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衷于政治改革的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有鉴于在中国的政治传统和现实格局中罕有现代西方政治制度所必须的力量均衡，因此主张扩大地方权限、强化地方自治，以地方分权制衡中央集权。这就是所谓联邦主义的主张，他们并且以清末地方坐大、自由增进作为佐证。

认为当今中国宪政转型甚至民主化的道路，在本质上可能与联邦主义相重合，这是典型食洋不化的书生之见。不错，在西方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地方权力的扩张往往如影随形。但是，西方之所以能够顺利实现地方制衡中央的机制，与其自下而上的政权结构密不可分。在此之前，近代西方的政治进程恰恰是从中世纪末期市民与国王联手战胜封建诸侯开始的。换言之，西方政治体制的社会基础，奠基于反地方化过程；放到中国传统社会背景下，这与那时民众“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颇为类似。

市民国王联手战胜封建诸侯，演进出新的政治均衡，这是西方政治能够朝着现代化迈步的基础；在市民国王联手的过程中，也通过开放政治参与强化了国民的共同体意识，使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不至在后来自下而上的民主化政治进程中崩溃或解体；没有经历此一强化认同过程的美国，就难以避免南北战争的劫难。

中国现在的政治结构完全是自上而下建构的，中央权威是维系这种体系及其认同的根本纽带；全民政治认同叠经损折，没有经历政治参与的强化。此时，不管是启动自下而上的民主化进程还是突出中间的地方化联邦化进程，都意味着使原有政治结构即时解体。一方面，中央政权主观上绝不可能认同这种自我毁灭的行为；另一方面，客观上社会在旧权威丧失、新权威待立之际，必然出现权威真空，可能致中国于政治危机之中，并且可能引爆全面的社会危机。在全球性竞争加剧的今天，这对于共乘中国这条船的中国人来说，不但不是好事，而且有可能成为难以翻本的劫难；它不仅仅要牺牲一代人，而且不知会影响多少代人：一代人被笼罩在生存危机下苦苦挣扎后，其后代还只能在新的低起点上重新起步，与列强竞食。

正因为如此，在中国，所有的反中央化进程都不可能获得中央政府支持、都只能在中央政权严重衰弱后才有启动的可能；就事论事，这也绝非全民之福。清末即如此，地方独立性是在庚子之乱、八国联军入京、中央政府权威殆尽后才渐成气候的。这种地方分据，是后来终结了和平建国希望的军阀割剧、全国混战的滥觞源头。

要启动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就必须设计出不会致中国于动荡的方案，即必须在顺应中央化结构、保持中央权威的方向上进行。中国现在要学习西方的，不是其政治现代化的宏伟大厦，而是其坚固的地下基础；要仿效的，不是西方后来自下而上的民主化进程或地方联邦化趋势，而是此前市民国王联手、战胜封建诸侯的历程。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估计这一过程在当代中国可以大为缩短，但绝不可以被省略，否则政治现代化大厦始终只会是空中楼阁；纵然搭建起基本框架，也不是徒有其表，就是淮橘成枳。

根据吴思的潜规则理论，在中国社会，政权及其人格代表（执政者）与其代理人官僚群体可分别为两个不同的利益主体。对民权民利的具体侵害，主要是各级官僚由自身利益驱使的作为，它并不符合政权本身追求稳定性、延续性的根本利益。官僚群体能够背离政权及执政者而操作自我利益，关键在于它拥有代理权力执行的位置、握有相对于执政者和民众双方的资源和信息优势。因此，在传统社会民众往往“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有其道理，这在大多数时候都是较优选择。

执政者在当前能否有效约束其代理人的关键是能否打破官僚群体的信息垄断和上下封锁，这需要借助于上下沟通，即实行赵志勇所说的“信息民主”：放宽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的言论尺度，将舆论监督力引导集中在官僚群体的权利侵害、以权牟私行为上，暂不涉及政治体制。这与西方历史上市民国王联手战胜诸侯的历史进程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现在可使用现代技术工具，操作方式带有现代色彩。

