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和盖茨两位“世界首善”来中国举办慈善晚宴，据说很多中国富豪怕被“劝捐”而远远躲避。与此相反，已有“中国首善”之称的陈光标在一封公开信中高调宣布，在他离开人世时，将向慈善机构捐出自己的全部财产。他说，在巨富中死去是可耻的。

对这一种高尚的姿态，我高声喝彩。在当代中国，这样的姿态十分必要，极端重要。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此一增长过程中存在不少官商合谋：双方以资本、权力双管齐下，不正当地占取本来属于民众的经济增长收益，由此导致官民关系紧张，贫富分化持续扩大。整个社会陷入一种弥漫性的紧张之中，大众对本当属于社会精英的人群，包括富裕群体，丧失了基本的信任，富裕群体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日趋暗淡，乃至完全成为负面的。

这样的社会关系格局是危险的。富裕群体已经陷入内心焦虑不安之中，静悄悄的移民潮就是这种心态的公开表达。而这种躲避，激起大众更加强烈的怨恨。如果这样的情绪持续积累，富裕群体很有可能遭受重大损害。

从这个角度看，陈光标的慷慨显示了他的仁心，也具有重大公共意义：他是在拯救富裕群体。他用自己的慷慨向大众表明，富裕群体不全是铁石心肠、为富不仁。这将有助于打破大众对富人的整体性负面评价，让公众更为冷静、审慎地看待富裕群体。因此，富裕群体应当感谢陈光标，应当响应他，投入到自我拯救的事业中。

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我想对陈光标提出一个也许有点非分的期望：超越自己、超越财富，看待自己事业的更广泛公共意义。《孟子·万章上》记载伊尹的话说：“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陈光标如果也能具有这样的先知先觉者之自我期待，那就是整个富裕群体之福，也是中国社会之福。具体地说，陈光标现在或可以重新安排自己的人生，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于公益慈善活动，或者说做一个公益慈善为志业的社会活动家。

公益慈善事业之展开需要三个大要素：社会企业家，制度，金钱——而社会企业家最为重要。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人们的“企业家精神”，这种精神比资本更为重要。巴菲特、比尔·盖茨、陈光标三人最初都是穷小子，完全靠着卓越的企业家精神，他们取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

公益慈善事业的拓展，也需要“社会企业家精神”，这与企业家精神大体相通。在社会各个人群中，与社会企业家精神最为接近的，就是商业领域的企业家精神。文人精神或者官僚精神，离社会企业家精神的距离都要远一些。

一个社会，只要有若干成功的企业家转入公益慈善领域，那么，这个社会的公益慈善事业就获得了最可靠的驱动力量。有了这样的人，资金也就不成为问题：他们可以从社会中发掘、筹集资源，并且高效率地使用资源。

在我关于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动力的三要素排列中，社会企业家精神排在制度之前。当代中国的公益慈善制度体系存在重大缺陷，人们已经正确地指出，这一不合理的制度抑制了公益慈善事业，因而，人们呼吁变革这一制度。这样的诉求是完全正确的。问题是，谁来变革?只能是准备投入、投身于公益慈善事业的人们。制度是人创造出来的，而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也不可能由官僚赐予。有了一批热心的、积极的、才能出众的社会企业家，开放、合理的公益慈善制度就会被逐渐地构建出来。

因此，陈光标如果能够将自己的生命较多投入公益慈善事业，并带动更多企业家转入这一领域，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也就获得了最宝贵的资源，将会有较大发展。由此，富裕群体也就获得了更为有效的自我拯救的渠道。民众对富裕群体的态度必将逐渐调整，最终实现社会和解。没有这样的和解，中国社会的基础性秩序就不可能从目前的扭曲、败坏中修复。

让商业事业正处在鼎盛期的陈光标全身心转入公益慈善事业，当然是一个非分的要求。但是，谁让大家生活在这样一个非常时代?这个时代的社会企业家不仅要从事公益慈善事业，他还要构造公益慈善制度，他还需要参与富裕群体的自我拯救。凡此种种，需要社会企业家具有最高智慧，陈光标或者其他人士有这个明智、自信和勇气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