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从宏观经济的短期稳定来看，还是从中国所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来看，中国确实仍然需要高投资，但是投资的方向必须进行根本调整。在进行过一次从产业投资向产业导向型基础设施方向调整之后，现在需要进行第二次调资方向大调整，那就是从产业导向型基础设施，转向民生型基础设施。

8月8日，媒体报道，工业与信息产业部提出18个重点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的具体目标、任务和时间表，电力、煤炭、钢铁、有色金属、水泥、造纸、纺织等高污染、高耗能行业的2000多家企业榜上有名。8月1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统计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3.3%，环比上涨0.4%。这两则新闻显示了当下中国经济结构的扭曲。尤其是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灾难事故表明，如果不尽快而彻底地对经济增长的基本规划进行调整，则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将因为日趋严重的相互冲突、内部断裂而破碎化。

高投资依赖症

人们已经说过无数遍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是高投资。这种投资主要是政府主导进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支持了高投资。因此，中国经济最容易出现的风险是“过热”。为了抑制过热，政府被迫进行调控，通常是进行行政性调控。中国经济在政府这只“有形之手”的操纵下大幅度波动。过去六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这一基本机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

过去几年来人们看到的情形，包括本轮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也仍在这一框架中。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地方政府官员之间为了升迁展开了经济增长竞赛。于是，地方政府主导了高投资。不过，这种高投资也是中央政府乐意看到的。所以，中央银行对此予以积极配合，持续创造非常宽松的流动性。

由此必然出现经济繁荣，并必然进一步变形为经济过热。它最直观的表现是物价上涨。不过，当统计局公布C PI超过人们一般所说的警戒线的时候，通货膨胀已经走入下半个周期。通货膨胀不可能是所有价格一起上涨，而必然呈现为不同商品价格的陆续上涨，比如从房屋、股市，到煤炭、石油，再到绿豆、玉米等。CPI所反映的消费物价，尤其是食品价格上涨，一般意味着通货膨胀接近结束。由此不难理解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最近物价上行，而经济下行。

面对价格上涨，政府被迫出手进行调控，但与以前不同，地方政府成为经济增长的主体，则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就很难直接起效。其实，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选择就决定了其调控的失灵倾向：中央政府同样具有增长偏好，因而不大愿意使用标准的货币政策工具，而迷信行政性手段。用行政手段淘汰落后产能，就属于这种行政性手段。但行政手段意味着调控需借助地方政府进行，这就给地方政府截流政策留出空间。在这种政策机制中，只要政治压力不是足够大，宏观调控措施的效果就不可能充分发挥。

宏观调控的这种失灵导致宏观经济措施的不对称性：刺激措施总是轰轰烈烈的，抑制过热的措施总是温吞吞的。当下经济增长速度略有回落，马上就有人在谈论二次刺激。在这种热心背后可以看到增长主义的经济和政治信仰。

长此以往，高投资所积累的“错误投资(m al-investm ent)”就不可能被有效地清除，一波又一波过热持续积累，最终形成结构失衡，其具体表现为“产能过剩”。比如钢铁，2004年政府就曾试图遏制钢铁行业的投资热，当时钢铁产能为4亿吨。但此后，产能仍持续扩张，这一次钢铁又被列入需要遏制的产业名单。

方向严重失衡

但是，高投资真的错了吗？平心而论，当代中国经济结构的症结不在于高投资，而在于投资方向的严重偏差。

投资大体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与城乡居民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基础设施，比如居民饮用水，住宅建设、修缮，公共卫生设施，防洪水利设施，村庄、社区道路，教育、医疗服务等等。离开这些设施，人们将无法正常生活。任何一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尤其是政府财政支出，应首先致力于这方面的投资。第二类是支撑产业、尤其是工商业增长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即人们所说的“铁、公、基”。第三类则是产业投资，即直接兴办各类工商企业的投资。

