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我在写《战后西欧国际关系》时,即时时想到一个问题:所谓“国际关系”或“国际问题”,放到社会科学里,能不能算做一门“独立的学科”?当时初建西欧研究所时大家的共识,是把研究的时间范围设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而实际上,大家越来越把关注点放在当前的“热门”话题上,只跟踪眼前发生的事情。于是我产生了一种印象:这似乎等于把新华社以及当时所能看到的外国通讯社的消息(大部分又都能在《参考资料》上看到)当作基本材料,编写成各类专题性的文字,这样的工作至多是一种资料的整理,很难说是学术性的、理论性的研究。

我还觉得,作为社会科学的国际问题研究,应该不同于外交部的国际问题研究所那样的实用的工作。所以,在我的脑子里一直有一个“在社科院里国际问题的研究应该是怎样的”的问号。

对于我个人来说,从写《战后西欧国际关系》时起,就越来越觉得,国际问题的研究必须和社会科学的“五大支柱”即文、史、哲、政、经结合起来,或者说需要有这些基本学科的滋养和支撑。我曾同当时负责领导“国际片”的社科院已故副院长李慎之讨论过这个问题。他很赞同我的看法。他说:“研究国际问题的人,首先应该是‘通才’。”还说:“研究者需有文史方面的修养,而‘国际’则代表的是一种广阔的世界眼光。”后来我写了一篇“拓宽国际问题研究的视野”,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国际问题研究,要搞出水平来,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这有两层意思。

其一,学者本人的文化素养问题。一个中国学者需要中西兼顾。国际问题研究是研究世界上的事,但是一个中国学者不可不通晓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国的文献、中国的哲学。严复曾经抱怨那时中国留学生只懂西文和洋概念,不懂“中学”,结果或者成为西人的“羽翼”,或者学得些屠龙之技,回来一无可用,结果不过是包装金光熠熠,实际上没有多少“实货”的“传声筒”。过去看乔冠华、萧乾等人写的国际小品,觉得很耐看,不落俗套,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有很深的文化素养和见识。

其二,“国际关系”是人类社会或文明发展史中的属于国际政治的“零部件”,必须把它放在世界文明史的大框架里去考察。脱离了“文明”和“社会”,就只剩下了浮在表面上的“关系”。例如研究欧洲,它本身就是一个文化概念,或文明概念。一个研究者应该有欧洲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方面的尽可能充分的知识和思想准备。

我在几乎快写完《战后西欧国际关系》时便开始考虑欧洲的文明问题,或者是转向欧洲文明范围内的问题,于是便脱离了单纯跟踪眼前现实的路数。

正是在这个时候,资深编辑邓蜀生先生受浙江人民出版社之托组织一套“当代世界名人传记丛书”,约我写《戴高乐》和《撒切尔夫人》两本。基于上述的研究思路,我把戴高乐和撒切尔夫人既分别放在法兰西和不列颠历史文明的传统里,又放在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里,通过这两个人传达两种文明。

1984年6月,我访问法国临近结束时,拿到了一份请帖,请我参加巴黎大学“争取独立与和平论坛”讨论会。讨论会的总题目是“欧洲:文化的内在同一性和现代性”,副题是“同一性中的多样性;多样性中的同一性”。我觉得新鲜,便去参加了。到会的除法国学者外,有英国、西德、意大利、希腊等国的学者,我没有发现除我以外的非欧洲人。讨论会分为三个小组,主题分别是:文化的内在同一性;民主、和平和欧洲建设;欧洲面临的新挑战。我“走马观花”,三个小组的讨论都听了一些。发言的人从不同角度谈欧洲有哪些有利于欧洲联合的因素,有哪些内外因素使它们非联合起来不可。同时也有许多人慷慨激昂地讲了有哪些障碍和难题使欧洲依然无法联合。总之是从欧洲自身出发谈欧洲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的问题。当时正值西方一些报刊耸人听闻地大谈“欧洲的衰落”,再加上新科技革命的压力和“重点转向太平洋”之议,欧洲怎么办的问题简直无法回避。我听到的发言几乎无例外地都说脑子里要有个“欧洲观念”,即超越民族界线的“欧洲观念”。