从去年以来广受公众关注的孙志刚、孙大午、刘涌等系列事件看，这种“网络民主”确有操作空间和现实可能。由于以“反腐败、求公正”为号召，民众诉求可以不涉及政治制度、不指向最高执政者，政治进程将被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可望获得政权高层认可；由于民众和执政者有着共同的对手--腐败官僚，从人的需求层次理性而言，在实际侵害者有可能解决还没有解决之前，民众的自我意识不会将矛头指向支持“反贪官”的皇帝；一旦行动取得重大成果，民众又能从中获得较大权益，就象改革之初一样，执政者的威望将达到新的高度，改革将赢得更大动力和更大试错空间，社会也可能演进出新的力量均衡。

但是，就象改革的其它方面一样，“网络民主”在中国的进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迭经反复。有反复说明中央政府对此仍有疑虑，既欲得其利，又恐蒙其弊。疑虑来自于经验和环境。经验所提示的教训是：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取得重大成就后，执政者的威望固然一度深入人心，但民众、尤其是知识界的改革诉求也水涨船高、越来越难以满足，直至后来提出了不切实际的政治改革方案和要求；当政府无法跟进时，支持就变成了反对、威望就成为恶评，于是政府被迫转向，政治进程被中止夭折。从经验看，政治进程一旦开放，就会呈现一种自我加速的趋势，政府、民间都无法控制，只能眼睁睁看着它走向极端。

环境的提示是：国际示范的压力、世界霸主的主张，无一不在逼使中国即行政治民主化。政治进程一旦向民众开放，很容易被民间主流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导向追求“宪政民主”的目标，阶段性目标很难锁定在“反腐、公正”上；换言之，政治进程很可能不分阶段，直奔终点。

正是在这种顾虑下，在网络释放出部分民意后，政府又开始着手封闭，只留下较小缝隙。中国政府的考虑是：既然政治过程一旦开放就会自我加速、走向极端、走向中央权威丧失、走向超越现阶段国情的“宪政民主”目标，那么还不如先把它放一放，集中精力安安静静埋头搞经济；只要经济搞好了，人民普遍满意了，到时候再谈政治，就可能拥有一个较为宽松、易于妥协的环境基础。

这种考虑有其道理，但它受到另一方面的威胁，有着半途而废的危险。由于权力腐败猖獗、由于体制内缺少制衡腐败的有效手段、由于社会本身还没有成长出足以抵制权力的资本力量，中国改革正处在危险期，路越来越难走。

虽然任何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市场化、工业化过程都不可避免伴随大量政治腐败和贫富分化，不可避免引致社会普遍不满，但只有权威政体国家，这种不满才无处宣泄、才只能转化为对政权合法性的怀疑，并且必然会加强社会结构的刚性、加剧社会和政治危机。政治合法性的削弱也必然导致政府行为有效性的削弱，无论改革、发展还是稳定，都可能越来越难以持续，这才是当前模式难以持续的根本原因。

在这种情势下，问题层出不穷、不满越积越厚，被动救火，将应接不暇。政府必须争取主动，即主动做点什么，扭转和主导形势。

可见，造成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刚性的因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自由民主主义的“民主即行”主张和理论，二是权力腐败难以抑制。前者在国际示范和普遍真理的名义下，占据了话语高度，掌握了大量群众，使中国政府不敢启动有限的政治进程；后者导致了普遍的社会不满，使原地不动也难以维持。中国问题的政治出路，就是要着眼于解决这两大难题，在左右之间设计出一条新路。

如果能够在话语上、观念上戳穿自由民主主义的普世神话，使其丧失民众认同，那么“信息民主”是当今最可行、可皆大欢喜的政治解决方案。政治进程离不开压力，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单靠既得利益者的施舍，弱势者只能“避免最坏”，社会难以前行。但是，压力并非越大越好，需要适度；更必须讲究策略、考虑力量对比。只有在力量上占据优势，改革才能推进。当今中国社会能否启动政治进程的决定性力量是中央权威，只有中央权威认同，改革才可能启动；只有执政者和民众联手，改革才可能推进。如果将改革目标直接对准现行政治制度，在中央政府的压制下，这种改革至少迄今看不到启动之日；在政权和官僚联手压制下，社会的自发进程也将困难重重。

戳穿自由民主主义的普世神话，启动“信息民主”，不但是迄今为止中国问题唯一可见的出路，也可能是中国为世界历史将开辟的一条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