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30年中，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的奇迹。从1978年至2008年的30年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超过9.5%，国内生产总值从3，645亿元增长到300，670亿元(人民币，下同)，人均GDP从281元增长至22，600元，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从343元增至15，781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从134元增至4761元，外汇储备从1.7亿美元增至1.9万亿美元，普通高校在校学生从86万人增至2021万人。中国还成功地抵御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并且在眼前这场重创西方发达国家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有相当出色的表现。即使是国内外的反对派，也不能否认中国在经济上的巨大成功。
记者：是什么原因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中国的现代化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
这个问题引起了中外学者的极大关注，并且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答。有人认为是因为中国引入了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有人认为是由于中国具有劳动力和原材料的低成本优势，有人认为是因为中国融入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国官方的标准答案是：改革开放后中国走上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简单地概括一下前年举行的中共十七大的主要精神，就是三个“一”：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体系。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在我看来，如果从国际比较和发展模式的角度看,中国官方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可以称作“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
记者：最近一些国内学者高调反对使用“中国模式”概念，你怎么看?
我也注意到这种观点。一些人之所以反对使用“中国模式”概念，是因为担心“中国模式”是西方人用来棒杀中国的阴谋。其实，就我看到的相关文献而言，西方人谈中国模式，恰恰更多的是批评，而不是赞扬。即使赞扬你的经济，也在批评你的政治;赞扬你的稳定，也在批评你的人权。还有一些人反对“中国模式”，主要是出于以下三个理由。一是认为这种模式还没有定型，二是认为中国模式存在不少问题，三是觉得“中国模式”有自我夸张或固步自封之嫌。我完全同意，中国模式还在形成之中，远未定型;中国模式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需要吸取的教训。更不能夸大中国模式的作用，盲目乐观，但不能因此而否定“中国模式”的存在。如果说，一种模式只有优点没有缺点，模式一旦确立就没有发展变化，那么，世界上就不存在任何一种发展模式。因为任何一种模式，都会有自身的优缺点，都会发展变化。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时指出的那样，“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在我看来，重要的不是争论“中国模式”的概念或名称，重要的是深入探究中国模式的要素、特征，分析这一模式的得失之道，尤其是记住我们从这种发展模式中应当吸取哪些教训。对我来说非常清楚的是，我们的得失成败已经并且必将与这种独特的发展模式密不可分。因此，既不要对中国模式盲目乐观，也不要轻言否定，我们需要的是深入而冷静的研究。
记者：你很早就提出了“中国模式”概念，当时是出于什么背景和考虑?
我也算是“中国模式”论的始作俑者之一。2004年，原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兼职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Ramo)发表了“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一文，我立刻对此做出了反应，并邀请雷默先生等一起召开了国内首个专门研讨“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的国际学术会议，出版了专题文集。虽然雷默先生的“北京共识”可能更容易吸引人们的眼球，因为它与早已声名远扬的“华盛顿共识”相对应。但我并不赞同这一提法，我更喜欢用“中国模式”的提法。“共识”的基本意义是广泛认可的或一致同意的解决方案，而“模式”在此指的是一系列带有明显特征的发展战略、制度和理念。不过，雷默先生关于“北京共识”的文章，引发了海外舆论界和学术界对“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北京共识”的热烈讨论。国外的一些政治家在看到中国经济成功的同时，也在思考导致中国经济成功的制度因素。我认为，所谓“中国模式”既不同于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也不同于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
记者：您能不能详细阐述一下中国模式的要素和特征?
