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2月26日（农历正月初九日）凌晨3时，“一个中国新诗人”陨落。1987年，曾以《一个中国新诗人》大力推介穆旦诗歌的王佐良先生，用《穆旦：由来与归宿——诗人查良铮逝世十周年祭》再次浓重地抒写一笔，此后在九十年代又写出《谈穆旦的诗》，此文为《穆旦诗全集》序言，据编者李方先生说，这篇序言是王佐良一生著述的“绝笔”。《一个中国新诗人》第一句，王佐良写道：“对于战时中国诗歌的正确评价，大概要等中国政治局面更好的一日。”

2007年2月26日，也是农历正月初九日。历史的巧合机缘，亦如日历的重叠。经由《白求恩传》与巫宁坤先生结识，当初向巫先生写信请求翻译版本授权时，我与巫先生尚未谋面，仿佛冥冥天意，我因只知巫先生西南联大毕业，即发过去一篇关于穆旦的小小诗评，巫先生很快回复答应授权；经年之后，在陪巫先生及其夫人江边散步之时，又谈及穆旦，他们曾在美国求学期间同住一个屋檐下。2004年12月8日，巫宁坤先生信中提到：“最近，我又写了一篇小文章，已发给上海《文汇读书周报》，希望能在诗人逝世二十八周年时登出来。”这篇纪念文章便是《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穆旦逝世二十八周年祭》。

十几年前，当我还是一名大学生时，在图书馆里面翻阅，读到穆旦的《诗八首》，为“那窒息着我们的/是甜蜜的未生即死的言语”惊叹，逐一寻找他的诗作。或许是由于青春的同质性，那爱的绝望表达得如此坚强不颓废，让我诧异之余心折不已。王佐良认为这是“现代中国最好的情诗之一”。年轻时候的穆旦把浓重的现代意识渗透到字句中，让读者的呼吸都有点紧张，却又领会到巨大的欢愉。钱理群认为穆旦的诗“排拒了中国传统的中和与平衡，将方向各异的各种力量，相互纠结、撞击，以至撕裂。所有现代人的生命的困惑：个体与群体、欲望与信仰、现实与理想、创造与毁灭、智慧与无能、流亡与归宿、拒绝与求援、真实与谎言、诞生与谋杀、丰富与无有……全都在这里展开。”《诗八首》让我真切地感受到爱情的存在、山重水复的曲折、无以描摹的欢欣与苦痛。

十几年后，这个生活在我心中近十年的诗人，才渐渐褪去用语言音律包裹的外衣。这外表这境遇这血肉之中，深藏着一股力量，我深信这力量将感染后世千万人，亦如我们被千年之前的诗人感染一样。心中的诗人也从一个书面形象，经由熟识者的讲述，还原为一个本真的人。在各种版本的诗集（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穆旦诗集》、中国文学出版社的《穆旦诗全集》）、传记（如由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仅印行2000册的《穆旦传》）或者研究著作（如新近由文津出版社印行的《穆旦：苦难与忧思铸就的诗魂》）的书脊或扉页上，大多是年轻穆旦的肖像：笑着，憨直却灵光外露。《穆旦传》中可见到他不同时期的照片，其中1957年四十岁时的全家福中最为富态，1960年与姐姐和孩子们的照片上已明显消瘦，1964年他和挚爱的母亲合影，我从中看出了他当初毅然决然回国的决心，待到1972年的夫妇合影，比较1949年在美国佛罗里达拍的结婚照，更添人生长叹，而1975年的那张单照，与年轻时的神态竟然一模一样——始终保持着一种独特的气韵，从未屈服于环境，在最艰难的条件下仍旧大量劳作翻译或写诗，绽放出生命的亮色。

他曾经活生生地在这世间走过一遭，吃了各种样式的人间苦痛，他的独特经历已是传奇：1938年2月从长沙出发开始步行，走了两个多月到达昆明；1942年5月到9月在原始森林中陷入绝境而生还，堪称奇迹，却很少对同辈人讲那些经历，曾对老师吴宓说过（吴在日记中记：“铮述从军的见闻经历之详情，惊心动魄，可泣可歌。不及论述……” ）；1976年摔伤右腿之后，作诗二十余首，其中《冬》一诗，无人不为之感佩。《冬》，便是穆旦起于南开中学与西南联大的诗情沉潜长达30多年之后的勃发。巫先生的纪念文字提到这首诗的改动，我愿意从悲剧精神与悲观主义的分歧中去理解。楚图南曾在1938年6月写过《悲剧精神与悲观主义》一文，谈论战时的气氛，便清楚地解释了两者的判然区别。若读1980年2月《诗刊》由最初手稿发表的《冬》，悲剧精神的强力再一次猛攻了命运，也与其后三章连贯而出，更见力道。我以为，悲剧精神远非颓废的悲观主义可以混淆。

在面临生存的困境时，他表现了超乎常人的冷意，有沉默的英雄般的沉潜，然后以温暖出之。即便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也“愿意感情的热流溢于心间”，年老时候的穆旦“由于几十年坎坷经历的浸泡，显得更加意蕴深厚，保留了他的繁复的诗艺”，终于见诸文学史籍：“他的受难的精神历程与中国新时代受难的历史过程正可以相互印证。”昨日读到余英时先生为《一滴泪》允晨订正版序，洋洋万言，落笔“国家不幸诗家幸”，不由悲从中来，遂提笔纪念穆旦逝世30周年，虽学力不逮，仍勉力为之。“一个星亮在天边”，它光辉不灭。