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中央电视台推出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介绍15世纪以来欧美列强的崛起经验。90年代以降，我们经常被告知列强崛起是因为不择手段，这次则被告知它们的崛起是因为制度建设。《大国崛起》重新接续了80年代的传统，表达了两重含义：第一，中国应向欧美各国学习，尤其是学习制度;第二，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依然属于第三世界，有待“崛起”。
就在电视片播出之后，世界形势突然发生变化。2007年次贷危机从美国蔓延到欧洲，2008年中国主办奥运会，两厢形成鲜明对照。于是，在一些人心目中“大国崛起”的思路宣告作废：盛世对中国而言不再是将来时，而是现在进行时;欧美不再是学习的对象，而是反面典型，中国拯救世界的说法开始出现。2009年，《中国不高兴》、《中国站起来》、《当中国统治世界》接二连三地出版，并频频登上排行榜。“大国崛起”之迅速，有甚于当年的“超英赶美”。
在中国，几乎每个朝代都自称“盛世”。但此前的“盛世合唱”多是自编自导、自拉自唱，这次却有不少台港同胞、海外友人参与合唱，张五常、李敖、陈文茜等人，此前都以批判性著称，现在却争先恐后地讴歌盛世。
世界工厂与土地财政
盛世美学具有超凡魅力，却很容易“见光死”。1966年开始的“文革”，曾对1968年欧洲的“五月风暴”有过直接影响，但那是以中国的绝对封闭为前提的。对中国有过美好想象的美国批评家桑塔格，在20世纪70年代有过一次中国的朝圣之旅，尽管中国方面努力向她展示符合想象的一面，但当桑塔格发现这里更接近“1984”，立即放弃了中国想象。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虽尚未形成开放社会，但也不再是当年的封闭国家。盛世美学不再依靠意识形态支撑，而是以国家经济为后盾。中国的经济模式，已有很多学者作过分析，它的两大支柱是世界工厂和土地财政。
世界工厂使得上亿农民的生活维持在温饱水平，既不至于因为饥饿引发大规模危机，也难以成长为更具公民意识的中产阶层。世界工厂中的血汗工厂，由于人力成本低于机器成本，一些企业甚至以人力代替机器，以便使廉价商品占领世界各地的超市。在工人可以通过工会等渠道有效维权的国家，很多工厂无法降低人力成本，难以与血汗工厂竞争，要么关闭，要么移到中国等国家。
中产阶层的处境与工人没什么本质区别，将近一生的收入被住宅预支。地方政府从出售土地使用权中获得大量财政收入，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在房地产中获得高额利润。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各种政策优势使得国有企业处于绝对优势，民营企业难以与之平等竞争。2009年，山西省以安全和优化为由进行煤炭企业重组，民营煤矿被国有化，仿佛再次上演建国之初的“公私合营”。
庆典美学与“后庆典时代”
世界工厂和土地财政使中国有了“ 硬实力”，但国家富强与民众幸福并不能完全划等号。面对种种批评，中国一直有着软实力焦虑。
在这种情况下，盛世美学大显身手。
盛世美学的常见形式是庆典美学，即通过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举办重大庆典、展现盛世景象。今天，去中国任何一座中等以上的城市，几乎都会发现这座城市悬挂着横幅或招贴，预告有一个国际活动即将举办。当地媒体会把这项国际活动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渲染得无以复加——尽管离开了这座城市，就无人知晓。
从筹办到举办，一个庆典的美学效果可以持续好几年，整个过程具有规模动员的效应，也为强力维稳提供了理由。不过，庆典美学也面临难题，即如何面对“后庆典时代”。其实这个问题也不难解决，只要用“不断庆典论”取代封闭时代的“不断革命论”，就可以保证庆典美学的可持续性。例如，据说我们又将准备申办世界杯，按照惯例，比赛场地将设立在多座城市，庆典美学的有效范围将会更大。中国还尝试让庆典美学走出去，比如2009年成为法兰克福书展主宾国，但是对很多事件缺乏可控性，效果并不理想。
对盛世来说，灾难是巨大的污点。但一些地方和部门以盛世美学轻松地消解了灾难，发明了温情脉脉的灾难美学：灾难的残酷性被救灾的好人好事取代，救灾者成为主角，遇难者成为配角。赈灾晚会是灾难美学的集大成者，一些捐款的个人或企业成为道德偶像，他们是否兑现捐款承诺，却不再重要。灾难美学通过许诺一个美好的未来，遗忘现实。灾难美学代替了灾难反思。
庆典和灾难互相冲突。庆典美学却和灾难美学并行不悖，甚或相得益彰，这是盛世的美学奇观。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以地震遇难者口吻撰写的“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将庆典美学和灾难美学合二为一，受到网民的批评。但更多时候，盛世美学有着为数不少的受众。
盛世美学与盛世危言
盛世美学以及它背后的经济模式，会不会作为中国模式向外输出?这个问题引发很大争议。
按照惯例，认同中国模式者应看好它对世界的影响，批判中国模式者应看低它对世界的影响，实际情况却相反。《当中国统治世界》的作者马丁.雅克，在接受《南都周刊》记者采访时，对自己取这个书名有一个“辩证”的解释。他说：“这是因为中国永远不可能真正统治整个世界。美国没有，英国没有，中国也无法统治世界。”
我不太喜欢动机论，但鲁迅对于海外友人有过这么一段涉嫌“动机论”的评价，值得温习：“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人们多起来了，加之以外国人。我常常想，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灯下漫笔》)事实证明，称赞中国模式者(尤其是台港同胞、海外友人)，通常获得不菲的利益回报，不仅出版著作、发表演讲一路畅通，还经常作为“友好人士”享受贵宾级待遇。
一直对当代中国的状况有所批评的秦晖先生，2007年撰文《第三种可能》，指出“我觉得有一种可能，就是用中国在权力不受制约的前提下形成的有某种特征的市场经济，改变了全球市场经济经过100多年已经形成的某些规则”。与封闭时代相比，当下的盛世美学更具光圈效应，不易“见光死”，但它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仍是一个疑问。
富士康、本田事件，暗示血汗工厂的模式逐渐走到极限。尽管这些企业在血汗工厂里已算条件优越，工人们的满意度却越来越低。与其说工人不再吃苦耐劳，不如说工人不再愿意成为血汗机器，开始在温饱之外寻求个人的尊严和自由。很多工厂开始从沿海迁到内地，以维持低人力成本，但是日益老龄化的年龄构成，将使得企业日益面临无人工作的困境，最近两年的民工荒就说明了这一点。
土地财政同样面临重重问题。首先，房价已抵达甚至超越天花板。政府试图让房价保持稳步增长，以保障土地财政的可持续性，但在不完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房地产陷入疯涨— 控制—报复性疯涨的循环。其次，即使房价可以无限制地上涨，拆迁引发的矛盾也愈演愈烈，平息这种矛盾的维稳费用愈来愈高。如果陷入恶性循环，这种经济模式将难以为继。
盛世美学本身也值得反思，公民的日常生活比庆典更重要，庆典不能取代日常生活，更不能取代灾难。盛世美学虽使一个国家具有光辉的国际形象，但背后也隐藏着各种危机。一个可持续的盛世，公民权利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国家形象。周有光先生在接受《财经》采访时指出：“(有一种‘中国模式’)认为…… 美国在慢慢衰弱下去，要衰亡，中国的模式起来了，大国崛起嘛。这种说法鼓吹说，将来世界中国模式代替美国模式。那么我就找一找，哪个国家学习我们?没有。所以我想这不是真的。”这种“盛世危言”虽没有“盛世美学”光彩耀人，却值得细细回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