一个平衡的经济结构，要求整个社会的投资在这三大部门之间合理配置。不幸的是，过去六十多年来，中国的高投资主要投向了后两类。在经典计划经济时代，政府的原则是先建设、后消费，主要投向重型工业产业。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投资有所转向，因为投资产业已无利可图，政府与私人投资大量转向生产导向型基础设施，并美其名曰为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环境。近两年来，地方政府成立了大量融资平台如城市投资公司，依靠廉价土地作为资本、抵押所获的资金，大多数投入生产导向型基础设施领域。

由此出现了一个奇怪景象：各级政府都以“基本建设”为名上 马大量工程，但民众生活的基本条件似乎并无明显改善。

这种奇怪景象自有其制度原因：在以增长和财政收入为主要指标的政绩观支配下，政府官员进行的基本建设，要么是生产性项目，要么是政绩工程。与民众生活直接相关的城乡基础设施，政府的投资则长期欠账，当下也严重不足。政府虽在忙着进行“基本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城乡居民赖以生活的基础设施始终不够完善，诸多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不能得到满足。比如，政府投入巨资财政资金兴建连接大城市之间的高速铁路，乡村道路及连接村庄之间的道路，却需要农民自己出钱。

这样的基本建设固然维持了经济高速增长，也创造了一些社会福利，但与经济增长的高速度相比，人们的福利改善速度相形见绌。这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同时，它在相当程度上扩大了不同群体的福利差距。生产导向型基础设施建设必然集中于城市，集中于收入水平本来就比较高的地方，这样的基本建设提高了这些地区人们收入的实际福利效用，因为其单位收入所附加的基础设施价值更高。反之，乡村地方、经济本来就不发达地区人们收入的实际福利提升速度，瞠乎其后。高强度的基本建设不仅没有缩小城乡差距，反而使之日趋扩大。

可以说，高投资过分集中于产业和产业导向型基础设设施，不仅导致经济结构失衡，也扩大阶层差距，制造社会紧张。大规模、高规格的投资，不是在让全社会的经济合作、分工更为平顺，反而人为地扩大鸿沟、制造壁垒。比如，城乡基础设施的差距扩大，妨碍了资本在两者之间的双向自由流动，让生活在乡村的居民无法深度卷入现代经济社会分工、合作网络中。

需要更多民生型投资

因此，不管是从宏观经济的短期稳定来看，还是从中国所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来看，中国确实仍然需要高投资，但是投资的方向必须进行根本调整。在进行过一次从产业投资向产业导向型基础设施方向调整之后，现在需要进行第二次调资方向大调整，那就是从产业导向型基础设施，转向民生型基础设施。全社会的投资应当更多地投向与城乡居民生活直接相关的基础设施，比如，让每一个农民方便地获得洁净的饮用水，让每一个居民都可以享用充足的公共卫生设备，如此等等。

在这方面，政府应当承担主要责任。产业投资现在已经基本由私人企业来承担，政府也完全可以把产业导向型基础设施交给私人企业，这些投资可以采用盈利模式进行。政府及政府投资国有企业则应当全力转向民生型基础设施，这些投资通常不能用盈利模式进行。如此，可以在私人企业和政府之间形成合理的投资分工。事实上，人们设立政府的目的，本来就是提供私人企业不愿、或者无力提供的公共品，过去中国各级政府的做法偏离了这一本分，现在的改革，其实是让政府回归本分。

如果投资进行这样的转型，高投资就将成为民众之福。同时，从经济角度看，这样的方向转型，也将让中国的高投资找到软着陆之道。高投资终究是不可持续的，产业投资似已趋向饱和，产业导向型的基础设施也正趋向饱和，已成惯性的高投资唯一出口就是民生型基础设施。而这样的投资可以改善中低收入民众，尤其是乡村和小城镇居民的生活条件，刺激其创业和消费，从整体上减少经济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塑造一种大国型经济结构。

现在的问题是，政府有没有可能完成此一转型？也许，各种层出不穷的问题将会迫使各级政府意识到民生方面的基础设施的匮乏。但当然，真正能够推动政府投资转型的，还是民主的政治。政府怎么花钱，在当下，并不完全是政府可以说了算。目前已经有一些渠道，让人大代表、让公众可以参与政府财政预算的决策过程。人们应当最为充分地运用这些已经开通的渠道，表达意见，施加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