何谓“欧洲观念”?到图书馆一看,讲这个问题的书真不少,我一目十行地浏览了一本法国史学家写的《历史中的欧洲观念》,又看了一本《欧洲的先行者》。后来在伦敦的图书馆狼吞虎咽地又看了几本书。这些书内容丰富,但散得很,一路说开去,对于“欧洲观念”这个概念本身,率皆语焉不详。我想:“欧洲观念”大概就是巴黎论坛上说的“欧洲人何以为欧洲人”的意思吧。

然而,所谓欧洲毕竟包含许多的“民族国家”。因此“欧洲观念”势必含有两层意义———既是欧洲的,又是民族的。

某个星期天,我到伦敦塔去游览,在一条长椅上歇脚,旁边坐着一个英国老者,我们漫谈起欧洲人的不同特色来。这时走过一群穿红着绿的青年游客。老者指着他们说:“如果他们不是讲的某种欧洲的民族语言,简直分辨不出他们是哪国人;都是一个样儿,看不出民族来。”

不过,法裔美国学者斯坦利·霍夫曼对我说:“别小看了英吉利海峡,一水之隔,民情迥异!”

我多次问过一些英国学者,今天的英国人是否仍然认同当年丘吉尔的一个观点,即英国和欧陆的关系是“ｗｉｔｈ”而不是“ｏｆ”。他们说问题提得微妙,英国人是欧罗巴人,但不是大陆的欧洲人;切莫忽视了历史传统的差异。

当今世界,由于科学技术的发达,人的时空观念已经大大改变;用不了一个小时的飞行就可以从巴黎到伦敦;特别快车可以一天穿过几个国家。无论有没有一个组织起来的“共同市场”,这个“市场”自然就在那里。“欧洲联盟”乃是历史发展的自然逻辑的产物。青年一代对于半个世纪前的“战后”情况,只在书本上看过,或听老人们讲过,如今那理解已大不相同。当代法国人和德国人相处的心理状态和相互关系,与普法战争以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情形,早已起了根本变化。法国中学生对阿尔方斯·都德的举世闻名的短篇小说《最后的一课》的感受和体会,肯定不会像他们的前辈那样。欧洲人的相互“趋同”和“认同”意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代了历史上民族“对立”的情绪。

然而,当你看一场欧洲足球赛的时候,观众席上沸腾的激情,人心的向背,会使你突然发现欧洲的民族主义的感情有如无法抑制的洪水。更不要说在涉及民族利益的根本问题时,只需根据发言人的谈吐和举止,就一下子能判断出是哪个国家的立场了。

所以,“欧洲观念”反映的是两种含义的交织:欧洲有自己的“认同性”,欧洲主义者侧重这一面;欧洲又是不同民族国家构成的,民族主义者坚持这一面。欧洲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悖论是欧洲的常态,综合在“欧洲观念”里。

欧洲文明史上的时分时合,有“一”有“多”,分中有合,合中有分,是了解欧洲历史哲学的一个线索。虽然有失浅显,但它是经过我自己的探索而抽出来的一条线。于是我先是把粗浅所得,写成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欧洲统一’观念的历史哲学论纲”,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并受到了一些朋友的注意。他们建议我把这篇文章扩大成一本书,这样可以说就有了我研究欧洲文明史的第一本书,即《“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经过若干年,认识在不断发展,于是在上个世纪末又有了我和周弘合著的《欧洲文明扩张史》和最近出版的后者的增订本《欧洲文明的进程》。也许今年年初,我去年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讲课纪录稿也将辑印成书,书名《欧洲文明史论十五讲》。在后几本书里,我都涉及了我晚年所归结的一个思索命题:“欧洲何以为欧洲?中国何以为中国?”这肯定是我有生之年作不完的文章。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前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