很大的优势。所以我自己觉得我们应该考虑无为跟有为之间的矛盾。
不发挥香港的作用的话，只会逐渐退步，这就是我们香港同胞的苦衷，他们没办法解释出他怎么有为地去做这个事情，因为很多事情，社会就是无为。这方面我自己觉得民间的讨论有点用，但是这些确实不是一时可以解决的问题。
程介明：
刚才沈先生引起我很多的想法。第一我基本上赞成香港大体上是一种无为的管理，意思就是说可以不管的就不管，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可以管就管。新加坡是尽量管，我们香港是尽量不管。但是这种无为，好像也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是稳定状态，所以比较容易处理。但是现在本身遇到很多挑战，整个世界都有这种市场跟政府的关系怎么处理的情况。第二是香港因为有了立法会以后，整个形势又不一样了，现在政府好像很多注意力都给立法会辩护占去了。第三个，变成中国的一部分后，怎样扮演一个诸侯，这从香港来说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一种身份。总是要天子给你这个给你那个，怎么样跟其他诸侯一起共存，还不成熟。但是我觉得这个只能说对无为的要求提高了。无为有两种，一种是刻意的无为，一种是无能的无为。我还不能够下结论，现在香港是哪一种无为。
任剑涛：
我们这一节讨论引出来的问题都很复杂，好在我们是摊开问题无限地展示中央政策组和中战会合作的前景，当然很多问题的讨论在这里不会有结论。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讲，有为和无为的问题，不只是作为还是不作为的问题。从道家的思想来说无为是指不妄为，不是不作为。另外，政府的不妄为和社会的作为，这个也不矛盾。香港政府可作为的余地不大，但香港社会的自治文明很强，怎么通过一个社会的协会和非政府组织和公益性组织来作为，从而使香港能够创造韩国奇迹。推到十年前我们不知道韩国有什么著名的跨国企业和品牌，那么韩国在1997年金融危机以后可以说有了一个结构性的改观，可谓是适时而为。
小平先生曾经有一个说法，叫“韬光养晦，决不当头”，但“抓住机会，适时而为”。对今天来讲，中战会和中央政策组之所以坐在一起讨论香港在国家未来发展的地位和作用，讨论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讨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崛起可能发挥的作用，就是因为我们意识到，1978年到2008年乱中取胜的状态不可能再维持。确实，这之前我们香港也不会考虑这个问题，大陆也不可能考虑这个问题，大陆考虑的问题就是能够积累一点物质财富，香港考虑的就是很惊喜地发现大陆对外出口都要通过香港。那个时候不需要考虑战略问题，战略问题没有登上我们的台面，而今天战略问题的不期而来，在这个意思上我说一句冒犯的话，就是我们有点惊慌无措。
无论是香港还是国家，长久以来没有一个大的国际战略。所以今天走到一起来，我们来讨论国际战略讨论区域合作，展示新的区域合作可能，展示新的国际合作可能，更展示了香港在国家发展当中的作用。但另一方面香港朋友相对要付出一点耐心，肖耿教授也说了，如果假设我这个主持人坐在上海的立场来看这个问题的话，也许我会这样来辩护：为什么你们香港要求国民待遇？因为实际上你是一个超国民处境。中央税收没有拿，还要养军队，这个可能是香港不愿意正视的问题。另一方面香港人有没有告知，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因为香港的中介作用使中国收益了多少GDP：转口贸易、中介服务、桥头堡作用，实际上不弱于我们在上海建一个金融中心。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告知过程和说服过程，恐怕我们香港就会流于一种哀怨。今天我感觉香港的朋友有一点哀怨的心情。但是我们可以放下这个心情来，一起讨论中国今天面对战略转折我们应该怎么办，当然这是题外话、会后话，不属于我们这一单元要讨论的问题。因此我就此打住，同时宣告本单元及本次研讨会到此结束。
责任编辑：蒋湘陵
来源：《战略与管理》杂志2010年第7/8期合编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