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和学生在课堂上讨论17世纪思想家帕斯卡尔《思想录》中的第131节，这一节讨论的是基督教的“原罪”问题，也是帕斯卡尔在讨论“人的境况”时，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原罪的《圣经》故事说，上帝创造了第一个男人亚当和第一个女人夏娃一起生活在伊甸园中，上帝要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服从上帝的命令，治理这个世界。可是亚当和夏娃违背了上帝的戒令，犯下了原罪，这原罪传给了他们的后代，以致所有的人类至今都全是有罪的。人类必须等到耶稣重新来到这个世界，重新解救人类，才会有机会解脱原罪，重新回到上帝在创世时与人类的原初关系。

在第131节中，帕斯卡尔本人对原罪的解读是传统的。他碰到了一个自己无法解答的问题：要当下生活在这世界上的人类为他们6000年以前的先人承担原罪，这是公正和正义的吗?帕斯卡尔认为，人类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此，这个问题对人类来说成了一个“谜”。人类处在一个两难的境地之中，一方面是无法解答这个问题，另一方面则是无法抛开这个问题来生存，也就是帕斯卡尔所说的“不能想象没有这个谜的人类”。怀着这个不解之谜而生存，便成为人类的宿命。

我的不少学生都来自天主教家庭，他们熟悉“原罪”故事和对它的传统解读。但是，他们似乎并不同意帕斯卡尔的解读。有的学生认为，一个人的原罪是不能传递给另一个人的，每个人也无需为他人的罪承担责任。这显然是一种自由个人主义的原罪解释：任何一个人都不应当为别人在很久以前所做的事情承担责任，他只能对自己所做错的事情承担道德责任。有一位学生说，罪在人类中一代一代传递，不仅实际上不可能，而且在道义上也是非正义的。不少其他学生同意这个看法。在美国的个人责任民主文化中，这种看法最能为青年学生所接受。

还有一位学生说，她在人类学课上学到，可以不直接从字面上阅读原罪的故事，而是把它当做一个“神话”，一个象征，从它看到每个正常个人所必须经历的一种转变，那就是，人类的道德天真(单纯无知，无自我意识)必然要转化为具有自我意识的道德自决。按照这样的理解，原罪不是一代一代相传的，所以与人类历史没有关系。原罪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每个人在一生中都可能有某个原罪，它对他个人一生中都有影响。

另外有一位学生从社会学来引申这一观点，提出，原罪的“传递”可以理解为一种“被破坏”的后果，那就是，如果最初的道德盟约或其他规则被破坏，那么，由此造成的道德破坏或伤害可能遍及所有他人，甚至子孙后代。这在世界历史上是有例证的。

我觉得后面这两位学生的看法特别具有现代公共意义。在历史的某一时刻，恶进入了这个世界。一旦这个恶(非正义)进入了这个世界，并且开始存在那里，它就在起破坏作用了，这个世界也就不再是原来的那个样子了。这个恶或罪无可避免地会改变所有的人际关系和个人行为，普遍程度可以超过一般人的想象。这些受影响的人们于是有了不道德的行为，造成并强化一种普遍的，人人作恶的生存处境。

在这个处境中，每个人都参与了恶，都在影响或鼓励其他人像他自己那样参与罪和做恶事，没有一个人是与其他人隔离的。每个看来是个人的自由行为，其实都并不是出自他自己的个人选择。他所做的选择，做出的行为，都与他所身处的那个社会和那个社会中的他人密切有关。在美国，奴隶制就是这样一种原罪。

这样解读原罪与每个人的关系，与阿伦特和哈维尔对极权社会的分析——— 极权主义败坏人类道德生存处境———相当一致。例如，“文革”的时候，人们生活在一种道德堕落的状态之中。

即使我们对“原罪”这个问题不能得出一个明确的解答，那也不会削弱了讨论“原罪”问题的人文价值意义。如帕斯卡尔所说，这些问题可能对我们是一个“谜”。但是，又和帕斯卡尔所说的不同，我们讨论这个“谜”并不是为了把它当做我们今后生存的一个“宿命”，而是为了反抗和改变这个宿命。

今天，我们仍然在为“原罪”的破坏付出代价。中国古代的人都敬天知命，相信神佛，知道善恶有报是天理，所以不敢胡作非为。对神的信仰，也使人们的道德水准保持在一定的高度上。但在世界历史上的某一时刻，强权彻底破坏了人的“敬畏”感，人变得为了功利目的，急功近利、无所不为。于是，弄虚作假、谎言欺骗变成为社会行为的规范，开始在政治、社会、文化、商业、人际关系中无不充斥着虚假和谎言。于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缺德害人的事情举不胜举，层出不穷，屡禁不止，出现了一个“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可怕局面。大面积的人性扭曲、良心泯灭、道德畸形，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人们会情不自禁地问：我们究竟是怎么落到这么一个道德堕落的境地中来的呢?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呢?这么问，问的其实就是“原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