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分析或概括“中国模式”。从基本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方面来看，“中国模式”的要素是：1)在所有制方面，中国既不推行纯而又纯的公有制，也不实行全面私有化,而实行以公有经济为主导的混合所有制，公有经济仍然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而且土地和森林、矿山等资源也不实行私有化。同时，中国放弃了传统的指令性计划经济，而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在政治上，中国坚持共产党的一党领导没有推行多党制和议会政治，不搞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但又不是简单的一党政治，而是“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治体制。3)在意识形态上，中国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但又允许其他不同思想流派的存在，政治意识形态的一元与社会思潮的多元处于并存的局面。4)在军队与政治的关系上，中国一直实行文官领导军队的制度，不允许军队干预政治，但又始终奉行党指挥枪的原则。5)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已经产生，并且正在对社会生活产生日益重大的影响，但正像中国的市场经济是政府引导的市场经济(government-led market economy)一样，中国的公民社会也带有政府引导的性质(government-led civil society)，多数民间组织并不具有西方国家的民间组织那样的自主性。
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看，“中国模式”坚持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同时辅之以强有力的政府调控。从改革与稳定的关系方面看，“中国模式”较好地处理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中国力求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的软着陆，并且比较成功地实现了社会的平稳转型，在推进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整体性变迁的同时，没有出现国家的失控和政局的震荡。同时，随着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从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型，稳定的内容与形式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原先的以“堵”为主的静态稳定，逐渐让位于以“疏”为主的动态稳定。从改革和发展的策略来看，“中国模式”推行增量的经济与政治改革，以渐进改革为主要的发展策略，同时进行必要的突破性改革。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一个基本的原则是，必须从总量上增加大多数人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使多数人从改革中得到好处。
记者：从您的描述来看，中国模式不仅包括了您对中国现实发展经验的概括，似乎也包含着您对中国模式的某种理想和期待，是这样吗?
确实如此。除了对现实的理论概括和分析之外，我对中国模式还充满着一种期待和理想。这也许是我的“中国模式”观不同于其他中国模式论的重要区别之一。我觉得，一种完整意义上的发展模式，决不只有成功的经验，也必然有其深刻的教训。我们必须认真总结我们在发展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和必须吸取的教训。中国模式的优势和成就不容否定，但它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也不能回避。中国模式的未来前途，在很大程度中将取决于我们如何成功解决在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生态文明等方面所面临的严重问题。我认为，在改革开放新的发展阶段，“中国模式”的以下战略选择将变得更加重要，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以经济发展为核心，追求社会和自然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社会发展首先是经济发展，只有经济的迅速增长，才能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不能把经济发展等同于社会发展，更不能将发展简单地等同于GDP的增长。经济发展必须与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人口增长、国民素质、社会安定、文化教育等相协调，最终促进人、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
必须把效率和公平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追求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平衡发展。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社会主义。效率和公平都是发展所要追求的价值，从根本上说两者不可偏颇。在改革的初期，为了打破绝对平均主义的传统，奉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策略有其合理性，但是，当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政府必须及时调整策略，将效率与平等放在同等地位，对弱势群体和落后地区实行必要的政策性倾斜，避免财富和权利在人与人之间造成分化，避免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社会经济发展出现新的不平衡。
在全面推行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的同时，要努力深化以民主法治为重点，以善政和善治为最终目标的政治改革，在民主治理和政府创新方面，需要有突破性的改革举措。否则，改革的社会政治成本将大幅度增加。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化过程，也是一个民主化的过程。以人的自由、平等、尊严为核心的民主政治本身就是一种基本价值，正像福利是一种基本价值一样。政府不仅担负着领导经济发展的责任，也担负着领导旨在深化民主的政治发展重任。政府既要推动以法治、参与、人权、透明、稳定为目标的全社会的民主治理，也要推动以分权、效率、责任和服务为目标的自身的民主治理。
记者：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模式如何处理好“自主性”和“普适性”的关系呢?
