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耀先生从政府部门主动辞职，就任一家公益研究院院长，专业从事公益慈善事业的研究和行动，令人敬佩。中国就缺这种“社会企业家”、公益事业家，或者说社会贤达。

不过，王振耀先生最近提出的一个看法却令人费解。他希望和媒体一起，对富人制造“善意的压力”，引导亿万富翁们年度捐款不少于100万元，从而带动平民每年也捐出几十元、100元。如是，全国全年的慈善捐款额每年可以达到2000亿元。王振耀先生说，这样一笔钱，可望化解中国的贫富矛盾，消弭仇富情结。鼓励包括富翁在内的民众捐款给公益慈善事业，这当然没错。问题是，目前日趋严重的贫富矛盾，果真是因为缺钱而造成的?这里不必去讨论导致贫富矛盾的法律与制度原因，我们回到个体层面来看：那些曾经捐款成百上千万甚至上亿元的富翁们，果真就获得了人们的尊重，因而缓解了民众针对他的仇富情结?恐怕没有哪个富翁敢打这个保票。

王先生这些话语在不经意中，呈现了当代中国人对公益慈善事业的巨大误解。当代中国社会物质主义精神之强烈，可谓古往今来绝无仅有。人们透过物质的有色眼镜看待一切，包括公益慈善事业。每发生灾难，人们就开始数钱：数捐赠者的钱。如果钱多，大家就叫好;如果钱少，大家就愤怒声讨，以致出现“逼捐”现象。而有关机构评选年度公益人物，也是在数钱，捐款规模是最重要的指标。

这样理解公益慈善事业，错得离谱。公益慈善事业就像人间任何公共事业一样，离不开钱，但对于公益慈善事业来说，钱绝不是最重要的东西。公益慈善之源在人心，公益慈善事业之本在人。公益、慈善事业是否繁荣，不由这类机构可支配的金钱规模决定，而由用心参与这类事业的人员规模所决定。在很多时候，帮助一个人并不需要付出金钱，从事公益事业也不需要付出金钱。此时所需要的只是人力的投入，情感的投入。如果时间就是生命，那么，公益事业的本质就是拿出自己的生命与他人分享，就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帮助。有专家说，美国的公益捐赠时间要超过金钱总额的两倍。在所有公益、慈善事业比较发达的社会，这恐怕是常态。

自愿的、发自内心的人力投入，乃是公益事业繁荣的源泉。有了这种带着强烈情感的人力，即使没有金钱，公益慈善事业也可以展开。比如，一个人关爱他人的教师，完全可以拿出自己的时间帮助农民工子弟读书。在所有公益慈善事业比较发达的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主体都是普通大众，比如，在美国，每年大众捐款的总额要超过大企业和财团捐款总额。

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公益慈善事业才发挥着增进人们的共同体感、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首先，一个人从事公益慈善事业，就说明他能够扩充自己的恻隐之心，具有较为强烈的共同体感。这群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稳定社会秩序。另一方面，他们真诚地向他人提供帮助，也必然增进他人的共同体感。由此，通过大众广泛参与的公益慈善事业，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共同体感会增强。

中国式物质主义的公益慈善事业观，却难以发挥这样的作用。如果人们普遍认为公益慈善事业就是捐款，那么，富人就会把从事公益慈善事业当成自己的特权，舆论也会把这当成富人的特殊义务，所谓的平民、穷人，则被解除了这样的道德义务。于是，社会中从事公益事业的人的规模就会比较小，能够享受到其好处的人自然也会较少。社会必然给富人从事公益慈善事业施加巨大压力。那些做出巨额捐赠的富人就会把捐赠当成施舍。社会当然会感受到这样的傲慢心态，而对其产生反感，进而对富人们捐赠的动机进行恶意猜测。这必然让捐赠的富人们感到愤懑，他们进而会认为穷人不知好歹，而怨恨社会。如此一来，富人的捐赠不仅没有化解贫富矛盾，反而公开和强化了互不信任和对抗情绪。而这一切的根源正是在最不恰当的领域中对金钱的错误崇拜。

公益慈善事业确实离不开富人的参与，但他们首先需要投入的是心灵。对公益慈善事业来说，没心没肺的钱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假如富人们真能投入自己的心，投入自己的时间、生命，即使他没有巨额捐赠，也依然可以获得人们的信赖、赞赏。为此，富人们恐怕得抛弃骤得财富的傲慢，以平常心对待财富，以平等心对待穷人，以敬畏心对待社会秩序，总之，需要富人的道德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