全球化是我们这一时代的主要特征，“中国模式”是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种现代化战略，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实现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能否获得成功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就是如何处理全球化与民族化、普遍化与特殊化的关系，国家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也直接体现为控制和管理全球化的能力。在谈到全球化问题时，常常可以听到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全球化就是东西方的趋同，是人类走向大同世界，是经济社会的一体化和同质化。由此产生出两种极不相同的全球化对策：一种认为应当舍弃一切去寻求全球的同一性;另一种则认为应当以自己的传统特色去抵御全球的趋同倾向。这种把全球化仅仅视为一体化和同质化过程的观点，从根本上说是片面的和不适当的，缺乏对全球化过程的辩证性质的认识，由此得出的结论就很可能是错误的，甚至有害的。全球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内在地充满矛盾的过程，它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既包含有一体化的趋势，同时又含有分裂化的倾向;既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
从全球化与自主性的关系来看，“中国模式”的主要启示是：在全球化时代，国内的改革与对外部世界的开放，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没有对外开放，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国内改革;而彻底的国内改革，必然要求全面的对外开放。邓小平把“改革开放”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并把它当作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战略，表明了他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所处的这种时代背景的深刻认识。发展中国家应当根据自己的国情，主动积极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同时始终保持自己的特色和自主性。全球化不仅对于发展中国家是一把双刃剑，对于发达国家也同样如此。发展中国家在应对全球化挑战时也拥有自身的优势，只要政府应对得当，就可以成为全球化的赢家;反之，发达国家也有其自身的劣势，如果应对不当，同样可能成为全球化的输家。在这里，成功的关键在于将自身的优势与全球化的优势很好地结合起来。中国之所以成为全球化的最大赢家之一，正是采用了这样一种全球化时代的发展战略。
记者：中国成为全球化的赢家都借助了哪些条件?
中国的现代化战略之所以取得成功，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政府拥有较强的驾驭全球化的能力。这一能力得益于以下这些应对全球化挑战所采取的措施：对全球化进程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和预见，从而选择了主动、积极而又独立的全球化战略;提高政府官员的素质，及时将具有全球眼光和战略思维的知识精英选拔为公共部门的领导人，并且广泛开展以知识经济和全球化为主要内容的官员培训;发展起一套灵活的、适应能力很强的制度和机制;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国内社会政治环境;政府对社会和市场拥有很强的宏观调控能力。
另外，就内部而言，要有较强的综合国力。综合国力有多方面的内涵，简单地说，可以把它分成两个方面，即所谓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提高硬实力，就是促进经济的发展，增加国家的经济总量，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巩固国防力量，这是增强综合国力的基本途径。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国家的软实力也变得日益重要，例如，国民的文化、教育、心理和身体素质，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民族文化的优越性和先进性，国家的人才资源和战略人才储备情况，政府的合法性与凝聚力，社会的团结和稳定程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等等。就外部而言，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是民族国家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必要条件。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营造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不仅是维护国家稳定的需要，也是经济一体化的需要。
记者：“中国模式”是否具有某种世界性意义?
我以为，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或者说“中国模式”所导致的“中国崛起”，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一些有远见的国外政治家和思想家已经看到，它深刻地改变了国际政治的格局，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着世界历史的进程。首先，中国持续而高速的经济发展，改变了全人类近五分之一人口的历史命运，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国际事件。近3亿人口摆脱贫困，13亿人的生活正在被迅速地现代化，并且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全球近五分之一的人从原来的封闭状态大规模地融入全球化进程之中，从而使全球政治进程中的“中国因素”变得日益重要。其次，中国综合国力在短时期内的惊人增长，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大大增强，从而打破了原来由超级大国支配的世界政治格局。中国事实上已经开始作为国际政治生活中的一支独立力量而发生作用，并且正在有力地促成世界政治从单极向多极发展。其三，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其国内发展的需要、对“和谐世界”的价值追求和目前的国家能力，都决定了中国的强大，只能是和平的发展。因此，中国的崛起大大增强了国际政治中的和平因素，更加有利于国际社会实现世界和平的共同目标。最后，“中国模式”影响着全球治理。对外开放、国际合作、和平发展这些都是“中国模式”的重要内容，遵循着这些战略策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社会，更多地承担国际责任，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贡献更多的力量，这就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全球治理的现状和未来。例如，中国对全球气候变暖和国际反恐的积极态度和有效合作，明显地增强了在这些领域内的全球治理效果。
在谈到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时，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不能简单地把“中国模式”的价值，看作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国情太特殊了，建立在这种特殊国情基础上的“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恐怕是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能简单地效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